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份中國人，包括胡溫等具有良知的上層人士在內都非常明白，專制的中共政權是一套反人類文明的罪惡制度。這種罪惡制度的罪惡顯然並不意味着這個政權的所有成員都是罪惡的，而意味着它能爲一切反人類文明的罪犯提供犯罪的能量，並確保其免受法律的追懲。僅從有關殺戮的犯罪層面而言，中共高層中惡貫滿盈的惡棍畢竟是極少數，但那極多數的、具有中共黨員幹部身份的人，卻與這極少數惡棍一樣共同揹負着犯罪和不道德的惡名，一如每個納粹黨徒時至二戰結束六十餘年後的今天仍然揹負着深重的恥辱和原罪。

　　針對人民的血腥暴力，尤其是發生在最近7年裏對信仰自由的冷血迫害事件裏，許多黨員幹部雖未主動地去具體施實這些犯罪，卻也並沒有主動地去制止這些犯罪。中共幹部身份是獲得一切非正當利益的前提條件。絕大多數中共領導，或爲保有或攫取更多財富，或爲避免被清算，不得不維持這種特權身份，哪怕採用血腥殺戮的手段予以維持。而對他們的不道德、非法、野蠻甚至犯罪惡名的指責，在大多數中共領導看來早已習以爲常——誰也不能把我怎麼樣。

　　共產黨員原本就是無神論者，他們淺薄地把宗教理解爲求平安、求升官發財的手段。因而在失去法律和道德的約束之後，他們一無忌憚，不斷升級自己的惡行，終至無惡不作。每一次做惡之後的不受懲罰，又都給他們增加了下一次犯下更大罪惡的勇氣，併爲其他黨官作惡提供了最惡劣的示範。

　　因此，當下另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是，整個中共政權被這個政權內部大大小小的犯罪集團所挾持。中國製度文明的改革十幾年來不進反退的跡象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中共內部反文明的勢力目前仍然是這個龐大政黨命運的操控者。這樣的操控者在大肆聚斂無數不義之財的同時，出於保護不法的既得利益的本能，持續動用一切非法、野蠻甚至公開血腥殺戮的手段，鎮壓一切他們認爲需要打壓的和平抗爭者。於是與他們無度暴斂財富一同加增的是他們針對無辜人民的作惡和造孽。這樣的作惡造孽已發展到在他們看來是不得不賭上自己和自己子孫性命的地步。目前中共一些官員的行爲已經遠離理智，他們的心態已經達到狂亂的境地。這是一種完全喪失理智的賭徒狂亂。他們拚死操控中共這艘風雨飄搖的大船，劫持船上所有中共官員的命運爲人質，以做垂死掙扎。

　　蘇家屯事件帶來一個在性質上急轉直下的局面。此事涉及到國際公法意義上不容討價還價的一項原則，即反人類罪及羣體滅絕罪屬於全人類不分地域、無時效限制加以追懲的大罪。因而胡溫的人生從此也就不再單單是一個光明與黑暗的選項問題，而是關乎他們二人將來能不能避免被國際法庭追懲的問題。在此我個人願意相信，蘇家屯的罪惡肯定是在他們二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我真誠地希望胡溫身邊那些國際公法專家，本着與人爲善的良知，並以最真切的形式告知他們，以便使他們能做出他們完全明白責任與後果的選擇。聯想到當年朱鎔基簽署的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我們痛感中共領導身邊那些所謂的「頂級」法律專家是多麼的靠不住。

　　胡溫與我們同樣清楚，中共政權的統治基礎是謊言和恐怖，而決不是人民心甘情願的信託。原本就缺乏正當性、合法性以及人民認同性的中共專制統治，最近幾年裏更被產生於江澤民時代的大批貪得無厭的兇殘官吏們毫無理智的暴虐而斷送殆盡！「突如其來」的蘇家屯事件及其後續效應必將在國內廣爲傳播，支撐維持中共政權的最後一絲謊言將在全體人民的唾罵中宣告徹底破產，胡溫也將被這一事件逼至做出最後選擇的死角。

　　無論胡溫他們如何選擇，中共滅亡的命運都將無可挽回。然而他們的選擇卻關乎他們是否與中共一起滅亡，關乎他們自身和家人的命運甚至生命安全。

　　我們從來不懷疑法輪功和其他善良人士傳播蘇家屯滅絕營真相的能力與決心。在可以預見的很近的將來，這個慘絕人寰的驚天血案必將天下知聞，無論是中國的普通百姓，還是西方的議員或政府。「六四」時的機槍坦克屠殺了數以千計的民衆，而今天國內外的人們將因蘇家屯發生的數千法輪功被活體摘取器官的事件而徹底放棄對中共的幻想。這裏不再有粉飾血腥的任何藉口，而唯有爲一己私慾而對我們同胞中最善良者施行的像對待豬狗一樣的管制、活體器官摘除和焚屍滅跡。存在如此令人震驚的邪惡，是我們每一個人類個體的恥辱。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而蘇家屯血案的組織者和所有參與者也因其喪盡惻隱之心而被歸爲非人類。如果胡溫選擇沉默，就是選擇了成爲這個非人類集團中的一員。他們的沉默將延長滅絕營的存在，也將鼓勵滅絕營中的惡鬼屠夫們繼續行惡。僅此一項罪行，就將成爲胡溫永遠背不動的十字架。

　　在中共這個罪惡集團中，每個黨員都帶着中共的原罪，因爲是每一個黨員的存在壯大了這個邪惡集團，每個黨員對組織的服從成全了中共的暴行。處於胡溫這樣的位置，不能說與中國曾經或正在發生的罪惡毫無責任。然而，這樣的地位同時也使他們有了得天獨厚的洗刷罪過的機會。這樣的機會稍縱即逝，沒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是無論如何也抓不住的。

　　在基督教歷史上，君士坦丁大帝簽署的宗教寬容法令結束了羅馬帝國對基督教三四百年的迫害，並使君士坦丁大帝名垂青史。同樣，而今對於信仰自由的包容不僅將結束中共這個政權的邪惡，而且也將使中華民族走向新生。做江澤民，還是做君士坦丁大帝，歷史不會給胡溫太多的時間去猶豫，特別是蘇家屯事件已經將迫切的抉擇擺在了胡溫的面前。

　　胡溫如何選擇，取決於他們的個人智慧和對整個民族命運的擔當感。他們的選擇給他們個人政治命運帶來的風險取決於他們自己的精確拿捏，也是關係到我們整個民族階段性命運的一個變數。相信他們二人不存在智慧資源匱乏的問題，決定他們做出何種選擇的主要因素是勇氣，而勇氣又仰賴於智慧對選擇帶來的風險的精確研判。目前，他們面臨的一個已不再能由他們個人的意志爲轉移的迫切性的問題是：選擇與否已不再由他們個人來抉擇，擺在他們面前的僅剩下了只可以選擇，不可以不選擇。在光明與黑暗的選擇面前已無折中選擇的可能：選擇對專制的堅守，即是選擇了個人命運的絕對風險；而選擇與人民一道邁向自由民主的未來，即是選擇了開闢個人政治新生命和中國歷史新紀元的最爲輝煌的明天！

　　這種選擇即便是存在風險，那也是極度輝煌到來之前的一點微不足道的風險而已。今天的中國人民是完全有條件保證他們符合民主文明進步價值選擇的絕對成功的。因爲這種成功，胡溫必將贏得全民族發自人性深處的擁戴和整個國際社會的強力支持，我個人也將會是全民族羣體中熱心擁戴支持兩位的最爲堅定的一員。全民族會在你們的帶領下戰勝任何困難和挫折，使我們的社會制度漸進步入成熟的發展軌道。

　　當胡溫做出這樣的現實選擇時，來自全體人民包括前中共黨政軍各界和整個國際社會的支持，一定會把他們驚得目瞪口呆，這絕不會是聳言聽聞。我們真切地希望胡溫倆位同胞能儘快做出自己的選擇，這不僅僅只是單單基於與人爲善的美麗。

　　自由民主人權的法治社會不久將成爲現實。胡溫的選擇將影響着她到來的方式和時間，但絕不是她的到來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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