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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讯】去年八月，美国CBS《六十分钟时事杂志》主持人华莱士访问江泽民时，提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为甚么美国人可以选举他们国家的领导人，但你显然对中国人选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缺乏信心？」江泽民的回答是：「我也是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但因为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使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制度。」 江泽民大概觉得回答得很聪明，很「谈笑风生」了。然而，读了新出版的《天安门文件》之后，相信人人都知道，江泽民之所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本不是源自一种「制度」，更遑论是「选举制度」了。他成为党的总书记并继而凭此职位当上了军队、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源自于八个早已不在党和国家事务中担任实际职务的老人的私下会商。党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国家体系的全国人大，明明白白地只是盖橡皮图章。 过去，我们只隐约知道江泽民当上总书记是邓小平「钦定」的，但决策过程如此无法无天，还是在《天安门文件》中才找到力证。 这是《天安门文件》为历史留下的主要见证。 根据这点来看，江是不可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从中共建国五十一年的历史来看，所有被称为「群众运动」而实际上是「运动群众」的事件，决策过程、历史结论，都是一笔糊涂帐。邓小平也说，对历史问题的总结，「宜粗不宜细」，就是眼于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而不是对历史问题作实事求是的评价。除非是对掌权者或要重新掌权者的巩固权力有利，才会对历史事件作出「平反」，或作出总结。但即使这样，也是「宜粗不宜细」。因为「粗」，才能起巩固权力的作用，「细」的话，对谁也不干净了。从权力关系来看，《天安门文件》对中共高层不会有甚么影响。
转自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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