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我們多方努力下，在父親的老同志的幫助下（父親的這個老同志既是大學同學，又曾是非常親密的戰友，在文革中他爲父親做了假證，爲共產黨陷害我父親立過功，文革後他很快恢復了省級領導職位。處於良心的譴責，他爲我父親的平反從中央到地方做了很多正面的工作，提供了很多幫助。）在一九七九年父親名義上被共產黨轟轟烈烈的平反昭雪了，但父親的屍體和死因卻是個無頭案。共產黨對我們沒有做任何交代，甚至被說成那都是「四人幫」在當地的代理人乾的。還說，「你們不要再追究什麼人了，這是「四人幫」的罪，「四人幫」不是已經被判刑伏法了嗎？」這個十惡不赦的共產黨把自己在文革中對整個中華民族犯下的萬古惡罪一股腦兒的推到了「四人幫」身上，把共產黨自己輕輕鬆鬆的給摘出去了。當受迫害的人控訴所謂「四人幫」罪行的時候，對共產黨的「撥亂反正」卻心懷萬分感激，痛哭流涕，甚至振臂高呼「共產黨萬歲」。可憐的中國人，幾十年來被折磨的遍體鱗傷，精神上和肉體上遭受了無情打擊，多少人無家可歸，多少兒童流離失所，又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中華民族的整整三代人在文革的浩劫中被蹂躪成愚昧、癡呆、精神上不正常的一個羣體。

只有《九評共產黨》才真正的揭開了這個邪惡幽靈的面紗，共產黨的「廬山真面目」徹底大白於天下。在天之靈的父親也一定會有知，是《大紀元》給了我們揭露邪黨罪惡的千載難逢的良機。

父親從小受布爾什維克爺爺的影響，從14歲起就隨大哥參加了第三國際，在蘇聯塔斯社做情報交通工作，並參加了前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黨。「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正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就讀的父親參加了中國革命，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九· 一八」事變後轉入北平東北大學繼續求學，並於一九三六年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東大期間，父親加入了學生會領導工作，並參加了民族解放先鋒隊。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後，根據工作的需要留在了白區。在白區艱苦鬥爭的歲月裏，爲深入敵營，給地下工作準備條件，父親憑着聰明才智多少次巧妙地與敵人周旋。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黨在延安整風，與單線聯繫的關係人丟掉了與黨組織的聯繫，父親心急如焚，組織了河北旅蘇同鄉會、青年科學研究社、青年科學出版社等公開的活動組織，試圖創造條件尋找黨，並於一九四四年在北京小實報以尋人啓示的名義尋找黨組織的關係聯絡人，至一九四五年接黨內人士自太行山來信，囑咐可回根據地，父親毫不遲疑，立即繞路北上，返回根據地。

父親回到解放區後忠實的向黨組織彙報了自己在敵佔區的工作情況，並向黨承諾：「從我所做的工作來看是忠實於革命事業的，我沒有變節，沒有做出任何一件叛黨的事情，這是完全向黨保證的」。直到文革前，父親多次向省委乃至中共中央辦公廳提出申請，要求幫助黨弄清自己的歷史，提供證明人的線索，並要求黨組織給自己以許身爲黨的機會，再三的表示爲黨的事業赴湯蹈火，在所不惜。迫切要求恢復黨籍或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象父親這類知識分子的老革命，又在白區工作過，因爲和組織丟掉了關係，解放後一直被列爲內控對象，視爲「有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並株連九族。共產黨流氓成性是因爲它就是流氓暴力起家的，它不管你爲它怎樣嘔心歷血，赴湯蹈火，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它要是不相信你，它要對你起疑心，你就會被它踏上一隻腳，採用它的獨裁專制壓倒你，甚至剝奪你生存的權利，真的就讓你永世不得翻身。

因爲父親的這段「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加之父親的才華橫溢，使得共產黨的幹部妒火心燒，想方設法壓制你，甚至至於你死地。從四六年到六六年在這二十年的漫長歲月裏，父親曾失落過，曾不解過，也曾不平過，爲自己恢復黨籍或重新入黨做了一生不懈的努力。

他曾給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過信，給省委書記寫過信，給市委寫過無數次的書面材料，但最終得到的結論是：「你們這些在白區工作的知識分子的關係太複雜了，解決組織問題困難，不像工人」 。 父親只好說「嘆今生緣份已滿，盼來世再當工人了」。

在這二十年的時間裏，由於他的「歷史問題」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把柄，他豈止在恢復黨籍或重新入黨的問題上傷盡腦筋，在多次的政治運動中他都是被運動的對象，遭誣衊、受陷害，屢屢降職降薪。對待這一切，他像一個鋼鐵巨人一樣頂立着。因爲他相信毛澤東的理論：共產黨員是實事求是的，是相信真理的，是不能陰奉陽違的。他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坦誠的說「在出生入死的環境中與敵人鬥爭，沒有在敵人的酷刑下投降，沒有在紙碎金迷的妖威下變節，直到今天，也沒有計較地位、工薪，我只要求給自己以許身爲黨的機會」。有人認爲這是「人到無求品味高」，其實，全然不是，一個無怨無悔把自己最珍貴的生命許給共產黨的人，還不足已說明他對共產黨的忠誠和爲黨的事業奮鬥終身的高尚情操嗎！？當這一切隨着光陰的急行都化爲烏有的時候，我的父親──一個光明磊落的共產黨人發出了最後的吶喊：那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年浩劫的前夜，他公開發表了《加入中國共產黨聲明書》，其中寫道「我願意加入中國共產黨，獻身革命事業，遵循中國共產黨黨綱的規定，爲共產主義事業而終身奮鬥，請黨審查批准。自即日起，以馬列主義者的非黨布爾什維克身份按月繳納黨費，特此聲明」！他用發自內心對共產黨不變的忠誠和行動，用自己的生命在捍衛着自己的追求和信仰。

可是共產黨是怎樣對待這樣一位對黨忠心耿耿並許身爲黨的同志的呢？

隨着文革的深入，全國處於白色恐怖，到處殺機四起，父親的頭腦開始有所清醒，歷經多次政治運動的他意識到共產黨要對他下手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他曾經機智勇敢的躲過了一次共產黨對他的暗算。

前一天夜裏市委大樓裏發生了一起血腥大屠殺，軍隊給支持的一派羣衆組織發了槍，爲此父親很氣憤，認爲軍隊不能這樣支一派打一派，於是白天去了軍分區請願，要求不要向羣衆開槍。當天白色恐怖籠罩着整個城市，父親預感到山雨欲來，爲避開有人跟蹤或火車站圍追，他連夜獨自一人步行幾十公里到邊遠的一個小火車站踏上了去京的列車。父親剛離開後的兩個小時，全副武裝的基幹民兵黑壓壓的埋伏到了我家的後院，他們手上戴的是白手套，（那是他們被識別的信號）被對面樓上的鄰居看的一清二楚，然後上演了一場調虎離山計。試圖引我父親出來而後擒。那時只聽外面有人大聲喊：外面有情況！我們以及左鄰右舍的鄰居也都跟着跑出去了，出去後我們什麼也沒有看到，第二天清晨，當目擊者告訴了我們昨天夜裏的突擊行動和他們所看到的這一切的時候，我們替父親機敏的虎口脫險捏了一把冷汗。流離失所半年後父親才返回家園。

一九六八年初夏，共產黨以「三國特務」的罪名，由公安局和警備區司令部聯合將他非法逮捕，據說那天早上父親剛剛到工作崗位，就被拉去開會，突然進來一幫象土匪一樣的軍人，厲聲叫道「誰是XX？」 父親站起來說：我是，你們要幹什麼？。它們對着我父親說「你被逮捕了」。當時在場的人後來告訴我們：「你父親當時非常沉着冷靜，面不改色，立即反問道：有逮捕證嗎？」在場的人當時驚呆了，他們不相信眼前的這個「多才多藝的忠良才子，」面對手持鋼槍全副武裝到牙齒的衆多歹匪竟是這樣的大義凜然，無所畏懼。父親更不可能想到共產黨的那個逮捕證形同一張白紙。黨的一句話，想寫上啥就是啥。無須任何證據，黨想讓你活，你可能都活不起，黨想讓你死它不讓你多喘一口氣。父親把自己寶貴的生命許給了這個惡黨，這才是父親一生中最大的悲哀。

在父親死後的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公安局關於他的所謂《專案組》就自動解散了。

如果說上一次的暗算是共產黨利用武裝基幹民兵乾的，而這一次卻是共產黨自己赤裸裸的上陣，光天化日之下耍了一次土匪大流氓。

父親被抓的當天上午，我正在學校習練歡慶成立市革命委員會方塊隊，樓上的鄰居只有10歲的小萍趁着我們習練休息的十分鐘，慌慌張張地跑過來告訴我：你爸爸被抓走了，是警備區司令部來人抓的，看見她那種緊張的已經扭曲了的臉神，我的心一下子什麼都明白了。等我回到家後看見家裏的籬笆院牆全都被人踩倒了，連雞圈都被踩翻了，受驚的小雞全都跑到了馬路下一羣小房的房頂上，一個個抻着長長的脖子，驚恐不安，就連家裏的花園已生長几十年的一人多高，足有五、六十棵的萬年紅從根到葉到花朵也遭到了滅頂之災。頓時間家裏被洗劫了。抄家的人從房間裏出來拎着一隻手提鐵箱（這只是父親的工作文件箱，手動按鈕可自動開啓同時伴有鈴聲提示）向圍觀的人羣說「看！這就是電臺」。當時只有19歲的二哥在家，他被這突如其來的大掃蕩驚呆了，不禁指着手持機關槍帶着領章帽徽的軍人問：你們爲什麼抓我的父親，他犯的是什麼罪?那人說：你父親是反革命，是日本特務，是蘇修特務，是美蔣特務。二哥接着問：是不是朝鮮特務?那人理也沒理的走開了。待我和姐姐趕回家裏後，那個家從裏到外已經面目全非了，據在場的鄰居說父親被五花大綁地壓在抄家的汽車上，被車上的人打的順着嘴角流鮮血，還在不停地打，父親在搖着頭躲，被在車上的人又是一陣猛打，告訴我們這一切的鄰居沒有再忍心看下去……這是當地最大的一次抄家行動，由公安局簽發所謂的逮捕令，警備區司令部持槍警戒執行逮捕，當地的媒體以標題爲「抓到了三國特務的特大喜訊」做了報道。

我和姐姐趕緊跑到了母親的單位，家裏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母親居然不知道，還買好了韭菜準備回家包餃子，其實，母親的單位及她周圍的人早已知道，他們一直在監視着母親的行動，母親也早已知道，在她的身邊早就有一個父親單位的眼線，她的丈夫是父親單位的專政大軍。我們姐倆擁着母親匆匆趕回了家，因爲母親她是頂樑柱啊!剛強的母親在我們面前顯示出了無比的鎮靜，我們四雙期待的眼睛似乎在聽她的召喚，但，她沒有眼淚，沒有恐慌，只有一雙堅毅的目光和一顆了解與她共同生活二十年的丈夫那顆對共產黨的赤誠之心，她堅信她的丈夫是清白的。

就在那一天那一刻之前，我還是市紅代會組織的成員，還是老革命幹部的紅後代，還是一顆革命的種子，但是，就是這些個但是，凡曾屬於我的什麼都不是了，連在學校讀報紙的權利都給剝奪了，所是的只是一頂反革命家屬的帽子，是一個被遺棄又被監管的十四歲少年。我和我們家的每一個人沒有了朋友，沒有了鄰居，甚至連小偷也不敢越雷池於一步，別人怕受我們家的影響，我們怕連累了別人，熟人見面都不敢打招呼。就在那人人都把階級鬥爭當成日子過的年代裏，人人都成了階級鬥爭的殉葬品。連門口副食店買醋打醬油的賣貨員都擰着鼻子跟我們牛着，時不時都跟我們拿一把。我們沒有了做人最起碼的尊嚴，共產黨禍害了我們的家，可是我們並沒有改變自己──這就是要象人一樣高昂着頭活着。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僅僅十二天，父親被打死，死了以後還給加了一個罪名「畏罪自殺」。怎樣自殺的且沒有交代任何現場和證據。後來聽一個知情人說，父親在這十二天的時間裏被輾轉了好幾個當地打人有名的專政大軍，並親耳聽到過父親被打時的慘叫聲。

父親死後，是母親單位的保衛科的人及專政大軍和父親單位的專政大軍一些人出面來恫嚇家屬，公安部門除了抓人抄家外沒有再露面。爲了逃避鐵的罪證，爲了滅屍，他們採取高壓政策不許家屬收屍，他們讓我母親親筆寫把父親的屍體交給政府處理的字樣，母親不從命，他們就執筆，讓母親在他們寫好的一項非法協議上簽字畫押，即"屍體必須交給人民政府處理，今後不再找人民政府"。只有母親能畫上這個押，才能爭取到爲我們兒女能看父親最後一眼的機會，不簽字畫押這個機會都不給。爲此他們脅迫母親長達4個多小時。母親每次提及此事都說：那跟黃世仁逼着楊白勞賣喜兒畫押沒有兩樣。

我們所目睹的現場是：父親仰臥在太平間一個角落的水泥地面上，頭髮上卷着泥土，僅僅十二天的監獄折磨，父親的面龐已經面目全非，右側額頭(身體緊貼着右側牆面)連着太陽穴處有一條長8釐米寬1釐米紫褐色的還沒有來得及水腫的致命的傷痕。太平間的停留時間只允許兩分鐘，而且不許靠的太近，不許蹲下看，家屬及子女之間分別被保安人員隔離開，以避免家屬採取什麼行動，看清父親死亡的真面目。幾分鐘的時間家屬便被匆匆的攆了出來。當家屬和子女走出太平間時，他們什麼都明白了，門口停着一輛卡車，車廂裏扔着一張破涼蓆，這就是送父親遺體的"靈車"？他們將把父親的遺體送到哪裏？他們將怎樣處理父親的遺體？我們不得而知。活着的有着親情血緣的兒女及妻子就這樣最後看了一眼自己的親人，埋下心中深深的疑惑和恐懼，無言的相互簇擁着，好象真的再怕失掉其中的任何一個，就這樣默默地走了7里路，當我們回到家裏推開大門的時候，天似乎一下子塌下來了，眼淚幾乎噴射而出，天哪!這是人世間嗎?兒女們的心靈防線終於被衝破了。可是，只有42歲的母親，以其高度的冷靜和堅強的毅力控制着這已無法控制的場面，她告誡孩子們：要挺住，要堅強起來，擦乾眼淚，要活下去。爲了減少別人的痛苦，我們每一個人都作出最大的按奈，不使自己哭出聲來。天黑了，我們把窗簾拉的嚴嚴的，把哭聲壓的小小的，以免再遭大禍。我們扯碎了白被裏，偷偷的系在腰上，頭上以寄託對自己敬愛的父親的哀思。夜深了，爲了避免有人盯稍，一直沒有掌燈。時至凌晨兩點，一家五口人圍坐在一張雙人床上，不敢睡覺。伴隨我們的是恐怖和黑暗。這時，外面風雨交加，電閃雷鳴，藉着閃電的光亮，看見了夜是那樣的低沉，那樣的可怕，父親哪，你現在在哪裏?蒼天哪!你是在爲一個好人的冤屈鳴不平。

父親死了，一個忠心耿耿的共產黨人，一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在許身爲黨的誓言中，被黨當做兒戲一樣輕取了性命，滅了屍……以至三十七年後的今天，也沒有人知曉父親屍體的下落和父親真正的死因。只有父親頭部太陽穴上的致命的、連骨頭都塌陷的、黑紫色的傷痕和父親滿頭的污垢這個事實告訴了我們：父親是被惡棍打死的。而打死父親的當事者(何止幾人)。由共產黨豢養着一直逍遙法外。

在父親死後的日子裏，由於共產黨的株連九族，我們家先後經歷了7 次抄家。母親被專政9個月。三個子女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其中大哥從農村回家探親時，被說成藏有國民黨旗和蔣介石像，由當地街道抓去專政2個月，受刑毒打差點要了他的性命。二哥在農村因爲是特務崽子，貧下中農把他的行李扔出來，他被迫住牛棚。姐姐下鄉時16歲，農村批鬥四類分子和右派時，她總是被拉去做陪綁。有一次因爲喝苞米面糊糊吃不飽，半夜在被窩裏吃了一塊從家裏帶去的餅乾，被拉出去批鬥到下半夜2點。

父親去世那年我十四歲，父親6月份去世，母親8月份被專政，姐姐和兩個哥哥分別在10月份和12月份下鄉插隊。我無法生活下去，被迫去姥姥家。就在我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艱難痛苦的歲月，共產黨還覺得不夠，在我們心靈的傷口上繼續迫害，並派軍代表強佔了我們家的房子。

在姥姥家避難的日子裏，我無數次的遭到街道小腳偵緝隊以半夜查詢戶口的名義騷擾，說我是特務崽子，攆我離開。不許我住在那裏。姥姥是一個有涵養有頭腦有才氣的女人，她每次爲了保護我都挺身而出。才能使我有幸留下 。

家裏的這一切變故使我年少的身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就在軍代表強佔我們家房子的那天，母親被專政大軍押回家，我被從學校召回，讓我們承認房子是我們同意給的。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覺渾身發抖站立不住，爲了不讓母親看出來，我勉強支撐着，直到專政大軍把母親帶走，我一下就攤在了地上。那次，我得了一場大葉性肺炎，雙肺均被感染，只剩下兩個小肺尖。因爲沒錢住院、沒人去醫院護理，在家高燒持續半個月不退，後來遇到了一個好心的大夫，每天到家裏給我打兩次青霉素，一個月以後我才退了燒。他們說我的命真大，穿越了一次生死線。我知道那是上天留下了我。

我父親的死是很悲慘的，但我的父親又是幸運的，今天我們兒女代表他退出了這個共產邪靈組織。讓他徹底抹掉了這個獸的所有印記，包括退出的蘇維埃布爾什維克黨，讓他的生命有了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我們相信這也一定是他的願望。他的在天之靈會爲之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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