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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訊】有個不太能惹人笑的故事。一個人被箭射傷，前來求醫，醫生只用剪刀把留在皮外的那部份箭剪了下來。病人說：箭留在肉裏會死人的。這位醫生道出了看似我們現今醫學界的一句名言：我只管治病，不管死人。這個故事一看就是編的。我要是醫生，我就不會傻到和人說這些的地步。雖然看着不真實，但也還算有點兒意思。 我有個故事就沒那麼有趣，但卻真實。有個朋友，肝硬化晚期，失血已經幾天，而且由於找不到失血部位，無法止血，而且胃靜脈又突然破裂，血清總蛋白已經降到15/L。這個指標只能說明：他再沒有搶救的可能了。當時，家裏人都不知道這些技術問題，而接受了醫生提出的「硬化治療」方案，要止住他胃裏出的血。可是，他血清裏已經沒有足供他生存的蛋白質（總蛋白如果低於17/L，則肝損害不可逆轉），況且，他又失血過多。其結果是：他死於「硬化治療」的過程當中。胃裏血管還沒硬，他先硬了。我的擔心有兩點。一是，怕別人看了開頭就不會再讀下去。因爲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關心別人死活的習慣。二是，即便是讀完了，也會有人告訴我：這樣的事太多了，沒勁。可是，我還是不太明白：爲什麼到了那種程度，醫生還要做出「硬化治療」的決定。「傻瓜，爲了錢」，我知道很多人都會這樣親切地提醒我。可我還是無法想像這樣一個畫面：醫生們在忙着搬石頭，就因爲那口井裏有一個將要垂死的人。等井填滿之後，你在每張臉上都能看到「心安理得」四個字。 我小時候趕上了判斷是非很容易的年代。毛主席說「是」，就是「是」，其餘的你完全可以都看成「非」。像這樣的時期，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不少。但我們可能恰巧活在其餘的一部份時間裏，至少是現在我們得自己去作判斷。這當然會讓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迷惘，使得很多不太像人乾的事一一出現了。可我還固執地認爲：即便只剩下人們直覺的標準，我們也仍然可以分清什麼是人應該做的。儘管直覺的標準在倫理學上有很大的爭議。王小波先生的說法：孟子有些偏執。這老頭兒也確實有點兒底火兒，動不動就開罵。但我覺得還是要看他罵的是什麼東西。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如果缺一樣，他就說：非人也。如果一樣都沒有，恐怕他老先生連罵也沒底氣了。用我們現在的話說，他已經完全沒有人性。 在我看來，如果人要練到這個地步，首先要做到一點，那就是除了和他有「關係」的人之外，別把那些直立行走、也能運用語言的動物當人。如果你在作手術時，把紗布留在綿羊的肚子裏，你的內疚恐怕沒有多大必要。或者是你要母雞多給你蛋，如若不然你在給它割闌尾時就留下那麼一點兒（如果雞有闌尾的話），這也似乎看不出太卑鄙。其次還要進一步，就是不把他們當動物。假如你要無意中弄死了一棵草，就算你是有意弄的，也沒什麼了不起。有了這兩點，大概才能用那些「生物」身上賺的錢，給自己的孩子交學費，培養他們「成人」。我總結這點兒玩藝兒，太淺。身在其中的人（如果「人」還可以用在這裏），早就有一套與之相關的「哲學」。那東西之深，當然不是我輩可以問津的。 說實在話，看了卡夫卡的《變形記》之後，我嚇壞了。在主人公變成大甲蟲之後，他家人的冷漠與殘忍足以讓任何人膽戰心驚。可我在看了我們的現實之後，小說就不那麼可怕了。好在，人有適應性，可仔細一想，我們如果都適應成這樣，那就更讓人心裏沒底。看來問題還不僅僅出在醫生身上。人性的衰落正在我們的大街上流行。就像每張專輯，不斷翻新。我一點兒都不想感嘆人心不古，而從來都認爲重農主義過份平均的想法，一直橫跨計劃經濟，夾雜着「大鍋飯」保留到今天。懷念不發達的心理就如撿破爛兒的習慣，總是想在垃圾堆裏挑出點兒什麼。我堅決不幹。首先，我覺得撿回來的東西好不到哪兒去。再者，我受不了垃圾站的味兒。需要說明的是：這裏指的是精神垃圾，「大鍋飯」該算一個。因爲在那樣一個時期，人們一定是懷有很少的「私有」觀念。可我們如今能夠認同的是：由於刺激這種觀念，才使我們得以有今天的繁榮。 可有兩點我們似乎有些忽略：一是，我們是在相信絕對平均的共同富裕基礎上接受這種刺激的。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得到的刺激過於強烈。蝸牛被烏龜撞暈後抬進了醫院，醒來時醫生問它怎麼回事。它說：一切都太快了，我還沒來得及看清發生了什麼，就什麼也不知道了。幸運的是，這個蝸牛醒過來了。在面對「私有」這個觀念的時候，很多「人」就沒那麼運氣。二是，在我們想像現代化並決定去建設它時，似乎很少有人覺得它需要代價。原因之一也許是：我們那時太忙，每天都要罵西方的「精神墮落」，讓我們沒時間考慮我們需要什麼支撐下崗、暴發、以及夾在中間、眼中佈滿血絲的人們。不是沒有人堅持什麼，而是不知道該堅持什麼，除了那些撿破爛的。於是，很長時間裏我們都有些渴望，至少在文化界。也有許多人談到過「啓蒙」。可惜，它又一度被許多可以稱爲「主流」的東西中斷。學術藉助一股學術之外的力量認爲，已有的、被他們稱爲「理論」的那個大雜燴可以解救人性。對於這一點我想說，首先那和學術無關，其次也不能把什麼都叫做爭論，除非你認爲壓制也是爭論的一種。王小波先生說：學者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信使，但他們自己並不知道報告的東西是好是壞。也有另一種被稱爲「學者」的，他們明知是壞的消息，偏偏要把它說成好的，而且完全出於自願。這樣的事從古到今我們就有根兒：「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學者要玩這一套，管保讓你傻得心服口服。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如果說假話都可以做爲一種職業，那麼欺騙和殘忍怎麼就不能流行呢？所以管買大力丸的叫「學者」。這在我們這個社會也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那麼還有沒有一種藥，能治療人性的缺乏。向醫生討教這樣問題是很危險的，萬一遇到精神病醫生更不好辦。問學者，他們無論如何都要賣給你大力丸的。好在社會上還有這樣的人，他們不沈默的原因，就是在召喚良知。他們會去找那種藥。因爲他們信奉這樣一句話：我是人，人類的一切都和我血脈相連。--摘自民主論壇(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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