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關貴敏

話未幾句，關貴敏便痛感於如今的中國社會道德風氣的下滑之快，演藝界亦不例外。在國內時，關貴敏屬於名流一族，住在北京西城區，算是文化區，雖說物質生活優越與一般人，但他們圈子裡的人很多人都有一種不安的心態，活得不踏實，說不定出門遇上了賊，說不定哪天就翻了船。女演員出了名，長得漂亮一些，就不得不在京城裡找個靠山，否則到地方演出時，那些書記、局長、大款等都會揩油佔便宜，要不然你就無法上電視走紅露臉。

風氣既然如此，在那樣的大染缸下中，如同“桔生淮南則為桔，生淮北而為枳”，不受污染很難，甚至變得不好了都意識不到。在國內時，是覺得活得鬱悶彆扭，但並沒有感覺太大的不對勁，出來一看，才知道生活在國內便有錦衣玉食，也是非常的悲哀，因為人們的思想完全被禁錮著。

修煉前，關貴敏經常與朋友說“人的思想就如同水，放在甚麼容器裡，就成甚麼形狀，放在桌子裡你就是個桌子，放在狗腦袋裡你就成了動物，時間長了，誰再把你當人你都不一定高興。中共的邪惡就在於讓你習慣於它灌輸的黨文化，到一定時候再改變非常之難，甚至讓你心甘情願地為它唱讚歌”。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弦”，大詩人王維的這首七絕，是感佩於唐玄宗時琵琶名師雷海青之氣節。其時雷海青不願為叛首安祿山演出，怒摔琵琶而死節。談到梅蘭芳拒絕為當年的侵華日軍表演時，關貴敏說自己和梅先生的兒子梅褒玖在一起聊過，能看出那一輩藝術家還是有風骨的，但在中共強梁下，能堅持不低頭者寥寥無幾。

更可悲的是為賊高歌卻不自知。關貴敏說自己出國前全是唱別人寫的歌，其中不外乎就是給中共歌功頌德，一個人寫了，幾個人唱了，無數的人聽了，就等於在促進互相毒化、交叉感染的一個惡性循環。

自己圈子裡的一些藝術家，關貴敏認為“大部份是很好的人，但在中共從幼兒園開始的洗腦宣傳下，人就像石頭縫里長出的草，是畸形發展的，思想是被毒化過的，這怪不得他們，只能怪中共太壞了。”

出來後看清了中共的邪惡，關貴敏也試圖和圈子裡的朋友交流，但他發現在那套思維體系下這麼多年，有時候像是在兩個世界中的人在談話。曾幾何時，看到寺廟裡敬香的和尚，關貴敏為他們暗叫可憐；如今時光輪轉，方知和尚也許看紅塵中人才真正可憐。

修煉了以後，關貴敏自己創作了一些音樂和歌曲，感覺神清氣舒，最大的變化是知道該如何做一個人，怎麼做人，世上就是有好壞善惡，是擇善從之，還是作惡固執，終於有了一個明白的答案。他有朋友說他是給法輪功“洗腦”了，關貴敏則樂聽其說，因為法輪功“的確徹底洗去了他腦子裡那些骯髒的、不好的爛東西，使他真正知道了做人該怎麼做”。

正如他一位名叫顧旺的歌迷所說：“關貴敏先生有著極深的造詣，這體現在音樂上，也體現在對人生的理解和實踐上。聲如其人，歌如其人。只有道德和修養達到很高的境界的時候，唱出的歌才會最正最好聽。我相信音樂和道德是密不可分的，是相輔相成的”。

很多電台、電視台本來要採訪他的，聽說是法輪功就不敢了，甚至採訪了也不敢報導出來。對此，關貴敏認為根源在於：“中共貌似強大，這些年來黑手到處伸，搞的許多華人出國多年，依然懼怕中共，怕自己的家人受牽連、怕將來回不去、怕國內的生意受影響，他自己的不少朋友甚至都是美國公民了，當問到他們是怕美國政府還是中共政府時，他們說怕中共政府，美國政府如果你不喜歡，四年可以通過選舉“推翻”它一次，而中共容不得人跟它說個『不』字，從來不把人命當回事的。”

面對此類打壓與威脅，關貴敏微笑著講出了兩個字：“不怕！”。因為他堅信一點：社會上終歸是要邪不壓正的，否則天理不容。“你就挺直腰桿，就不怕它，它反倒拿你沒有一點辦法”。關先生說中共也曾威脅他國內的親人，與法輪功學員藝術家同台演出後，中領館也來過威脅電話，但“你到底怕它甚麼呢，我就堂堂正正。大家都不怕它，它就完了”。

關貴敏說其實人生無常，河東河西，這邊的人們也不用怕中領館的，那些人說白了就是個工具，被利用完後亦是晚場淒涼。他在北京時曾和一些退回國內的外交官聊過天，有的甚至曾是副部級，但不少人處於沒人理睬門前冷落的境地。如果他們在駐外任期真做了壞事的話，就是自己不信有神，也得為自己的現世子孫想想，壞事做多了，他們該怎麼辦，是否要子孫為其承擔罪責？

如今的關貴敏，雖如他一次開玩笑時講過，“在國內時，除了唱歌甚麼都不干；出國以後，除了不唱歌甚麼都干”，生活清苦了些，為謀生計也不一定容易，但卻感到人生中從來沒有的暢意與輕鬆：“我現在真是沒有甚麼陰暗和見不得人的事。過去做一些事情時，得關起門不讓人看見，現在不同了，即便有甚麼不足的，也是個人修為中得提高的地方，更不怕人看見，一句話，感到活的是從未有過的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