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七旬的王大齐先生是一位水利工程和生态学专家，合肥工业大学退休教授，曾长期担任由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学术季刊《生态学研究》主编。1989年6月4日的血雨腥风，破碎了先生的梦幻。90年代后，先生在《生态学研究》中加入他称之为“社会生态”的内容，传承人文精神，宣扬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理念，揭露历史真象，鞭笞黑暗现实。在思想警察撤销杂志刊号后，先生坚持自费办刊。为了威胁、恫吓先生，迫使停办刊物，合肥市国家安全局在90年代末曾对先生进行传唤，秘密警察甚至拔出手枪恐吓这位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富有正义和良知的老人没有向恶势力低头。为了捍卫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老人忍辱负重，继续办刊。在去年最后一期还全文刊载我在宝丰劳教所关押期间写的《狱中诗抄》。春节即将来临之际，鹰犬锐利的爪牙终于扼住了老人的脖子：苍白的法律和虚弱的警察竟然依照《刑法》第109条，捏造一个莫须有的叛逃罪名拘捕安坐家中的耄耋之人。

2000年底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姓王，要求拜见我。见面后才知道原是位蔼蔼长者。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王大齐先生告诉我，他经过多方打听才得悉我的住址和电话。从此以后，我们成为忘年交。我所认识的王大齐先生，不仅对人权民主活动倾注极大的热情，对晚辈也关爱有加，竭力张罗帮助我寻找工作，还不时送点油料、香肠什么的接济我。2月4日晚，因为第二天要带小儿回安庆老家过春节，我就给王大齐先生家挂个电话，打算向老夫妇提前拜个年。接电话的是师母，只说了句“我家中有事”，就挂断电话。我心一沉，估计王先生出事了。第二天才确认老先生于1月24日被捕。警察在拘捕、搜查和扣押涉案物品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现象，未向本人和家属出具刑拘证、搜查证，随意扣押与案件毫无关系的个人财产和物品，如扣押、冻结先生和夫人的私人存折，被拿走的一张珍藏多年的1921年版《中华民国地图》和IC卡等物品甚至未列入扣押物品清单。由于通讯录被扣押，老太太一时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

今天是农历腊月24日，俗称小年。这座经济萧条的滨江小城，也妆扮得花团锦簇，爆竹声声，烟花灿灿，荧屏颂歌阵阵，一派安定祥和的节日景象。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为了让祖国母亲能够在佳节来临之际乔装打扮，向权力卖弄风情，当然有必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让七旬老翁身陷囹圄，让七旬老太向隅而泣。

儿子均匀的呼吸声和窗外断续的鞭炮声，让我想起花炮之乡江西上栗、万载和那里的孩子。2000年3月11日，北京正在隆重召开“两会”之际，一声爆炸夺走上栗县东源乡石岭村包括十几名儿童在内的35条生命，事后每条人命仅获得1000元丧葬费；2001年3月6日，又是春暖花开时，一声爆炸夺去万载县芳林小学几十名在花炮厂“勤工俭学”的儿童生命；2001年12月30日，正当媒体用大红的底色欢庆“中国年”之际，万载县黄茅镇攀达花炮厂上空再度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每一次爆炸，伴随著平民的死伤，都会有一些不法商人被逮捕，一些基层官僚被迫异地做官，一些高层领导理直气壮地拍桌子，这一次爱民如子的领导决定江西全省从花炮这个高利、高危产业全面退出。“退出”能解决问题吗？诚如《经济观察报》专题报道《万载悖论》所言：当贫困威胁农民生存机会，现实利益要求大于死亡恐惧的时候，农民会做出什么样的比较利益选择？当乡镇财政无法支付乡村小学教师工资、学生失学的时候，镇长们对花炮工厂的增长带来的收益与可能的危险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当吃饭财政捉襟见肘、政绩工程乏资无术的时候，县长们对伴随花炮经济而来的预算外收入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当农民、镇长、县长还有厂商的利益联盟客观形成的时候，江西花炮“斩监候”的决策还能不能落到实处。石岭村一位在“3.11”事故中失去妻子和女儿的张姓汉子，在埋葬亲人的第二天，就启身到安源一家小煤窑挖煤还债，而死于小煤窑的机会成本比花炮产业要高得多！所以记者有理由担心，在这块昔日红色根据地的穷困地区，花炮这一红色产业将会转移到山洞里打游击战。

今日之现代化究系谁家之现代化？孤军奋进的现代化能够实现吗？东南亚金融风暴，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失败已经给出很好的注脚。公平与效率始终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在经济学已然成为显学的域中，一些春风得意的御用学者，惘顾现代化是必须配套实施的系统工程，抛弃经济学的人文精神和伦理原则，为发展集权体制下的裙带资本主义鸣锣开道，鼓吹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应该优先考虑把饼做大。另一些新左派则惘顾中国尚未现代化的现实，用民粹主义情愫和后现代理论质疑现代化努力，二者在本质上都是反现代化。我不仅相信鼓吹“以德治国”的掌勺者企图独占大锅饭，还怀疑离开民众的参与，饼能否真正做大。当底层民众在生存线上挣扎，大多数沦为沉默的羔羊之际，7%的GDP增长率有何意义？姑不论其中是否包含水份，是否隐藏结构性危机。在“三农”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出卖个人尊严、价值甚至生命，是农民别无选择的选择。

与家人闲聊时，听到一则令人揪心的现代版“为奴隶的母亲”故事：安庆农村有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家境贫寒，为了筹办嫁妆，将自己出卖给南方一位有钱的男人，替他生儿子。据说那男人挺喜欢这位既老实又漂亮的姑娘，想留下做小老婆，惹得悍妻醋劲大发，在生下孩子不久，就给姑娘3万元钱打发走人。男人觉得过意不去，私下又给姑娘1万元。回家途中，投宿姐姐家，狠心的姐姐、姐夫为了获得妹妹卖身的区区4万元钱，竟然杀死妹妹，将尸体埋入自家菜地。倘若那位死于龙华监狱的左翼作家柔石在世，说过“不至于如此吧”之后，不知会否为自己理想中的天堂流下悔恨的泪。

当局热衷于向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和娃娃灌输“爱国主义”之类大字眼，却捏造叛逃罪名拘捕一位关心民瘼的忠厚长者；热衷于让人们（包括儿童）捐款搞什么“希望工程”，却忍心看著花季少年为求学而被炸得血肉横飞；热衷于搞什么“以德治国”，却无视女性为生存而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这样一个只知道与权力偷欢的丑陋、贪婪、嗜血的“祖国母亲”，值得儿女爱吗？北京的张晓平君曾写过一则《兔崽子没有祖国》的寓言，形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我这个兔崽子，不仅没有“祖国”，还要控诉这个任凭虎狼横行的“祖国”。

为了身陷囹圄的老先生，我控诉！

为了向隅而泣的老母亲，我控诉！！

为了殒落在花季的孩子们，我控诉！！！

2002年2月6日凌晨于安庆

摘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