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訊】對岸的打火機的亮光閃了兩次。這是可以過江的暗號。我攥緊了拳頭，對，我要再一次潛入那裏，把那裏的慘狀告訴全世界。只有衣服的摩擦聲音。大家無聲的脫去衣服－不管男女－全裸，然後，相互攙扶著，踏入江水之中。1998年12月18日。包含了我的生命的錄像放映了－在全世界人民的眼前。我是北韓的難民，去年秋天曾經秘密潛入我的祖國拍攝過錄像。我偷拍了北朝鮮的黑市的情況，和賴黑市來維持自己瘦弱生命的流浪兒的活生生的現狀。有人以為那是在北韓當局的監視下拍攝的為了得到國際援助的宣傳品，但在我的錄像裡面，沒有演員，全部是真實的實拍，是金正日最不想讓世界人民知道的黑暗面的寫照。
據說，當金正日看到了南韓的KBS電視台播放的我拍的錄像時，立即命令：“找出拍攝者處死！”。在日本的“在日本朝鮮人總聯合會”（註：親北韓組織）說：“錄像確實是在北韓的環境下拍的，但那是北韓當局故意安排的，安哲上當了”。聽到這些，我唯有苦笑。在中國這邊，也有謠言說“安哲是中國的朝鮮族人，不是北韓人。”要是真的這樣想，我反倒安全了。可是，我要為了：我自己，北韓的老百姓，和幫過我的人們，講真話。 （一）97年7月，逃離
我，安哲，1972年生。只能講這些，我的臉也不能讓你看到，我的家人還留在北韓，如果有人知道我就是安哲，他們就會有危險。請理解。我的父母和弟弟等4人，生活在北韓中部的A市。父母都是工人，我也是。父親由於有親戚在中國，所以，我們一家的“成份”就不好，父親也入不了黨（勞動黨）。就是說：我們是社會的最低層。我想做“人”，所以曾經考慮過參軍。因為參軍可以入黨。可是，父親卻塞錢給軍事動員部的醫生，讓他在我體檢時寫了“不合格”，父親卻說：“不想讓你遭部隊的那個罪。”，當時，我可是氣壞了，因為想過好的生活。
真正的饑荒是從1993年開始的。配給中斷，我們工廠的油和電的供應也跟不上，工作就逐漸停止了。A市的工廠幾乎都是這樣。配給沒有恢復，家裏人的營養情況都越來越不好。不少人就這麼倒下來了。街上到處是流離失所的人。冬天氣溫是零下十幾度。火車站的候車室裡擠滿了流浪者。失去住處的人，就是那些為了餬口，把自己的房子賤賣給黑市的人，就是賣了房子，得到的錢也只能維持一個月左右的生活。國內的物資／糧食全部都只有靠黑市來供應。在火車站的候車室裡，剛剛還在動彈的人如果突然倒地不起，也已經是見怪不怪了。
我們一家人開始也是當了一切家產給黑市度日。但當光以後，只好出來“謀生”了。我在全國－除了平壤以外，到處去找糧食。主要的，是頻繁地去中國的吉林省的國境地區。原因是，中國的對朝援助以白市和黑市兩種方式，大量向北韓運谷物。所以，和中國交界的山區是以前誰也不想居住的地方，可現在變成了糧食供應最好的地區。從1993年到1995年整2年當中，我走遍了國境的村鎮，也為我此次的秘密潛入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比如，我知道了：北韓政治保衛處的秘密警察的“10號哨所”是最難應付的。但是，可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1997年春天，當我弄糧食回家時，等待我的是我父母的遺骸－他們餓死了。
這樣，我失去了我拚命想孝敬的東西，而且，我的腦海裡也浮現出我自己也將成為白骨的圖像來。黨的號召“苦難地進軍！”，“決死地保衛革命的最高統帥部”等等，在我看來，變得虛浮了。我從來也沒有考慮過甚麼社會啦政治啦這些，只要能活著就行了，因為大家都明白如果對金家父子有疑問，將意味著是活得不耐煩了。 但是，我那時還是在腦子裡蹦出了“金日成，金正日，你們究竟是甚麼？”的朦朧想法，這是生下來第一次，但已經無法制止它了。
1997年7月，我到父母的墳頭前告別“我要逃亡中國。”，又和親戚－他們因為有牽掛不能走－告別。然後，奔向我熟悉的朝中邊境。深夜，我毅然地跳進了鴨綠江。
（二）決心
97年12月。由中國的朝鮮族人介紹，我進入吉林省的一個伐木廠做工。在那裏，我認識了一個在日朝鮮人－他是RENK（救助北韓民眾緊急行動聯絡網）的李英和局長。RENK是北韓難民的支援團體，是來中國作實地調查的。我和他用同種語言可以交談，但讓我大吃一驚的是：他公然主張“打倒金正日政權，北朝鮮要民主化”。而且，他還說在日本的朝鮮人正在進行組織活動。甚麼？日本也有朝鮮人？他們可以活動？從北朝鮮和中國的社會現狀來看，這真令人不敢相信。我還是不能完全懷疑金父子有問題，所以，並沒有馬上接受李的“要鬥爭”的看法。
但是，又想到父母是被餓死，我自己背鄉離井，寄人籬下，仇恨金家父子的感情無論如何也抹之不去，反覆考慮後，我終於同意了李的看法。我決心去鬥爭！當我看到李的小型攝像機，突然，有了想法。“我要回去，把國內的悲慘情況偷拍下來，讓全世界看！”李局長開始非常猶豫，說太危險了。但是，我有絕對的自信，因為我對“10號哨所”的位置，對答檢查的方法，要出多少買路錢，都瞭如指掌。而且，即使被捕，要麼逃跑，要麼咬斷舌頭，會嚴守秘密。見我的決意，李終於同意了。他把這次的行動命名為“中國/辛德勒作戰”。先說明一下我的作戰裝備。小型攝像機就是我的武器，把它裝在包裡，在鏡頭和麥克風的地方開小洞。抱著包一面走路，一面攝像，沒有人會引起注意。攝像帶有6盤，用掏空的“長白山”的香煙合作偽裝。而掏出來香煙就又成了很好的賄賂用品，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高級品。然後，是充電池和充電器，還有半導體收音機。再帶上日元，美元和人民元3種現金。人民元在國境沿線是通用的，但再向南下的方向走，人民元就必須和北韓的貨幣作兌換才行。
就這些東西，所以，這次我是意外地輕裝上陣，這樣的輕裝旅行我是第一次。另外，也是考慮為了逃跑方便。我重點學習了攝像機的操作方法，又反覆進行了攝影訓練。以後，決定了潛入的地點和攝影的地方－有我朋友居住的北韓中部的B市和C市。雖然，我想去家鄉A市，但最後和是放棄了。由於我失蹤了好長時間，作為對居民的動向把握嚴厲的當局，大概會認為我逃往到了中國。一旦，我出現於家鄉，就會成為政治性的大事。
（三）再次潛入
98年9月下旬。 我和住在中朝邊境的村民A取得了聯繫。A的家離江邊只有一佰米左右的距離，而江寬約50多米。A告訴我：“中國方面的警衛比較松，從北韓來的人也多起來了。”接著，和朝鮮一方的走私商也取得了聯繫，在7月份我已經給了他一筆現金。行動的日子終於來到了。實際上，我在7月份曾經嚐試過一次渡江，但當時，北韓正在選舉人民代表，所以戒備森嚴，只好半途而廢。到了9月份上旬，又逢金正日的國防委員長上任，加上建國50週年紀念日也沒有成行。因此，我想這一次一定要走。走私商和北韓的國境警衛隊是穿一條褲子的關係，就是實際上他們狼狽為奸，盤剝來往的難民。士兵也餓肚子，抓住難民就沒收他們的行李，為了生存，也接受走私商們的賄賂。我拎了一個體育包到了A家裏。包裡有在北韓大家都常穿的卡幾色的布衣服－那是件很舊的衣服－到了北韓必須更衣，因為在中國穿的衣服太“漂亮”了，容易引起注意。我這次回國的真正目的對A和走私商都沒有講，他們多以為我是在中國賺了錢回家的難民而已。A的家裏又來了40和30歲的夫婦共4人，加上我和走私商，這個“回國團”一行為6人。
接下來，又等了一個星期。走私商來了，他已經和國境警衛隊的年青士兵搞定了，說沒問題。晚上10點，到達渡口點。伸手不見五指。由於難民太多，中國一方也加強了警備巡邏，只好利用間隙，不時躲藏於路旁的樹叢裡。 對岸有被收買的朝鮮國境警衛隊的士兵，他們的警備時間是0點到第二天的清晨，他們現在都在哨所裡一動不動的警戒著。
（四）渡江
從中國一側的渡口點的約有20米高的懸崖下來，在江邊等待暗號，就是打火機的火苗。這時，在江邊已經等了3個多小時，乾著急但沒有辦法。還有，赤身裸體過江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衣服濕淥淥上岸，一看就是偷渡客。所以，比起往中國跑，回去更加可怕。而且，比起抓朝中國逃的，北韓國境警衛隊更喜歡抓回國的難民“肥鴨子”－有錢又有糧。江水並不深，也不太冷，最深的地方也就到肚臍眼附近。不一會就到了對岸。被收買的士兵還來迎接我們，看上去像是走私商的親戚，今年21歲了。為了對付夜裡的難民偷渡，其實警戒還是很嚴的，所以，為了衝破警戒線，這小伙子要給我們做嚮導。通過果園和小山包，又躲開警備哨所，就到達一戶人家。飽餐了一頓玉米，就貓在倉庫裡，很快就昏昏睡去了。
（五）沒有身份證
我躲在倉庫而不住在人家家裏也是有原因的。在北韓的村落有“人民班”的檢查制度，就是說：從其它地方來的人，或者要住宿，就必須登記。特別是國境附近，這種制度尤其嚴厲。有糾察隊在各家巡邏，要查看身份證，還打開行李檢查。我帶著攝像機這個“危險品”，加上無身份證。我在逃亡中國時，已經扔掉了原來的身份證，而且，由於北韓的人民代表的選舉，以前的老式像筆記本一樣的身份證已經換成像中國那樣的卡片式的了。所以，無論如何，我都不能登堂入室到人家裏。
在倉庫裡呆了2天後，那家的男人帶我來到火車站，乘火車頭駕駛室的座位往E市去。我沒有身份證，又帶有危險品，還有，我沒有“旅行許可證”，要想乘坐旅客車廂，根本不可能。所以，火車司機拿了鈔票，他的座位就讓給了我。這些都是那個走私商人的安排，想想也只有這樣最安全又舒服。付給走私商的鈔票為人民元800元，他也真是負責到家了。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在深夜快到達E市前的一個小站，一個安全員（警察）突然串進駕駛室，大概看我根本不像火車司機，二話不說，大吼一聲：“身份證拿出來！”，我的脊背一下子殭直了。逃跑嗎？只有逃了。
“我沒有。”我大聲地毫不示弱地回答他，並迅速打開他身後的門，跳下車，飛也似地狂奔而去。我逃脫了。結果，我只好步行去E市。由於我一天24小時以上沒有吃飯了，雖然兜裡有錢，可是在北韓並不是到處有飯店餐館的地方，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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