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九四零年秋季开始，犹太人在荷兰的生活开始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很多人意识到风暴即将来临。一九四二年，老板奥托-弗兰克准备和家人藏身于他的公司密室。他把这一秘密告诉了既是雇员也是朋友的梅普-吉斯，并问她是否愿意今后帮他们提供食物。吉斯女士毫不犹豫地说：〝是的。当然可以。〞丈夫扬-吉斯也表示会无条件地协助他们。
一九四二年六月初，奥托决定立即实行藏匿计划，梅普与丈夫扬到奥托家协助准备。七月六日早晨，梅普与弗兰克的大女儿玛戈特会合，俩人装作一起上班的同事，各骑一辆自行车前往公司。梅普一如平常般办公，而玛戈特则躲到公司楼后侧加盖的空间内。第二天早上，弗兰克夫妇与小女儿安妮也顺利地躲进藏匿处。一个星期后，他们的朋友范-佩尔斯一家三口加入，到同年十一月，又有一位牙医也成功地躲了进来。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里，吉斯夫妇和另外志愿帮助的四位荷兰人一起，周旋于商家和黑市购买蔬菜肉食。他们日复一日地为弗兰克一家和他的朋友运送食物、捎去报纸杂志，同时维持公司的正常运作。他们冒着被告发、监禁、驱逐甚至处死的危险，一直坚持着。对于藏匿中的人们而言，梅普等人不仅奉献出宝贵的友谊和热诚，而且是他们仅有的希望和欢乐之源。吉斯女士说，她偶尔也会想到自己所承担的风险，但是，〝照顾这些人是最主要的事情。〞
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躲藏在公司的八个犹太人因人告密而被盖世太保逮捕送往集中营，后来只有父亲弗兰克一人幸免于难。在安妮一家不幸被捕之后，吉斯女士在密室发现了安妮在藏身两年期间写下的日记还有一些家庭相片。她把这些物品全部锁在公司办公桌的抽屉里，准备在安妮获得自由后交还给她。
维护真相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军投降，荷兰解放。六月三日，奥托-弗兰克回到阿姆斯特丹投靠吉斯夫妇。当梅普得知安妮再也无法归来后，便把安妮的日记作为遗物交给了弗兰克。
荷兰文的《安妮日记》在一九四七年于阿姆斯特丹首次发行，英文版则于一九五二年问世。此书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并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本书和〝安妮故居博物馆〞已成为暴政统治下种族灭绝受害者的历史见证。
在战争结束后的五十多年里，吉斯女士走遍了美国各地和欧洲的多个国家，代表国际机构〝安妮-弗兰克中心〞演讲，与众人分享她对安妮及其亲友的回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悲剧。同时，她也以此驳斥那些对大屠杀的否认和认为《安妮日记》是伪造的指控。在每一年的八月四日，吉斯女士都要闭门谢客一整天，以独特的方式纪念遇害的犹太朋友。
梅普曾接受过美国女作家艾莉森-戈尔德（Alison Leslie Gold）的采访，在一九八七年出版成《安妮-法兰克回忆录：关于一位协助法兰克家庭藏匿的女士》（Anne Frank Remembered: The Story of the Woman Who Helped to Hide the Frank Family）一书。一九九五年，她又参与协助《安妮-法兰克回忆录》（Anne Frank Remembered）纪录片的拍摄。吉斯女士维护真相的不懈努力为她赢得了许多荣耀。一九七二年，她与丈夫扬共同获得以色列政府颁发的国际义人头衔。
对于当年的挺身而出，吉斯这样说：〝（帮助那些人）对我来说是这么自然。他们无助无力，不知道向哪里求助。我总是强调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是尽了作为一个人的职责：帮助有所需要的人们。许多人没有伸出援手，有些是因为恐惧。〞
一九九四年，梅普吉斯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领奖时说：〝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是我们作为人的责任。如果我当初没有伸出援手，我可以肯定，我将度过许多、许多不眠之夜。我的生活将会是痛苦的。虽然，每当我想起那些亲爱的朋友时，我不知流过多少次泪。可是，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那毕竟不是因为曾拒绝帮助的悔恨之泪。〞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有人至今不承认曾经发生过的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时，吉斯答道：〝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早上九点，我见到过一个名叫安妮-弗兰克的健康坚强的十五岁女孩。之后我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开往奥斯维辛的运牛车的名单上。如果种族灭绝从未发生，那么请告诉我安妮现在哪里？因为今天她本应与我们同在。〞
谦卑的英雄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安妮日记》
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避
难房，1960年开辟为博物馆。
保存《安妮日记》的梅普-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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