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这本书，作者之一当年也是《中国可以说不》的执笔人。（新唐人）

《中国可以说不》流行的时候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处于跟现在“愤青”差不多的年龄段，经的事很少，加上爱国心使然，看《说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它整个立论的基础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立论基础错误会带来一个致命的后果，即这个基础一倒，后面的一切推论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美国次贷危机便源于此，一切金融衍生产品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模型上——即房价总是不断在上涨。金融产品衍生链条越来越长，就像摩天大楼越建越高，但地基却十分脆弱。最后等房价开始下跌时，就是整座摩天楼垮塌的时候。

《中国可以说不》的致命错误则在于忽视限制条件。它在宣传中国强大的时候画了一个大饼，其前提就是中国经济能一直延续百分之八的增长率，这样总有一天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共主导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也会随着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的耗尽而急转直下。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让我开始理性思考中国问题，而不再被煽动性的话语所左右。我在浏览《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时发现了与《中国可以说不》类似的问题。作者用无数隐含的假设作为前提，无论表面看来其论证过程多么严谨（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这些假设却并不存在。

举个例子说，作者从汶川地震中民众捐款所以带动企业家和明星捐款，得出结论说：“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我把自己工资的1/3都捐出来了，我排了两个小时队献血，我就是要他们捐这么多钱，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当然不能说民间高尚整个社会就全部高尚了，反覆地这么逼，最后就有可能实现社会总体高尚化。”

仔细看看这段话，作者至少隐含三个逻辑错误：第一是偷换概念——“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等同于“逼捐就是对的”，把主观标准替换成客观标准；第二是轻率归纳——在这件事情上“高尚”了，今后遇到其它事也会同样“高尚”（“反覆地这么逼”所隐含的就是这个逻辑错误）；第三仍是忽视限制条件，没有考虑“民间高尚”会不会受到中共政府的强力阻断。

如此分析，结论不免有些悲观。中国的“愤青”只在中共允许的事情上“高尚”。在大地震中他们确实表现了对灾民的同情，但是当“灾民”因那些被豆腐渣工程压死的孩子而变成了“访民”的时候，愤青们就把“高尚”丢在一边了。可见“愤青”的“高尚”是靠不住的。其次，如果愤青真想“高尚”，也要把制造豆腐渣工程的党政官僚揪出来、甚至质疑中共制度性腐败的话，恐怕他们的下场就像搜集地震中死难学生名单的四川作家谭作人一样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抓起来。由此可见即使“民间想高尚”，中共也不会让你真正“高尚”起来。

随手翻翻，书中比这更严重的逻辑错误俯拾皆是，限于篇幅，我无法在这里一一指出。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作者用这种煽情的手法煽动民族主义，对于中共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一个国家的国民之所以国际地位低下，其实源于政府的奴颜卑膝。且不论“五四”本身的性质问题，只说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个时候的学生都知道，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不能收回战败国德国的在华利益，反而要把这些利益转交给日本人，这是北洋政府的无能所致。所以，学生在提出“外争国权”的口号后，紧接着就是“内惩国贼”，直至有“火烧赵家楼”的激进行动。

如果中国人真的因《中国不高兴》而更爱国了的话，对于中共牺牲子孙后代利益割让领土领海给俄罗斯、日本、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把中国银行变成外资的超级提款机；屠杀和压榨中国人等，这种“不高兴”就不再对着外国，而很有可能指向执政者。

中共一向是既要利用民族主义转移对国内矛盾的注意力；又要防止民族主义的抗争矛头对准政府。《中国不高兴》越流行，中共的担心就越大。迟早有一天，《中国不高兴》，中共更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