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据说，一九二○年曾来华访问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中国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个国家。应该说从科学的理性角度来看，这句话是不够严谨的，但也着实反映出一个事实：多民族的中国社会，经过漫长悠久的历史变迁，在文化上形成了极高的同质性和延续性，由之产生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我很希望能探究出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内涵特质。可是那天在灯下读书时，字里行间竟出现了一种幻象：阮玲玉苍白的面庞和她生命最后一刻留下的四个大字“人言可畏”。我惊恐地合上了书，给自己点上一根烟想把眼前的——确切地说应该是心头的这股污浊阴秽的气息像烟雾一样驱散。之后的几天，这股浊气总时不时地爬上心头，如根藤蔓纠缠着我苍白的肌体和脆弱的灵魂。当我积聚了全身的力量，握紧拳头想给它致命一击，它偏悄悄地散开了，就在我庆幸自己摆脱了阴霾的时候，它又飘然而至。
于是我努力回忆那天晚上读书时的每一个细节，寻找这个念头的源头。那天我正在读《战国策》。是了，正是这个缘故。《秦策二》：“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魏策二》：“市之无虎矣，然而三人言而有虎。”这两小节文字常常被人引用，俨然是中国谣言之经典。不过倘要追溯一下谣言的历史——仅指有文字记载的信史，这还不是最早的谣言。更早的有关谣言的记载有《诗经·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以者，亦已大甚……其实还有更早的，《尚书·大高漠》中舜让禅于禹时对禹的告诫：无稽之言勿听费胸之谋勿庸。”只是《大禹谟》的真伪众说纷纭，似乎不足为据，但也很能看出谣言在中国源远流长，由来已久了。
谣言是如何产生的呢?或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或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倘是前者，也许说者并无什么恶意，例如向曾母说“曾参杀人”的三人，硬要说他们是坏人，倒也不免太过器重这些人了，正如《孟子·万章上》曰：“好事者为之也。”若是后者，则说者明有阴谋，例如宋代苏轼的“乌台诗案”，便是一伙阴险小人蓄意造出谣言，企图对已遭流放的苏大学士赶尽杀绝。
谣言，尤其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谣言，多半并不缜密，甚至漏洞百出，却依然有很大的市场。有位哲人话说过，谬误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很难作出理性的分析，但于我，这有极大可能成立。中国有句成语叫“众口铄金”，“众口”连“金”都能“铄”，何况人呢?要毁个人还不是易如反掌。要明哲保身怎么办?荀子曾说过：“无稽之言……君子慎之。”其实这不过是读书人一相情愿的美梦，谣言具有极强大的穿透力，不是想躲就能躲，想逃就能逃的。小时候读苏轼的诗，有一句“雄鸡断尾本畏烹，年来听法伴修行”，一直不懂。后来终于在《左传·昭公二十二年》中找到了出典：“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牺也。’”联系到“乌台诗案”，我明白了所谓“雄鸡断尾”是忧馋畏饥，自甘无用的意思。苏轼如此夹着尾巴做人，尚不能逃过一劫，可见谣言所织就的罗网果然疏而不漏。
谣言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神出鬼没，防不胜防，传播飞速，如瘟疫一般能不胫而走，一夜之间一传十，十传百，满世界沸沸扬扬，人人皆知，人人自危。难怪《红楼梦》里的浑人薛蟠也要恼了：“世上这些谣言惑众的人，怎么没人治他一下子。”其实薛小霸王有所不知，谣言极少能查得水落石出。不过，即使查得水落石出，又能怎样呢？所以历史上一直有阴险小人不停地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
走笔至此，倒不妨痴人说梦一回，倘若让我执法，必要如《诗经巷伯》中所言，“取彼谮人，投畀豺虎。”不过，只怕“豺虎不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