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震撼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中，布達佩斯大街上最響亮的口號之一是：「廣播即謊言」。喬治·烏班認爲，「人們抗議官方廣播電臺的欺騙，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匈牙利革命是一次反對強姦辭意、反對破壞一個古老歐洲國家『身心健康』的全民抗議運動。」

在同樣震撼世界的「八九中國民運」中，北京新聞記者遊行隊伍喊出最響亮的口號是：「不要再逼我們撒謊」、「我們要說真話」。它是對中共撒謊機器幾十年來把中國語言謊言化的揭露和抗議。

戈培爾博士稱，「謊言愈大，愈易成真」。在共產國家，謊言不僅大，而且制度化了，它無所不在，滲透在生活、生命的所有細節中。

因而我們說「黨文化=謊言」，看似簡單，但並不失準確。毛澤東和他的大大小小臣民動輒撒謊，習慣性的撒謊已成爲他們的生命方式和唯一的語言。人們就生活在大謊套中謊，中謊套小謊，謊謊疊印交叉的謊言世界中，久之，已喪失了對說謊的感覺，更談不上內疚和不安。他們把謊言當成了一種「真實」，並不認爲自己在撒謊，因爲當一切都是謊言時，就沒有謊言。如索爾忍尼琴所說：「當謊言成爲準則，謊言自身也被欺騙了。」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袁木同志」爲什麼那麼坦然自若地面對全世界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學生」。要求袁木說真話，如同要求「謊言機器」上的一個零件放射出真實。(阿侖.貝森松)

爲什麼共產國家，尤其中共政權一定要用制度化的謊言來維繫呢?

這裏，主要的原因在於，黨從不是按照現實世界的真實來思維、判斷、決策的；相反，他們有一整套「唯意志論」的東西，一整套意識形態，凡事皆用這套官方意識形態來解釋。當現實世界的發展、變化與他們的「解釋」相悖時，他們不是按常理調整、改變自己的思維和理論，而是動用宣傳機器，對真實世界進行「僞造」，使之適合於他們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核心是維持黨統治的合法性、正確性、永久性和永不可挑戰的權力。

對真實世界進行「僞造」的過程，就是不斷撒謊的過程。從字義上看，撒謊，意味着撒謊者知道事實真相，他明知故犯地歪曲這個真相。而中共的意識形態則是另一種過程，「它是將真實自身分裂，讓真實分化、腐爛成兩重真實--真實和僞真實：一個能看見，聽到和觸摸到的真實，和一個存在於表述、言辭和宣傳中的真實。」

中共意識形態製作的這種僞真實，完全緣於統治集團把無說成有的統治需要。報紙上不斷公佈的黨領導各行各業取得偉大成績的統計數字，從來都是被誇大的；廣播說中國人民已當家做主，更是子烏虛有；憲法上寫明的行使最高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實際只是「橡皮圖章」；人民軍隊愛人民，實際是黨的軍隊殺人民；那些獻身革命、熱愛領袖的「榜樣」、「標兵」們，如同寺廟裏的泥菩薩，是黨的宣傳機器用意識形態的泥水堆塑的。意識形態粉飾的這一切，要人民把並不存在的東西當做「有」來看待，把僞真實當做真實。

爲了編織這種僞真實，他們不惜剪裁歷史、假造現實、僞設將來。

剪裁歷史，隨心所欲

爲了意識形態的需要，黨隨意解釋並剪裁歷史。

「文革」中，爲了印證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統帥親密無間、共有輝煌的革命歷史，本來是毛澤東和朱德一九二七年在井崗山會師，在黨報上變成了毛與林彪在井崗山會師，共建「革命搖籃」，並把這種「僞真實」印成巨幅宣傳畫，到處張貼。

喬治·奧威爾在他的著名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中早就預言這種「僞真實」的荒誕，在他筆下，一羣印刷工人要時刻守在印刷廠的排版車間，如果黨對哪段歷史重新有解釋，他們馬上按照黨的需要把歷史書重新排版，用黨的說法把過去的說法或歷史本來的真實調換掉。因爲黨不斷按自己的意識形態修改歷史，所以他們必須日夜守在印刷廠改版車間。

謊言機器就這樣認認真真地製造着荒誕。

假造現在，肆無忌憚

剪裁歷史，對黨來說還有些便利之處，畢竟親眼目睹毛、朱在井崗山會師的人活在現世的屈指可數，而在「開國大典」與毛站在一起的黨內大老也被「文革」革得所剩無幾。令人震驚的是，黨面對人人都可目睹的活生生現實，假造起來也毫不畏懼。

最典型的恐怕是「大躍進」年代黨報對高產田的報導。一九五七年《人民日報》公佈國家統計局出版的《偉大的十年》中記錄的當時糧食平均畝產量，小麥是每畝一百一十四斤，稻穀三百五十九斤，雜糧一百三十九斤，薯類一千一百一十二斤。

而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年代，《人民日報》報導的糧食畝產竟一下子高於一九五七年公佈的數十倍，有的高達數百倍。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畝產中稻十三萬零四百一十四點一四斤，竟高出一九五七年公佈的畝產量達三百六十三倍，而且還有整有零，可見其「真實」。

爲了證明這種「真實」，《人民日報》在同年八月十五日還刊出一幅新聞照片，畫面是四個小孩站在生長着的茂密稻穗上歡呼。圖片說明是：「這塊高產田裏的早稻長得密密層層，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發上似的。」

各級黨報不僅都以大字標題刊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大躍進口號，而且紛紛在報紙顯著位置闢出「豐產榜」專欄，專門報導各地「火箭騰飛」般的豐產消息。

在這謊言互相碰撞的氛圍中，人們已喪失了撒謊的感覺，似乎這種「僞真實」經報紙報導出來了，就是存在的。「謊言自身也被欺騙」。連被中共稱爲最精明的大管家周恩來，也挑燈夜戰，研究如何解決糧食太多、糧倉不足的問題。

然而，在紙寫的謊言背後，卻是餓魂呼嚎，連續三年大饑荒，餓死兩千萬人的悲劇。

到了「文革」時代，謊言更加有恃無恐。明明是一場「浩劫」，報紙上卻到處稱頌它是「保證社會主義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明明中國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報紙上卻是「政治穩定，市場繁榮，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顯示出無比的優越性」。反正，「黨有多大膽，報有多大謊」。

時間的流逝並沒有使謊言機器老化。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是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四十週年。《人民日報》在四月份就闢出「西藏的變化-慶祝和平解放西藏四十週年」專欄，每天刊登至少兩篇文章，歌頌西藏在黨的領導下各個領域取得的驚人成就和歷史鉅變。通過這些頌文，黨編織出一個西藏人民歡欣鼓舞接受中共軍隊佔領，四十年經濟騰飛、生活富裕、族泰民安的天堂圖畫。而實情卻是，藏人的基本人權被剝奪，經濟落後，民怨沸騰，藏民與中共的矛盾空前激化，幾次藏民反抗事件都被中共軍隊血腥鎮壓，僅一九八九年春一次，就有至少五百名藏民示威者被槍殺。

本年度最大國際事件是以美國爲首的多國部隊以一百小時地面戰擊敗伊拉克軍隊，解放了被伊拉克佔領的科威特。面對這樣重大新聞，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卻把它放在第六版中部位置，每次以不到八百字的篇幅輕描淡寫，而且多采用伊拉克革命通訊社的消息，連伊拉克軍隊在科境內被美軍擊敗，也變成了伊軍主動撤退科境。

去年，蘇聯物理學家、著名世界人權捍衛者薩哈羅夫逝世，世界各大報均詳細報導他在人權上的貢獻。而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卻只在第八版以幾十個字報導蘇科學院院士薩哈羅夫逝世，享年多少，隻字不提他在捍衛基本人權上的貢獻和世界性的哀悼。

千百萬中國人被迫寫檢查、寫認識、講「平暴」體會。沒人相信這些寫認識的人是發自內心深處的，連當局恐怕也了解這一點。但是爲什麼明知道人們不認同官方說法，非要讓他們作假，重複報紙上的謊言呢?中共費了那麼大力氣讓人們口是心非值得嗎?這裏的關鍵在於，中共的宣傳機器和它的黨語言，意味着權力。當男男女女們重複那套謊言，把它用檢查、認識的方式再一次寫在紙上、說在嘴上，就意味着人們屈服於這種「儀式」，認可了自己的奴隸地位。重複《人民日報》上的語言，即證明：你們被征服了，我們仍掌握着權力。在這裏，語言就是權力。

編織未來，信口開河

對於人們生活周圍能夠看到、聽到、觸摸到的現實，黨都敢歪曲、假造，對遙遠不可企及的將來，黨更敢信口開河，按「需」編制。

早在五十年代，報紙就連篇累牘刊出黨的宏偉目標：十五年超英趕美。十五年過去了，無人敢質問、檢驗黨的諾言的落實情況。華國鋒上臺，提出「三年大見成效」，沒到三年，他在政治舞臺的角鬥中已毫無「成效」，一敗塗地。鄧小平上臺，提出「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均收入創一千美元，達小康水平」。「一國兩制」對香港「五十年不變」。但誰保證鄧小平再活五十年?

黨號召人民「爲了共產主義理想而獻身」，更是一個「彌天大謊」。因爲誰也活不到共產主義，誰也沒有經歷過共產主義，它無法證僞。黨把它描繪得那樣美好：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富裕到可以「按『需』分配」。這一「神聖謊言」的目的在於：既然將來是那麼美好無比，今天人們就要忍受種種貧窮、痛苦、災難。犧牲現世，是爲了共產主義來世。而且，只有跟着黨走，才能進入天堂。米蘭·昆德拉說：共產主義運動是用棍子將人們趕向天堂。黨以天堂的發現者、擁有者自居，爲了走向天堂，採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子趕，用謊言騙，反正一切都是「革命」需要，手段的卑鄙並不意味目的卑鄙。

這種謊言機器每分鐘都不停止地全方位地灌輸、輻射的結果，使每個人都無可奈何地成爲它的接受者和受害者。每個人都成爲「帶菌的人」。從謊言制度化繁衍出虛假、欺騙、虛僞，真實人人畏懼。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對中國的摧殘，不僅僅在於經濟的崩潰，更主要的是道德的淪喪，和文化資源的毀滅。制度化的謊言摧殘了億萬人的心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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