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訊】我是一九四三年生在延安，就算是“馬背搖籃”裡長大，“根紅苗正”的那代人，然後跟著一路打仗的部隊，最後進到北京，在共產黨開國的時候就在北京；一直在像“育才”、“一零一”、“男四中”這樣的幹部子弟成堆的學校上學。 我是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畢業以後就被捕，當時只不過沒有拉出去槍斃而已。我是被作為死刑犯處理的，我在看守所裡等於是“死緩”，被關了六年，以後正式改判為十五年徒刑，去服刑。打倒“四人幫”以後平反出獄，前後在監獄裡被囚禁十年。
出來以後，我又回到中央美術學院教書。教了兩年書之後，因為我太太家在香港，八零年初我到了香港，在香港居住八年。一九八九年到了美國，先後在普林斯頓、康乃爾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在大學訪問或任教差不多十年。
現在，我自己決定回到中國，想要瞭解國內人的想法，倒不是因為使命感，而是覺得我自己內心的很多東西沒有完成。我在海外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所以也就不避海外一些朋友說我是向當權的屈膝投降，回來了。其實這是不存在的問題，因為我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情在這邊。我做的都是人文方面的，就是寫一些東西，想弄清楚大家心裏真正的想法。對於過去的一些東西，我們民族沒想清楚，我自己也沒想清楚，現在又被甚麼東西遮蓋著，所以，我現在做的就是弄清這些。
我當時坐牢的罪名，是因為當時在北京學生中間，尤其是在文藝界的學生中間，傳起了關於三八年黨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事。實際上，是因為文藝界對江青知根知底，關於文革，現在說都是“四人幫”的罪行，其實原因更複雜，大家的怨氣都直對著江青，是因為她迫害文藝界的人比較直接。
當時，江青就搞了專案組，想要知道是誰把這些消息傳出來的，這些資料從哪裏來的。專案組成立後就開始抓與這些言論有關係的人，我們就是在這種叫作“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中被抓的。那時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名學生在校，就抓了差不多三、四十個學生，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像有些中學一樣，設立了“地下黑監獄”審查這些人；此外，又抓了幾十位老師，都是用嚴刑拷打，然後讓每一個人說出，你聽見這些話是誰說的。同樣，在音樂學院等所有的藝術院校和文化部下屬單位，都在做同樣的事；經過篩選之後，慢慢就弄清楚哪些人是“主犯”。
開始抓人是在六八年一月份，到五、六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構成“反革命集團”、哪些人屬於更嚴重的“集團”。我就屬於這個最嚴重的“集團”。我是一個主犯，當時用的詞是“被扭送公安局”。實際上，北京市公安局從一開始就介入了審判，因為真正抓到公安局，如果打了你，將來案子沒有成立，你出來還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授權和監視之下，讓你的同學打你。這些刑訊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無論你有多麼堅強，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話講出來，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甚麼攻守同盟，這些人是突然之間被抓起來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麼回事。接著是挨個被打，問他們說過甚麼話。我估計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認識的文藝界被捲進這個案子的人有幾十個，比較有名的，像後來當了文化部副部長的英若誠，中央樂團的副團長，也是首席小提琴的楊秉孫，都是在這次風潮中被捕的。後來要給這些人判罪，而且要有威懾力，就要給他們釐定更多的罪名。在這些手法上，和給遇羅克定罪的過程都是異曲同工，你真的做了甚麼，同最後給你定的罪名，沒甚麼關係，不過是一種說辭。
我最後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條：第一條，他倒是說對了，是所謂“惡毒攻擊中央首長”，就是講了江青最不愛聽的話，還講了當時領袖的笑話，還有對當時中央首長的行為做過評論、批評，都算是罪行。在最緊張的時候，只要說過中央首長一兩條壞話，有人證明，那就會被判死刑。當時，給我弄了一百多條這樣的罪行，當然是槍斃幾次都不嫌多了。第二條罪行是和後來判魏京生的說法一樣的，就是“裡通外國”，因為我認識一些法國留學生，跟他們聊過天，就算是“裡通”法國。還有第三條，就是我們曾經商量過出國留學，因為我是學西方藝術史的，想去法國留學，這犯了“陰謀叛國投敵”罪。我就是按照這三個罪名被判處死刑的，案情就是這樣。
我跟遇羅克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十一月左右。我們在北京市看守所，那裏關了很多學生。因為釋放了一批聯動分子，原來跟我關在一起的人都被放了，把沒有放出去的重新編號，重新組合。在這次組合時，把我分到新地方。北京看守所有三個樓，像一個Ｋ字，叫做Ｋ字樓，是三層，我們被關在Ｋ字樓的二層，叫六筒，我大概是在六筒一號，號子裡已經有人住過一段時間了，遇羅克就在這裡，我們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跟他在一個牢房裡，被管了差不多半年。
到了一九七零年四月九日，我被調到死刑號裡的時候，我和遇羅克又都是在死刑號，我在四筒，他在二筒（還是三筒？）。那時，都是單間，我們只是在晚上，看守不注意的時候，才能說一兩句話。有時聽他跟看守說話，只是間接地知道對方跟自己一樣，是死刑犯。我跟遇羅克的接觸主要是那半年關在一起的時候。
每個房間大概就是十多平米，關了二十個犯人，當時政治犯太多了，牢房裡的擁擠程度是，如果每一個人都躺平了的話，就躺不下。睡覺時只能側著身子，如果誰想翻身，要大家一起翻。晚上起來解手，再回去就要把兩邊的人拚命地推，才能擠進去。
北京看守所為了管理方便，在三個建築群中間都有一個廳，值班的警察和看守都在廳裡，而伸出來的每一個走廊就叫“筒”。英文的“Ｋ”字有三個筆劃，從中間看，一層就是一、二、三筒，二樓就是四、五、六筒，三層是七、八、九筒，四層是十、十一、十二。我們當時就在二層的六筒一號，後來又調到七筒。
我一進入六筒一號，碰到遇羅克的時候，實際上在別人向我介紹說，那是遇羅克的時候，我馬上就知道他是誰，我在監獄外面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讀過他的文章。
當時抓我的罪名之一是說我是聯動的後台，或者說是聯動的思想後台。第一次抓我的時候，公安局自己不出面，而讓美院附中的“四三派”把我抓起來，“四三派”是同所謂“老兵”（老紅衛兵），也就是後來大家說的“聯動”，對立的，因為我跟幹部子弟出身的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於是當時海淀區最能打架的石油學院附中的“老兵”，就派了很多人來，和別的很多學校來攻打美院附中，來搶我。
結果，引起武鬥，雙方打得激烈的時候，就在早上四點鐘左右，我逃走了，一直逃到石油學院附中。為了安全，我和當時聯動裡最能打架的人住在一起，也跟他們談文化，談理論，後來石油學院附中被包圍，我又跑了，他們被打得也夠慘的。聯動裡面最能打架的人叫賀邯生，他被打得不能生育，絕了後。當時，“四三派”的理論基礎是遇羅克的《出身論》。我因為跟聯動在一起，從表面上看，我是個血統論者，但是實際情況比人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們是少數派，當時被整得也很慘。後來，聯動被抓，我又跟聯動在一起。平心靜氣地說，同樣因為言論罪被判死刑，遇羅克和很多人都被槍斃了，而我們最終沒有被槍斃，還是因為出身好而佔了便宜。
所以，我一開始聽說他是遇羅克，對他就有一個誤會，因為他肯定會知道我的背景。不知道當局是有意還是無意，把有聯動背景的人，和一個與聯動有仇恨的人關在一起。當時，我的朋友是像彭小蒙那樣的人，是紅衛兵裡的“筆桿子”，還有像魏京生，當時也是聯動裡搞宣傳的，這都是我的鐵哥們，而遇羅克的朋友是牟志京，所以在社會上，兩派人是極端對立的。但是，可笑的是，我們都被關了進來。說實在的，當時聯動分子在獄中的待遇比他們要好得多。而且，當時聯動的人最後都被放出去了。我仍被關在裡面，主要不是因為我是聯動，而是因為江青的事。
遇羅克一開始不知道我是誰，表現得很主動。我就是一個學生的樣子，那時候才二十四歲，自己認為很成熟，實際上很幼稚。大家當時都是愁眉苦臉，遇羅克卻是笑瞇□的。他走過來，對我說：“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個走之，羅霄山脈（井岡山根據地之所在）的羅，克服困難的克”。他就是用這樣開玩笑的、幽默的態度介紹自己。我就說：“久聞大名，我讀過你的文章，我覺得你的文章寫得不錯”。我對遇羅克說的是真的，因為他的文章邏輯清楚，論點明確，而且是說中了要害。遇羅克覺得很奇怪，一問我的名字，他更感到奇怪：“你還讀過我的文章？”——後來，遇羅克說過，他當時只是寫文章，比如他寫《聯動的騷亂到底說明了甚麼》等等，他只是在文章上與這些人交鋒，他希望有一個公平的機會，就像古代比武，拋開社會所附加的不合理條件，大家公平地較量一番。他當時對我們也有一種好奇心，像我對他有好奇心一樣，因為我們生活的社會層面完全不同，都想知道對方是怎麼想的。
所以，一開始我們都是帶有戒備心。想想很有意思，我們的談話有點像外交辭令，談甚麼問題都不像是普通的聊天，而且有點不約而同。牢房裡也有殺人犯、武鬥打死人的人，也有過去的中統特務，也有革命老幹部。遇羅克雖然不是大學生，但是他的學識比別人高很多。那時，監牢裡所有的人都知道，來了我這麼個大學生，中國人當時比較認這個頭銜，所以大家就讓我給他們講故事。但是，我有一個感覺，遇羅克的知識面不比我窄。當我講故事的時候他不會聽，只是看他的書，或者去睡覺。因為我的常識性講解對他說來沒有甚麼意思。
等到大家累了休息的時候，我和遇羅克都會主動坐在一起開始談話。因為，知識的背景和結構不一樣，而且在文革中的處境也不一樣，所以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他就會說，“據我的經驗，據我的學識，這個問題不是這樣的”。但是，我那個時候也是少年氣盛，他說完以後，我也會同樣說，據我的經歷，據我的學識，事情就是這樣。開始時，總有這樣的爭拗。後來，不可避免地談到了血統論問題，這是冰釋我們之間誤解的開始。
有一天，他跟我談起電影，他先問我，你看過《馬門教授》那個電影嗎？那是東德拍的電影，主題是反法西斯的，中間有一大部份描繪馬門教授，他是一個猶太醫生，當時，猶太人在德國柏林受到迫害，學校裡也對猶太學生迫害。他一說，我就知道他要說甚麼。
我說：“看過”。我又說：“跟中國沒有甚麼區別”。
他說：“你會這麼看嗎？”
我說：“我覺得是這樣。我在看的時候還不知道，但是到了文化革命，就發現，出身不好的人的處境，跟猶太人沒有甚麼區別”。
遇羅克說：“你們也會這麼看？”他又問我：“那你看過《出身論嗎？”
我說：“《出身論》寫得不錯。但是，有的時候人們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就談到，《出身論》當時也是一種宣傳，因為要宣傳自己的觀點。
經過這一次，大家談出自己觀點的要點，我們就把這個話題放下了，因為它已經不是一個針鋒相對的焦點了。所以，我們就能夠比較放鬆地交談。他跟我談了很多他的童年時代，他們家的大院，他和弟弟妹妹的關係。談及他在學校功課好，因為出身不好沒能進入大學，而被排除在“遊戲”之外。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我們的經歷確實很不一樣，我是在所謂的好學校一直昇上來的，我才知道這個社會對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羅克交談之前，我對這個社會瞭解並不多。而在這一方面，遇羅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講，他在農場種草莓，在街道上怎麼跟人搞好關係，怎樣傳呼電話……他在社會上交往的能力比我們強得多。至少，他使我瞭解了社會的另一面。
最難忘的事情就是我們在一塊兒編詩集，我們把手紙裁成像豆腐塊那麼大，然後他想辦法弄到紙和筆，假裝寫材料，實際上寫我們自己背的詩。把過去學過、讀過的古詩，一首一首地記錄下來。可以想像，監獄生活是相當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羅克一直在學習，我對他比較佩服。我當時對於自己會被判這麼重的刑，始終耿耿於懷，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氣難平，覺得是被別人迫害，完全是個人恩怨的一種陰謀，所以，我在監獄裡給大家講《基督山恩仇記》，遇羅克也在場。
這時候，能和遇羅克一塊編古典詩詞，大家都覺得生活中還有文化，還有些情趣，在談詩論詞的過程中，暫時忘掉鐵窗中的殘酷。因為，我周圍的人經常是這個被打、那個被戴上手銬腳鐐，天天見到的就是鐵和血，還要假裝視而不見。
當時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每個牢房裡都有幾個被折磨的神經失常的人，他們也是遭遇最慘的人。有一個是當時的“北航”，現在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老師，教俄語的，我們叫他王老師，他已經變得半精神病了，誰都可以在他身上踢兩腳、打幾拳；另外一個是個農民，因為說他罵了毛澤東就被關進來了，進來的時候，戴大鐐銬，人已經被折磨得變了形，大家打他打得更狠。
那時候，我作為一個學生，從來不動手打人，我的良心也受不了這樣的事。當時，我們就跟值日似的，輪流管精神失常的人，因為他們自己連上廁所都不行，得有人拽著走。輪到那些小年輕管他們的時候，就要表現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等輪到我的時候，他們說，讓這個“聯動”來管他，聯動打死人都不眨眼，意思是我能把他們打個半死。當時，我沒有必要向他們解釋，我也不想像別人那麼做，別人覺得我假慈悲。
當時遇羅克對他們的態度很特別，也不打他們，但是也不對他們好，完全不把他們當成一回事，就是視而不見。當時，我很奇怪，問過他，我說，那個俄語老師畢竟是老師啊。遇羅克的意思是，他們已經精神失常了，你對他好與不好對他們都沒有用。他還說，在社會上值得同情的人多了。
我想，可能他在社會上時間長了，總是同情人就會被認為是“爛好人”，是沒有用的。從這一點上，我想遇羅克遇到的事情中有比這殘酷得多的，所以他不會婆婆媽媽。我想是不是他更理智，更接近一個政治領袖？
中國那個時候如果有民主選舉的話，他會得到很多人的選票。因為，在我們的牢房中這很明顯。我們牢房有很多殺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對遇羅克都畢恭畢敬。他們對我倒沒有，量我不過是一個學生，仗著政府對我們好一點就胡作非為而已。但是，遇羅克不一樣，因為誰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較勁，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論》的作者，是當時在中國被污辱被損害的最底層人的代言人，所以這些人對他非常尊敬。
有時，我跟遇羅克爭論得很厲害的時候，這些人都在旁邊摩拳擦掌，意思是我要有甚麼不軌的話，他們就會一哄而上。但是，我們沒有那樣的問題，只是理論和觀念上的衝突。
在另一方面，遇羅克也有他特別孩子氣的一面。他也願意跟我們一塊唱歌，也跟我們學了一些歌，還和我們一塊下圍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們根本下不過他。
想想那時《中學文革報》影響那麼大，有多少人寄錢，或要求幫忙，有人想見他都沒有機會。當局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集團，就是要打擊他，這一點他很清楚。我說，你這樣做後果很嚴重。他說：“你們出夠了風頭，而我們的聲音沒有人能聽得見，每個人都是先天性的軟骨病，沒辦法。現在，好不容易有了機會（他指的是，當時中央文革一會兒支持這一派、一會兒支持那一派，他們從中有了辦報紙的空間）”。他們找到這個機會，發出了最強音，比我想像的還要強，所以他說，為了這他很滿足，就為這個，不管付出甚麼代價都值得。
實際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監的時候，他認為可能是長期監禁，他沒有想到會判處死刑。為甚麼呢？當時我們談過這個問題。中國當時雖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們都是有具體的罪行，從這一點來說，我會比他判得重，因為我有裡通外國等罪名，而他連這種罪名都沒有，他只是因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陳毅對於出身問題的看法跟他一樣，他也通過途徑跟陳毅聯繫過。因此，遇羅克當時跟我說，他對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處境，他知道我肯定會被判死刑，但是執行不執行還不知道。他曾經對我說，如果我有機會先出去，一定會替你陳情，去找陳毅，想辦法為你斡旋，使你免於死刑。我還很高興，對他表示感謝。我當時已經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個時候遇羅克並不知道他會被判死刑，那個時候他的案子還沒有判決。實際上，我們都沒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開了這個殺戒，以思想罪正式槍斃人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是一九六八年，還沒有估計到後來會有“死刑，立即執行”這樣的結果。
後來，我們在死刑號的時候我很佩服他，因為按照中國的程序，進了死刑號就是一定要被槍斃的。等我們都進了死刑號的時候，當時我被震驚了，所有的人都被震驚了，我們都處於一種頭腦空白狀況，我不知道心理學上如何解釋，當時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種愕然，就是人怎麼樣來面對這樣的現實，面對你將要被處決。
在這一點上，遇羅克比我們強。他在的死刑號裡向管理員大聲“報告”，實際上是說給我們聽，他說：“上一批的幾十個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因為我有重大案情要細細交待，可沒甚麼人提訊我，我怎麼交待啊？”，讓我們有個思想準備。那時候，他的語調還是那麼平靜，一聽就知道，他是帶著微笑說的。這時候我就比較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質要比我們強得多。
當時跟我們一塊進來的社會科學院（當時叫學部）的一個“筆桿子”叫沉元，他一進來的時候，就愕然了。我們被拉出去批鬥，戴上十幾斤重的鐵鐐，身上插著生死牌，在兩場批鬥中間休息，吃乾糧的時候，沉元還跟我說，聽說是“批鬥從嚴，處理從寬”，我一聽就笑了，我說沉元你還那麼天真，你沒聽見遇羅克說的嗎？你應該做更壞的準備。沉元說，怎麼會呢？我說，可能我們都得被槍斃，沉元說，有那麼便宜嗎？我說，你說不便宜是甚麼？難道是終身苦役？還不如死了。
其實我話是這麼說，人還是希望活著，等我們到又一輪批鬥時，看到前一輪挨批鬥的人都被槍斃了，沉元回來後，就受不了了，也可能是他想要延緩這一過程，就隍7d始裝瘋，喊、哭、叫。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處理方式，我就有些不明白，人在裝瘋時會不會真的瘋了？
遇羅克一直在拍打專門安在死刑號裡的按鈕，只要按了，隊長就會來。遇羅克故意找茬兒跟他們說話，把想要跟我們說的話跟他說，讓我們聽。遇羅克始終保持這種狀況，一直到三月五號他被拉走槍斃，他的情緒一直非常穩定，這一點是我所佩服的。
我沒有像沉元那樣裝瘋。裝瘋不止他一個人，我們也弄不清究竟誰是真瘋了，還是裝的，反正後來都被槍斃了，也沒辦法考證了。我和其他幾個人就是沉默，並沒有像遇羅克那樣繼續向他們挑戰，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沒有意義的。
從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羅克一直和當局在審訊上進行較量，一直到進入死刑號，他還是那樣，這是遇羅克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這說明，每個人的心理素質，以及他對於生活的選擇不一樣，表現的就不一樣。所以，我覺得遇羅克在那個時代，只能作為一個犧牲的英雄，他的選擇一定是這樣的後果。因為我後來知道，審訊他的審判員姓丁，因為個子很高，都叫他“丁大個兒”，丁大個兒對遇羅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時候還是定不了遇羅克的罪。丁大個兒就說，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機會。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願以償，把遇羅克送進死刑號。
當時時代一定會“成全”像遇羅克這樣的有自己信念的人。這個政權、這個專政機器是會“成全”他，這是雙方的成全。這個專政機器是靠人的鮮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們為甚麼沒有被選擇犧牲，是因為當時我們的血統，這是社會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們還不是當局槍殺的最佳選擇。從這個角度說，現在很多人要紀念遇羅克，我覺得這個意義是很長遠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
從長遠的方面說，我們不能忘記歷史，就像德國人一樣，還要看《辛德勒的名單》，德國人還要知道納粹為甚麼能夠在這麼優秀的民族產生。中國完全不一樣，中國現在好像在物質文明方面大大提高了，整個社會比原來開放了，有了民間的口頭言論自由，但是在思想的箝制和言論的限制上沒有比當年進步多少。所以，我覺得這本書《遇羅克遺作與回憶》有它的局限性，它沒有辦法，在這樣的環境下，只能出版這樣一本書。問題的焦點不在於那個時代錯殺了一個民族英雄，而在於，中國有沒有一天可以讓大家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如果沒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物質再豐富，中國還是一個原始的、落後的、嚴酷的社會。這一點沒有甚麼改變。
在八零年遇羅克得到公開平反之前，我已經知道了。因為當時遇羅錦通過別的途徑找到我，接著是一些報社的記者跑來找我，因為我是唯一跟遇羅克在最後的時刻、在死刑號還在一起、並且願意說出來的人。實際上不止我一個人有這個經歷。當然，有的人已經死了，也有的人不願意說了。
那個時候，我一聽到這個消息，就有一個錯覺，認為中國進步了。因為八零年初的時候，雖然政府把“民主牆”從西單搬到月壇，但是整個的感覺是中國有一個可能性，街頭大字報不行，可是在私下的思想自由已經開始了。遇羅克這件事情真正的平反對中國說來是一件大事。
我當時馬上給香港的《九十年代》寫了一篇紀念遇羅克的文章。一開始，他們沒敢發表，後來發了，就是現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收入的那一篇，遇羅錦也借用了我的一些資料。當時中國如果開始反省這些問題的話，我認為這個民族很有希望，我以為這是一個理性的、往前走的過程，但是，魏京生的事情又出來了，於是就變成遇羅克平反、魏京生被抓。
中國歷史很有諷刺性。魏京生本來是聯動裡搞宣傳的，他變成了向極權挑戰的人；而當時出身不好的遇羅克，發表了《出身論》的人，跟張志新一樣，被政府當作一個民族英雄的形象來宣傳。這件事有它讓人激動的一面，也有讓人沉思的一面。那時宣傳遇羅克是真的想徹底反省這件事，還是僅僅是一種需要？實際上後來我發現，對於遇羅克的宣傳時間很短，沒有深入地討論，因為如果深入地討論，進一步談“一打三反”運動的過程，就會談到那時殺了多少因為言論、因為思想獲罪的知識份子，大部份經過正式宣判，還有一些在沒有宣判之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了。
這些人和第一波紅色恐怖時被打死的人不一樣。紅色恐怖中打死的差不多都是出身不好的人；第二波打死的人是造反派武鬥，死的是群眾；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後殺死的人，都是政權所不喜歡的人，是以群眾運動的名義殺死的有思想的人。我想，只有把這些事情談透之後，中國人才會知道思想自由對於中國的社會意義，這個民族才會有希望。一九八零年，遇羅克的事情才說了幾天，就不再提了。根本就沒有人把“一打三反”，這個箝制言論、扼殺思想的頂峰拿出來批判。好在“一打三反”沒有延續得太長。否則，不知要殺死多少人！
談到這本書《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的不足，我認為，如果真的從理論上來談遇羅克這件事，這本書出版就會很困難。所以，它還停留在打倒“四人幫”啊、“四人幫”製造的事端啊，這些提法上。當然，事實遠遠不是這樣。我曾經想過，要從現在的角度重新寫遇羅克，但是，讓人感到悲涼的是，像《九十年代》這樣的知識份子的言論刊物都被迫停刊了，那我寫這樣的文章能在哪發表，誰還會去看？我拿著這本書給現在的年輕人看，他們翻了翻，第一個反應是，那時候你們怎麼那麼傻？意思是，那麼錯的事，你們都站出來說話不就成了嗎？我就只能說，那時候站出來說話的人都死了，或者被打壞了；他們的第二個問題是，那是真的嗎？他們根本不能理解，而且以為他們現在已經享受到最充份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了。但是，這些你不能跟他們辯論。
我覺得紀念遇羅克應該從更深層來說，救救這個民族！救救這些孩子！我們應該更深入地來討論這些問題，從文化上弄明白，現在我們的毛病在哪裏。
我不是唯一活著從死牢裡出來的人。跟我一塊兒出來的還有一個姓周的，他和我是同一個案子。但是，每個人的選擇不一樣，他不但不願意再提這件事，也不許別人提他的名字和他的事情。他覺得這個回憶對每個人來說都非常痛苦，誰要是提起，就是用人們的痛苦來賺自己的錢，或者賺自己的名聲。也有別人對我提出過這樣的批評，不光他一個人這樣說。但是，我這些年來寫的都是這些，已經快要變成“監獄文學家”了。其實靠這個既發不了財，也出不了名。
我覺得，我應該講一個故事。就是在第一天，二月九號我進到死刑號，遇羅克大聲和看守說話，暗示我們真相以後，當時每個人都被震驚了，那個時候走廊裡面靜得連一根針掉到地上都能聽得見。每個人都處在臨死前，進入了死亡的程序中。我們聽見獄卒進了房間，那是二月初北京的冬天，剛下完雪，他把牢房門關上了。我們都輕輕地提著腳鐐和手銬站起來，每個人都貼在自己的那個小窗戶上，互相開始叫名字。這時候，我就想起日本小說《喬遷喜面》，寫的是，本來人們為了慶祝喬遷之喜要吃一頓面；共產黨員在監獄裡轉監的時候，會開一個晚會；我就提議，咱們做一個臨別的晚會吧，大家都同意，然後我們就輪流唱歌，當然是以很小的聲音。但是，牢房太靜了，只要一個人唱就都能聽見。我突然憋不住了，就大聲唱了起來。這時候，看守就衝了出來，大叫“誰？”我們趕緊躺下了。他過來查，我們都假裝睡著。後來就變成這個晚會很滑稽，他跑回去，我們就躺在床上大聲唱，他出來就不唱。我唱的是曾經跟遇羅克一起唱過的歌，包括《光榮犧牲》這首歌。
我可以說，遇羅克是比我更正統的理想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的哲學的整個框架是黑格爾、費爾巴哈到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反對馬克思之後的國家與政權這一套，他是非常理想主義的。
他想起這些歌的時候與當時的處境有關，那時他戴著很緊的手銬，吃完飯，手就會腫脹，非常難受。那天吃完晚飯，他就跟我談起來。那時大家都知道這樣一個傳說，斯大林最喜歡的歌是《蘇裡柯》，格魯吉亞民歌；列寧最喜歡的歌是《光榮犧牲》。我因為過去一直學外文，喜歡唱外國歌，俄羅斯歌差不多都會。遇羅克問我會不會唱列寧喜歡的《光榮犧牲》，我說，會。這是一首根據俄羅斯民歌改編的歌曲，我們就一遍一遍地唱，唱得監獄中的老頭都哭起來了，因為處在那樣一種環境，大家都有一種帶入感。
在死刑號裡的第一夜，大家都沒有睡覺。我還記得，有一個小孩，忘記他叫甚麼了，可能是因為偷越國境到當時的北朝鮮，被北朝鮮當局送回來了。看他歲數小，我對他說，你出去的機會最多，你出去以後一定要告訴我爸爸媽媽，說最後我們沒有難過，最後我們挺開心的，還一直在唱歌。其實，當時我自己覺得沒有甚麼可求的了，希望外面的人不要為我們難過。我也跟前面提到的那位姓周的說，看來咱們活著出去的機會不多了，咱們以後到上面去，跟上帝一塊兒的時候，互相讓著點。遇羅克也跟我們搭茬兒，他好像說“殊途同歸”之類，具體我記不清了。大家一起唱歌的時候，遇羅克也唱了。
現在我知道的，還有兩個人沒有被槍斃。他們曾經到北京看過我，大家記得最清楚的是這次獄中晚會。但是，他們因為有各種考慮，不願意談這些事。
遇羅克個子比我高一點，大概一米七二左右。我一進監獄的時候，是十一月，監獄裡還沒有生火，很冷。他戴著一頂栽絨的棉帽，就像解放軍戴的那種。監獄裡的老工人叫他冬瓜腦袋，因為他的頭有點平行四邊形，有些禿頂，戴著黃框的眼鏡。他說話嗓音有點尖，慢條斯理，寫字受魏碑體的影響，字很漂亮，我算是中央美院畢業的，但是鋼筆字不如他寫得好。
使我多年不能忘記他的地方是，他在任何環境都能夠保持一種寧靜的心態，因為他有一個堅定的信仰，這是我始終沒有的，到現在我也沒有。他對我的影響可以說是他的使命感，這使命感比較明確，就是要為這些出身不好的人鳴不平，為這些人爭取應得的權利、地位，實際上他也是在爭言論自由。
我本來應該從監獄出來好好作生意、去發財，或者做一個閒散的人。但是每次只要有甚麼事，比如“民主牆”、“六四”，我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是遇羅克的使命感使我覺得，本來我沒有使命，但是這麼多人都死了，他們想要做的事，現在還沒有結果，我和他們不一樣，但是深層中是一樣的，我就希望中國好，我要有實際行動。遇羅克的這種勇敢，對我也有很大的鞭策。
我自己本來是一個文藝青年，喜歡寫詩、畫畫。定我們為反革命集團還有一條，就是我們在一起成立寫詩的組織。當時，一有組織肯定就是反革命組織。我對於政治、道德勇氣，過去沒有這方面動力，也沒有這個要求，可以說遇羅克和跟遇羅克一樣的很多人，在這前後獻出了生命的人，對我說來是一種鞭策。並不是他們要求我這樣做，而是我覺得我們還有甚麼更寶貴的？我們已經死過不止一次了。本來“六四”的時候我可以不管，可以不站出來，但是我覺得自己良心不安。就和後來一樣，我在海外寫一些文章，回來不斷地有麻煩、出事情，可是我自己覺得，如果我放棄自己的言論和思想，那我跟行屍走肉有甚麼區別？我會想到遇羅克和與他一樣的人，他們活著會怎麼做？我雖然不是理想主義的先驅、同道人，但我是一個還能說話的人，我應該多說一點，就是這樣。
□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張敏採訪
轉自《華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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