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春夏那场运动，主要是青年学生发起的，积极参与其中的有许多优秀中国知识份子，到后期，北京市民也参与进去，并且也出现了工自联组织。但从全国当时的情况看，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被真正影响，或者说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变革思想没有被中国工人阶级所接受。在中国，没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参加的政治变革运动，终究会遭受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也似乎应了那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结论。如今，中国工人阶级为了温饱和公正进行游行、示威、静坐等抗议活动时，那些更有思想，更有觉悟的知识份子哪里去了？他们已经依附于 共产党和新兴的资本家阶级，他们成了改革开放和“三个代表”理论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甚至是共产党和资本家阶级的骨干中坚力量。知识份子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再一次成为统治者收买和利用的工具。

作家兼学者刘晓波在《为了饭碗和公正－－简评大庆辽阳等地的工潮》文章中说：“在八九运动中，参与的主体是大学生和知识份子，尽管运动后期出现过工自联，但是运动对工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动员。而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城市中发生的抗议、示威、请愿等群体行为，其主体变成了失业下岗退休职工，再也见不到知识份子和大学生的影子；抗议的诉求不再是抽象的自由民主，而是实实在在的温饱利益。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92年经济改革重新启动，在新一轮的利益再分配中，知识群体是受益者，而城镇工人特别是国企工人，成为仅次于农民的最大受损者。相对于农民而言，国企职工的利益受损是双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这些年来，中囯共产党人为地加速社会两极分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方面共产党官僚勾结资本家阶级，贪污腐化，聚敛钱财，主要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从国家和国有企业中中饱私囊，人们对共产党政权的主要不满之一来源于对共产党各级政权腐化的愤慨。工人认为，他们侵吞国家钱财，损害了工人阶级利益，因为这些国家财产体现在了每一个具体的企业单位，工人认为他们才是国家和这些财富的主人；另一方面，共产党给共产党官僚和公务员一次又一次地大幅度涨工资和增加福利，而这些人员的组成大部分是知识份子。大学文凭、博士生、硕士生等成了共产党和政府的主要组成部分，连原有的官僚在短时间内，摇身一变，都有了大学文凭，这就是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现象的原因。共产党官僚不仅可以利用权力发财致富，而且也可以利用权力混进知识份子阶层。于是，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变成了以知识份子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

工人阶级在失去经济地位（平均主义）的同时，自然也失去了政治地位，尤其是去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允许资本家入党标志著共产党在走向彻底抛弃工人阶级的道路。中国工人阶级对共产党的失望在于他们的饭碗被他们的先锋队组织来砸碎。

在工人与共产党政权进行抗争时，中国知识份子将扮演维护统治者的角色。因为，知识份子阶层是既得利益者，给予他们利益并保护他们利益的是共产党。毛泽东有篇文章《大量吸收知识份子》，其中很明确地讲，是要利用知识份子为革命斗争服务。也是胡萝卜家大棒的政策，对知识份子也不放心，要“使工农干部的知识份子化和知识份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在诱奸知识份子，知识份子的社会地位始终很低，而工人阶级一直是共产党所真正信赖的主体。正像刘晓波说的，“在毛泽东时代，相对于农民和知识界而言，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城镇职工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阶层。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使他们没有受损害的不公平感，社会地位上的领导阶级使他们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残酷的政治身份歧视也基本不会波及他们。他们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保障，企业效率低下，不会对他们构成就业压力，也就不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他们的怠工、偷懒、损公肥私所造成的巨大效率损失，也可以转嫁给整个社会，特别是转嫁给农民。所以，在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没有进行之前，他们的实际利益就没有受到真正损失，而且奖金还比以前多了些。对于改革的好处，他们既没有曾经作为"臭老九"的知识界的解放感，也没有私营业主先富起来的满足感，更没有二者的受尊敬感觉，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改革之初的暧昧态度。” （《为了饭碗和公正－－简评大庆辽阳等地的工潮》）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得中国知识份子社会地位开始提高。到了江泽民时代，知识不仅代表著财富甚至成了仕途大门的钥匙。于是，类似中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一样，将统治阶层交给知识份子，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者和政权掌门人，来维护共产党的专制统治。翻开中国的历史，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就是卖给帝王家，况且“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知识份子的幻想变成现实时，他们只能成为专制统治者的最忠实的维护者，而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广大贫苦农民。如今的历史重演，知识份子成为共产党专制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维护共产党的利益或者对工人、农民的政治诉求持暧昧态度，他们也许冷眼旁观，实际上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工人和农民。

贫富悬殊是社会阶级激烈对抗的根本因素，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估计在0.5以上），表明了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性（参见本人的《难道要进行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何清涟在《中国改革谁失谁得》分析说：“中国大概占总人口（就业总人口）1%的是由国家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包括省、地、中央的这批人，国有大银行、国有大企业，包括一些官商结合的企业的负责人构成。4%的人地位略次于上面这些人，收入也略比他们低一点。我把他们划为中、上层，还有11.4%的中产阶级，由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干部、新闻从业人员，还有技术人员构成；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在农村还有地种，或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他们组成了69%的下层人；此外，14%多属边缘化阶层，城市里的失去工作的下岗工人、农村流入城市找工作没有工作的农民，伦为社会的最底层。”何清涟漏掉了资本家阶级，他们应该在1%的范围内。统治者和中产阶级中的知识份子成分恐怕是主要成分。

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发展下去，贫富悬殊会越拉越大，社会矛盾将更加深化，必将导致全国性的工潮。许多理性学者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大都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知道，社会主义要求社会财富的平均占有，自由民主要求尊重个人权利，这两方面的要求，防止对个人权利及财富的剥夺，同时防止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倾斜。中国的工人阶级斗争将继续挥舞社会主义旗帜，但决不是回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时代。

工人阶级维护自身的利益不能依靠知识份子，还是要靠自己的斗争。但工人阶级需要知识份子从理论上武装他们，需要自己的代言人。相信，独立的工会组织将是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组织，在中国向民主社会过渡中发挥主要作用。在维护工人阶级自身利益上，对腐败的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斗争，不仅首先表现在武器的批判上，最终还将拿起批判的武器。有一点可以肯定说，知识份子依附于谁，取决于谁的力量强大。当中国工人阶级逐渐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时，知识份子也必将依附于工人阶级，为工人阶级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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