公元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十九世纪中国最后一次富强兴国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老佛爷慈禧先是幽禁了光绪皇帝，接着又下旨捉拿变法首犯。康有为和梁启超闻讯躲入日本公使馆避难，然后又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坐着日本军舰逃亡去了日本。当时没有飞机，轮船也跑得慢，美国又太远，虽然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但日本在中国人眼里，还没有像后来那么可恶，所以大家都往日本跑。可到了谭嗣同这儿，不知怎么就中了邪，就是不走。等他设法营救光绪也失败后，大家就又劝，说这下老佛爷可动真格的了，要动刀子砍人头了。还有武林高手自告奋勇要护驾。可这谭嗣同就是不挪窝，还说中国还从来没有人为变法流过血。看看国外，没有变法不流血的。他要为中国的变法流一次血。

嗨，这不是典型的“大傻冒”么！

小孩子吗，想不通也就不想了。直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后的某一天，不知怎么又突然想起了谭嗣同，当时不禁为之大哭一场。

八九年的六月，一场运动刚刚在中国结束。当时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比较紧张的，好像快要窒息了一样。不仅参加过那场运动的学生和普通老百姓们在为中国的前途紧张，那些在这场运动中“没有认清形势”的党员干部也无不在紧张地思考，更不用说那些中央的领导同志了。当时唯一能接触到的新闻媒体，中央电视台，也在紧张地进行一轮接一轮的舆论攻势。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两条新闻是：第一，清华的学生周锋锁在原籍陕西西安，由姐姐和姐夫举报，作为一名被通缉的北京高自联领导成员之一，被抓；第二条就是某位学者躲进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后就不再出来，直到后来在美国人的一再坚持下，中国共产党才放其去了美国。

当时听到这些消息，悲伤之余，心里还有几分暗自庆幸。被通缉的那么多，毕竟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听到报道，也就是说还“逍遥法外”。庆幸之余，不禁还一直在替他们担心。直到后来有一次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某某正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读书，穿名牌，追女人，意思是还闹着些“花边新闻”。至于这“花边新闻”，当时自然是嗤之以鼻的，相信又是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但那些一直不知下落而为之担心的人，正在美国确是千真万确的了。

······

“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了头。康有为和梁启超师生二人也先后到了日本。来年康有为又独自流亡加拿大，并创立保皇会（又称中国维新会）。当时在海外华人中，保皇会的影响力是要比孙中山的兴中会（也就是后来的同盟会）大得多的。不仅从会员的人数上，海外华人的捐款上，还是对国内的影响上，兴中会当时都还稍逊一筹。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创办了《清议报》，并积极主张与孙中山合作，但由于康有为的反对而未成功，不仅使其本人，而且也使中国的民主革命丧失了一次极其宝贵的机会。一九零三年，梁启超自美洲游历后，看到当地华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遭受的歧视，感慨共和制度的弊端，日本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长处”，从而言论大变，成为坚定的保皇立宪派，并与同盟会的革命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战。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但其后不久就被袁世凯窃了国。梁启超则在其时积极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委屈求全任职于袁政府中。想必他也早就知道袁世凯正是那个为了染红自己的顶子，在戊戌变法时就曾出卖过谭嗣同等维新党人的“大贼”。想不通如此一个卑鄙小人，为什么在当时却有这许多人要拥之为总统。不过后来在袁世凯复辟称帝后，梁启超为了维护共和，又积极投身于其学生蔡鄂发起的护国战争。至于康有为，最后的记载就只有坚决拥护袁世凯称帝和积极参与张勋的“辫子军”复辟了。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称某些晚节不保的伟人和名人为“早死十年为完人”。其实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我们这些头脑发达的血肉之躯呢。去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只要活下来就好，能到外面的世界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在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已经开始见效，其发展的经验，对于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的中国，本应该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想不通梁启超如此一位绝顶聪明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当时比较美日的结果却是要借鉴君主立宪。更可笑康有为在共和制已经建立后，还死心塌地要为自己找个皇帝可供磕头，其思想之顽冥不化也到了极点。

至于说美国，也不是只有金钱主义和种族歧视，许多新的文化，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先进的科技也是很值得研究和学习的。尤其是去了美国又能进入最好的大学学习，切身地体会许多过去只是听说过的东西，回忆回忆过去，考虑考虑将来，写写文章，作作研究，也确实不失为一件极好的事情。只可惜古人学到了还是有皇帝好，今人学会了金钱最实在。什么民主自由，抱负理想，都抛在一边吧。至于反思之类的事情，也让老外们折腾去吧。反正他老外不管怎么拍片子，还不是得让我们来做男女主角。想不通中国的“下海” 潮为什么会如此汹涌以至彼岸。

又过了几年，被抓进去的学生也从监狱里放了出来，有的也去了美国，也在那所著名的大学里开始念书了，甚至前一阵子在报纸上跟诺贝尔和平奖也有了关系。或许早到的人心里就在后悔，早知道共产党不会真的杀头，拼着坐几年牢，现在出来也能同样风光了。今天建党，明日组会；这阵子去欧洲演讲，过几天又在国会前抗议美国跟中国发展贸易。想不通为什么有如此的时间与精力，却不愿分出来一点点来安安静静地作些学问和研究。唉，在这一片眼花缭乱中，只有我这个最不合时宜的人，不知怎么又想起了那个未能完成学业，现在不知身在何处的清华学生，还有那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学生，工人，或许还有其他的什么人吧。

唉，想不通的事情太多也就不想了吧。只知道最后跟着学生们走出天安门广场的是台湾来的歌星侯德建；只知道历史是最公正的，时间是最明亮的；只知道由衷地赞成一句话，“反对任何人或组织借‘六 四’之名捞取政治或其他资本。”

呜呼！谭嗣同，那个小时候怎么也想不通的人，那个“傻冒”一个的人，那个一定要为中国变法流血的人，在八九年六月后的那个夏天，成了我为之痛哭的人。

后记：

八九年以后的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中国大陆看到和听到许多这样那样的消息和新闻，感慨与看法，于是总觉得有些话憋在肚子里想要说出来，想写点什么。现在的中国，私底下对政治发发牢骚，甚至骂娘也一般没有人管了。但是想要公开发表点什么，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胆小的缘故。

现在人到了海外，可以说了，也没有人管你写了，却又总给自己找这样或那样冠冕堂皇的借口，什么需要找工作维持生计啦，需要学习英文啦，需要对这里的社会多作些了解啦。总之是讲经济多一些，其他就几乎没有什么了。

其实我们这些可以写自己想写文字的人，比起那些在国内为了文章能够发表出来，而千方百计隐词含意的人来说，实在是应该感到惭愧的。

现在的中国大陆，说实在的，最不缺的就是搞经济的人了。反而那些对中西方历史作比较研究的人，研究民主制度在西方社会起源与发展的人，以及那些思考如何在中国切实可行地实施民主政治的人，才是现在最需要的。就算不能作全心全职的研究，至少在饭后茶余的闲谈中，相信对孩子们也是会有些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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