蛛絲馬跡，一直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末，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爲新加坡的經濟建設成就所震懾，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趁機把鄧小平「教育」和奉勸了一番：利用極權，集中從事經濟建設；控制異見人士，防範「政治動亂」；韜光養晦，停止對外滲透，尤其停止對東南亞國家「輸出革命」。李光耀的一番說教，令鄧小平沈默良久，也茅塞頓開。之後近二十年，鄧小平幾乎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教導」，在中國，一邊推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一邊維持政治上的極權高壓。同時減少或停止對所謂「第三世界」的「援助」。

而企圖扮演「亞洲教父」的李光耀，嚐到「開導」鄧小平的「甜頭」，便一發而不可收，即便在卸任之後，仍四方奔走，爲不遺餘力地宣揚他那一套所謂「亞洲價值觀念」，馬不停蹄，風塵僕僕。影響所及，包括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澤民，以及傀儡人物香港特首董建華。以刑事罪名誣判政治異見人士，便是江澤民從李光耀那裏學來的一招。以小恩小惠籠絡和愚弄老百姓，則是江澤民和董建華跟李光耀學的另一招「絕活」。

但在臺灣，李光耀則吃了「閉門羹」，先後爲李登輝所迴避，爲陳水扁所淡化，而無從施技。扮演兩岸調停人的企圖，也告失敗。或許，臺灣領導人明白一條古訓：好爲人師者，人之患也。談到「新加坡模式」，需首先透視這一模式的真正面目。作爲亞洲「四小龍」之一，在經濟上，新加坡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短時間內所創造的經濟奇蹟，足以成爲亞洲經濟的一大典範。但不要忘記，這一經濟奇蹟，完全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式的自由經濟基礎之上。而在政治上，新加坡負民主之名，卻行專制之實。所有選舉，爲執政黨所控制，或暗中操盤；法律極爲苛刻，並主要爲執政者所用，持不同政見者難以擡頭。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內涵，與李光耀個人的性格、心機，以及其執政三十年的歷史密不可分。打開暢銷一時的《李光耀自傳》，令許多讀者大感意外的是，新加坡經濟起飛的過程，在書中鮮少得到展示，倒是李光耀個人的權謀、權術，暴露得淋漓盡致。先是依託自由派，李光耀得以發跡；轉而又依靠共產黨或左派陣營，李光耀一一瓦解了自由派對手；大權在握之後，李光耀又將共產黨和左派人士悉數投入監獄。同希特勒一樣，權術大師李光耀是操縱選舉的高手，在選舉中，甚至採用了類似納粹設衝鋒隊的方式：競選集會上，李光耀們用聚光燈對準呼喊反對口號的人羣，大量拍照和錄影，聚會後則據此逐一報復，毫不留情。對普通民衆，則儘量以民生上的小恩小惠予以籠絡。

看透了李光耀的作爲，也就不難看透，今天，江澤民和上海幫的作爲：經濟上儘可能放開，政治上儘可能控嚴；只要是非官方的，任何組織和聚會，都被取消、鎮壓，哪怕是氣功組織或宗教團體；而官方或地方所操辦的慶祝活動、歌舞晚會、體育盛事，等等，則任其發揮，愈大愈好，以造成「太平盛世」、「歌舞昇平」的虛假誇大局面。至於公務員，城鎮居民，軍隊官兵，乃至大學教授，工資則一加再加，唯一目的，就是不讓他們「鬧事」；甚至於，「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也可以鬆動了，只要能「讓一部分人先高興起來」......

然而，把「新加坡模式」搬到中國，就大功告成，一勞永逸？恐怕未必。

首先，新加坡乃彈丸之國，數十平方公里土地，三百餘萬人口，憑籍馬來西亞半島南端的天然良港，四通八達，左右逢源，經濟奇蹟的獲得，除了普通道理，還有特殊成因。作爲泱泱大國，中國人民對專制的縱容，和對奴役的忍耐，到今日，顯然已難以爲繼。硬要效法新加坡，恐怕鬧出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的「洋相」。

其次，亞洲「四小龍」中，除新加坡之外，韓國，臺灣，在經濟發達之後，都步入相對完整的民主社會；如果不是北京的阻擾，已經迴歸中國的香港，也早已是發育成熟的民主之港；而亞洲首富日本，更是將經濟建設與民主建設熔於一爐，同步發展。可見，在政治民主方面，並無所謂有別於世界其他部分的、特殊的「亞洲價值觀念」。以菲律賓、印尼等國政局的一時動盪爲例，來否定民主的普遍性和永恆性，或爲目光短淺，或爲牽強附會。

再次，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曾先後有「文景之治」(長達三十年)、「貞觀之治」(延及武則天時期，長達五十年)、「康乾之治」(長達一百二十餘年)，幾度穩定、繁榮、歌舞昇平、萬邦來朝，然而，因爲沒有確立賦有制衡和監督功能的民主政治機制，經濟繁榮盡如過眼雲煙，中國社會被迫反覆經歷一波又一波的震盪與動亂。足爲前車之鑑。

由此看來，「新加坡模式」，非但拯救不了今中國，卻反而會因江澤民利用而大出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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