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對江澤民來說,發表「三個代表」理論、北京「申奧」成功、與普京簽署了大肆出賣中華民族的所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和《中俄兩國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以及中美關係表面獲得改善,是江澤民二零零一年的「四處得意」,也令他達到政治生涯的顛峯。然而江主席的興奮沒有保持多久,到APEC上海會議開始驚醒,終於發覺他的「四處得意」,在九一一後幾個月間已失落到「四面楚歌」的地步!

  二零零一年八月八日,江澤民在北戴河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曾志得意滿地說:「也許我太過於自信了,一旦我離開歷史舞臺,下一代領導人不會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那是他政治生涯的顛峯。告別夏都之後,江澤民在淒涼肅殺的秋風中終於走進了四面楚歌的二零零二年。

  一、「四處得意」的二零零一年七月

  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是江澤民的盛大節日。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週年慶祝大會上,他發表了長篇演說(全文二萬二千餘言),闡述他的「三個代表」理論。這篇被譽爲「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和「江澤民完整理論體系」的演說,旨在奠定江澤民在中國歷史上的領袖和導師地位,使江澤民的理論、路線、政策在他交出權力後得以繼續被奉行不變。那天晚上北京電視臺的大型文藝演出中,有一幕題爲「三個名字」,臺詞稱:

  我們不能忘記領導我們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偉大領袖毛澤東;

  我們不能忘記領導我們改革開放、走向富裕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我們更不能忘記繼往開來、領導我們走入新時代的領路人江澤民。

  這已經不止「三個名字」平起平坐,而是後來者「更」居上了。這是江澤民的第一處「得意」。

  第二處「得意」是北京「申奧」(申辦二零零八年奧運)成功。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三日晚十點,國際奧委會主席薩瑪蘭奇(Juan Samaranch)在莫斯科剛剛說出北京贏得二零零八年奧運主辦權,在北京的席江澤民心血來潮,率領文武百官,從「中華世紀壇」登上天安門城樓,在五彩繽紛的禮花照耀下,向湧進天安門廣場的人羣頻頻揮手。此情此景在中國已久未出現,人們似乎回到了三十五年前「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歷史時代。

  第三處「得意」是七月十六日,江澤民在莫斯科與俄國總統普京簽署了大肆出賣中華民族的所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及《中俄兩國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把其與前俄國總統葉利欽黑箱作業大面積出賣中國領土的漢奸賣國賊行徑進一步條約化了。這次簽訂中俄新條約,是江澤民於二零零年主動提出的。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在北京會晤恢復中俄關系正常化之後,俄國曾多次提出雙方簽訂新的友好條約,均被中方拒絕。因鄧小平在美蘇(俄)冷戰時代長期執行毛澤東聯美製蘇(俄)的全球戰略;在蘇聯瓦解、冷戰結束之後,仍不願將中俄關系提升到中美關係之上,給美國以聯俄製美的印象。鄧小平去世後,江澤民不斷提升對俄關係,增加進口俄國軍事裝備和軍事科技,並利用俄羅斯經濟上有求於中國,在外交上從鄧小平的美國優先轉向聯俄製美。

  第四處「得意」是七月二十八日,江澤民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務卿鮑威爾。鮑威爾表示美國總統布什和他本人都相信美中雙方應「加強合作」,發展兩國間「建設性關係」。江澤民判斷中美關係已走出軍機擦撞事件以來的「低谷」,獲得「明顯改善」,並期待秋天布什訪問中國後將重返克林頓時期的「夥伴關係」。

  「聯美製臺」、「聯俄製美」,是江澤民在臺、美、中和中、美、俄大小三角遊戲中玩弄的兩手策略,克林頓和葉利欽時期讓江澤民玩得左右逢源,把中美關係、中俄關系提升至美日關係、美俄關係之上,還創造出自由民主國家元首附和共產專制國家元首批評另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元首的歷史記錄(克林頓在新西蘭奧克蘭舉行的美中兩國元首高峯會記者會上附和江澤民,稱「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給美中兩國帶來麻煩」)。江澤民又打算像玩克林頓、葉利欽那樣玩布什、普京了。

  江澤民送走鮑威爾,八月初到北戴河游泳避暑,正是他「四處得意」之時。他對自己的歷史地位,中國的國際處境,江理論之確立與江路線之延續,幾已自信到狂妄的地步,所以才會對美國媒體說出「也許我太過於自信了」這樣的大話。

  二、從興奮到失落的九一一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本拉登恐怖組織襲擊美國紐約世貿大廈和華盛頓五角大樓,舉世震驚。據說江澤民的反應頗爲特別。江主席一面同美國總統布什通電話表達關切,一面算計着如何從美國的災難裏撈一把。

  第一,趁美國反恐無暇他顧之機,無所顧忌地強化對國內反對力量的鎮壓。

  共產中國是蘇聯東歐共產帝國瓦解後世界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紐約《自由之家》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公佈的2001-2002世界自由報告,中國與阿富汗、緬甸、北韓、伊拉克等同屬「完全不自由國家」。中國不但對本國人民實行暴力恐怖統治,而且是恐怖主義國家的幕後支持者。本拉登恐怖組織襲擊美國的同一天,中國還在同窩藏本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江澤民急於在第一時間同布什通話,同他作賊心虛不無關係。而他做的夢是以支持美國反恐做一筆交易,換取美國支持他鎮壓本國的少數民族(所謂「分離主義」)、非官方宗教(所謂「極端主義」)、異議分子等等。江澤民以「疆獨」與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有關係,有人接受過本拉登凱達組織訓練爲由鎮壓新疆人。其實真正勾結阿富汗塔利班恐怖政權的是中共自己。

  第二,江澤民自以爲據有地緣優勢,足以在反恐怖主義戰爭中向美國勒索。

  中國不但與阿富汗有共同邊界,而且同阿富汗周邊及鄰近國家都有密切合作關係。中國與俄羅斯及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等中亞國家有所謂「上海合作組織」。中國與一向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巴基斯坦則是準軍事盟國,巴基斯坦的軍備和軍事技術仰賴中國供給。江澤民給布什打電話支持反恐,不無顯示自己在反恐聯盟中資本雄厚之意。

  第三,江澤民還夢想借反恐之機,逼美國在臺、美、中三角關係中退讓,回到美國同共產中國聯手壓制民主臺灣的「克林頓+江澤民VS.李登輝」時代。

  最後,江主席夢到「美國的沒落」、「中國的崛起」,美國同歷史上的英國、蘇聯一樣,陷入阿富汗泥潭不能自拔,國力日衰。二十一世紀果然成了「中國人的世紀」,臺灣也自然從「取代美國成爲新世紀穩定力量的大中國重獲生機」。

  然而江主席的夢中興奮沒有保持多久,到他所期待的APEC上海會議之際開始驚醒,終於發覺他的「四處得意」,在九一一後幾個月間已失落爲「四面楚歌」。

  第一,二○○一年十月七日反恐戰爭開打,形勢急轉直下,完全出乎江主席預料。美國在反恐戰中沒有「孤立」、「沒落」,不但與英、日等東、西方盟國聯合反恐,而且同俄羅斯、巴基斯坦、烏茲別克等中亞各國密切合作,並取得多數伊斯蘭、阿拉伯國家支持。尤其讓江澤民震驚的,是俄羅斯和烏茲別克等中亞諸國,不經同他諮商就直接採取行動,支持美國反恐戰,提供基地和領空給美軍使用。中國在「上海六國合作組織」的領導地位似乎已在夢中消失。APEC上海會議標誌美、俄、中大三角關係發生質變,美俄關係急遽上升而美中關係急遽下降。布什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上海發表的兩國領袖聯合公報同布什、江澤民聯合記者會稍作對比,即表明美俄關係已超越美中關係和俄中關係。布什並邀請普京在上海APEC會議後正式訪問美國,而對APEC會議東道主江澤民卻連一點表示邀訪的客套都不給,而且布什與普京會談後當晚提前返美,不出席江澤民宴請各國元首的晚宴。這是克林頓、葉利欽時代無法想象的,對江澤民打擊甚大。

  第二,江澤民利用反恐戰趁火打劫,在國內調動軍隊、武警強化鎮壓「疆獨」、「藏獨」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徑亦遭挫敗。在十月二十一日布、江會見後短短二十六分鐘的聯合記者會上,布什針對性地向江澤民指出「反恐戰爭不得作爲整肅少數民族的藉口。」

  第三,江澤民借反恐之機逼美國在對臺政策上退讓同樣碰壁。連美國親中學者何漢理(Harry Harding)都表示:美國的確曾經爲了外交事務在臺灣政策上討好中國,例如里根時代的八一七公報,克林頓的「三不支持」;但以現在的情勢而言,布什總統沒有理由在臺灣問題上向中國讓步。美國政府官員告訴臺灣外交官員說:「no more three nos !」(不會再有「三不」了!)

  第四,最擊中江澤民要害的,是他的「三個代表」理論遭到出乎意料的強烈質疑。

  反對「三個代表」理論的聲音,最早來自新、老左派,江澤民尚不以爲意。因爲歷史經驗表明,左派批江,反能襯托江澤民的「改革開放」形象。如二○○一年七月左派鄧力羣等的批江「萬言書」,同鄧力羣以前多次「萬言書」一樣,起了給江澤民加分的作用。不明真相的國際媒體,以爲江澤民真要放棄共產黨極權制度了。後來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中流》批江文章過多,江澤民才下令整頓。但江封殺左派刊物的做法激起更強烈的反江之聲,範圍擴大至中央和地方領導幹部、知識界知名人士、青年學者專家、退休老幹部、老工人等,形成對江澤民左右夾攻之勢。對江澤民「七'一」講話的質疑涉及「製造個人崇拜」、「大樹個人絕對權威」,「吸收資本家入黨是使金權勾結合法化,利用資本特權勢力抵制政治改革、鞏固江澤民個人獨裁」,「把中國共產黨異化爲官僚特權腐化分子的黑手黨」等等。前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說:「我不贊成左派觀點,但反對查禁左派刊物,左派也有言論自由。江澤民搞獨裁,我們反對,現在左派也反對,證明江澤民『三個代表』誰也代表不了。」

  從「四處得意」到「四面楚歌」,從興奮到失落的江澤民面對國內外新的困境,刺激他重新安排中共十六大的「接班」問題。

  三、人事之爭掩蓋下的政治分歧

  二○○一年八月中共領導人在北戴河,雖未就中共十六大「接班」問題作出決定,但傳出的訊息均傾向維持中共十五大共識,七十歲以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