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據《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記者 Meredith Chen 9月8日報導，中國教育界近日再掀英語是否應繼續維持「核心主科」地位的爭論。知名考研數學教師湯家鳳公開主張降低英語在基礎教育中的地位，相關言論迅速引發輿論交鋒。支持者認為，學生投入英語學習的時間與實際使用需求並不相稱；反對者則警告，一旦弱化公立教育體系中的英語教學，真正受到衝擊的可能不是有能力負擔補習、留學或國際教育資源的富裕家庭，而是主要依靠學校取得外語能力的普通學生。這場看似關乎課時與考試權重的教育之爭，也再次觸及中國近年民族主義升溫、教育公平，以及對外開放與意識形態收緊之間日益突出的矛盾。
民族主義席捲教育：學英語竟與「崇洋」掛鉤
這場英語「降級」之爭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英語該占多少課時、考試該占多少分，而是一項原本可以從教育成效與學生負擔理性討論的問題，正被賦予愈來愈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湯家鳳認為，中國學生、家長及學校在英語上投入過多時間與資源，而多數人畢業後的工作很少使用英語。他因此主張取消英語的「核心主科」地位，並稱「英語只是一種工具，會用就行了」，更宣稱中國人「崇洋媚外的歷史應該結束」。當降低英語地位與「結束崇洋媚外」被置於同一套論述中，語言教育便不再只是教育政策之爭，而開始被套上文化忠誠與民族認同的政治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將英語學習與「崇洋」相連的論述，在中國內部同樣遭到反駁。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指出，學習英語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重要進步之一，把學英語視為「崇洋媚外」的，只是「極端、狹隘」的一群人。這番反駁恰恰凸顯中國當前的一項深層矛盾：一方面高喊「文化自信」與民族復興，另一方面，中國的科研、商業、外交、高等教育乃至國際競爭，又不可能真正與英語世界切割。若連學習一門國際通用語言都開始被置於「愛國」與「崇洋」的框架下審視，所謂「文化自信」最終反而可能滑向對外部知識與交流的防備。
人工智慧翻譯的快速發展，也被部分支持降低英語權重者視為削減外語學習必要性的理由。然而，機器可以翻譯字句，卻不能完全取代直接閱讀原始資料、理解不同文化語境及進行跨國溝通的能力。真正需要改革的，可以是僵化的應試英語、過度的考試權重與低效率的教學方式；但若改革的方向從「如何把英語教得更有效」滑向「學英語是否崇洋」，性質就已完全不同。當民族主義開始替知識工具劃分政治界線，最終被限制的恐怕不只是英語課堂，而是下一代接觸外部世界、取得第一手資訊與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課程思政滲入英語：外語課也要承擔政治任務
英語「降級」爭議之外，中國外語教育近年還出現另一項更值得關注的變化——英語課不再只負責語言教學，也被要求承擔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中共當局推動的「課程思政」，簡單而言，就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存在於政治課，而應融入包括英語在內的各類課程。於是，學生學習英文單字、閱讀與寫作的同時，教材與教學也被要求融入「文化自信」、國家認同及官方倡導的價值觀，外語教育因而被納入更大的意識形態教育體系。
問題並不在於英語教材介紹中國歷史與文化。任何國家的外語教材納入本國內容都很正常；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教材的功能從「讓學生用英語理解中國與世界」，進一步變成「透過英語傳遞特定政治價值」，外語課的性質便發生了變化。相關研究發現，習近平時期部分中國英語教材在處理人權等議題時，傾向突出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正面角色，對中國國內較敏感的人權問題則採取迴避、弱化或去脈絡化處理。換言之，學生並非完全接觸不到國際議題，而是他們接觸到的內容可能已經經過政治框架的篩選與重新詮釋。
這正是「課程思政」進入外語教育最值得深思之處。學習外語的重要價值之一，本來就是讓學生有能力直接閱讀外國資料、理解不同社會的觀點，甚至比較彼此衝突的價值與論述。如果英語課最終只是換了一種語言重複既定的官方敘事，那麼學生雖然學會了英文，卻未必因此獲得更寬廣的資訊視野。外語原本是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窗；當政治權力決定窗戶朝哪裡開、哪些風景可以看時，英語仍然存在，教育的開放性卻可能已經悄然收窄。
英語降級誰最受傷？教育公平恐成最大代價
英語是否應維持「核心主科」地位，當然可以從學生負擔、教學效率與實際需求進行討論；但一旦真的削弱公立學校的英語教育，另一個更現實的問題便無法迴避：當學校不再提供足夠的英語教育時，誰有能力自己花錢把不足的部分補回來？
答案很可能取決於家庭的經濟條件。富裕家庭即使面對公立學校英語課時或教學要求下降，仍有能力透過私人家教、國際學校、海外教育及其它付費資源維持子女的外語競爭力；真正缺乏替代選項的，反而是主要依靠公立教育取得英語能力的普通家庭與農村學生。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在報導這場爭議時也承認，反對降低英語地位者的一項主要憂慮，正是富裕家庭可以轉向私人補習，而一般家庭的學生可能因此失去較公平的競爭機會。胡錫進也反對將英語問題民族主義化，警告把學英語與「愛國」扯在一起，只會製造不必要的意識形態爭議。
中國過去的教育改革經驗，更讓這種擔憂並非毫無根據。2021年「雙減」政策原本就以減輕學生負擔、遏制校外補習造成的教育不平等為重要目標之一；然而後續研究發現，當公開的補習市場受到嚴格限制後，家庭對優質教育的需求並未消失，部分補習反而轉入更昂貴、更隱蔽的地下市場，而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更有能力繼續購買這些教育資源。結果是，表面上人人受到同樣限制，實際上不同家庭應對限制的能力卻完全不同。
英語教育同樣存在這種風險。若學生在公立學校能夠接受相對完整的英語教育，至少不同階層的孩子還共享一條取得外語能力的公共渠道；一旦這條渠道被削弱，英語並不會因此從中國社會消失，它更可能從「學校提供的公共教育資源」，逐漸變成「家庭自行購買的競爭資源」。到那時，富裕家庭的孩子照樣可以學英語、留學、閱讀國際資料並爭取跨國企業與海外升學機會；真正被擋在門外的，反而可能是最沒有能力自行購買這些機會的人。
這也構成英語「降級」論述最具反諷意味的一面：打著減負、反對「崇洋」甚至教育公平的旗號弱化英語，看似讓所有學生站在同一條起跑線，卻可能使家庭財富在教育競爭中的作用變得更大。當富人可以用金錢買回學校不再提供的教育，而窮人只能接受被削減後的選項，所謂「減負」就可能變成另一種階層分流——減掉的是共同的公共教育資源，留下的卻是只有部分家庭買得起的選擇權。
苦學多年仍排名後段：應試英語暴露效率困境
湯家鳳批評中國學生花費過多時間學英語，確實觸及一項長期爭議，但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英語「學得太多」，而是多年投入之後，究竟有多少轉化成實際語言能力。《南華早報》引述2025年EF英語熟練度指標（EF EPI）指出，中國在123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86，得分464，被列為「低熟練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受測者閱讀得分492，明顯高於聽力436及口說448。EF EPI並非針對全體人口的隨機抽樣，因此不能單憑排名判定整個教育體系的成敗；但這種能力落差，也讓外界長期對中國英語教育偏重單字、文法、閱讀及考試技巧，卻未能充分培養實際溝通能力的批評再次受到關注。
如果問題出在高度應試化的教學模式，那麼把英語從主科「降級」，並沒有解決學生學了多年卻難以實際運用的根本問題。真正需要改革的，是如何減少死記硬背、提高實際使用能力，而不是把「教不好」變成「不必學那麼多」。一個教育體系若讓學生苦學多年，卻難以把考試知識轉化為實際能力，真正應該被降級的，恐怕不是英語，而是那套低效率的應試教育邏輯。
當「文化自信」走向封閉 誰為教育倒退埋單？
中國這場英語「降級」之爭，表面上討論的是一門學科該占多少課時與考試分數，背後折射的卻是更深層的教育與政治矛盾。從將英語與「崇洋媚外」掛鉤，到「課程思政」進入外語教育，再到弱化公立英語可能加劇教育資源的階級差距，真正令人警惕的並不是英語能不能改革，而是教育問題一旦被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主導，原本應以學生需求、教學成效與國際競爭力為標準的改革，就可能逐漸偏離教育本身。
中國英語教育確實存在應試化、投入與實際能力不成比例等問題，但真正需要追問的是「如何教得更有效」，而不是把問題轉化成「為什麼還要學這麼多英語」。如果一套教育制度沒有解決死記硬背、重考試輕應用的弊病，反而以降低英語地位回應教學失效，甚至讓「崇洋媚外」之類的民族主義論述介入教育選擇，那麼被迴避的恰恰是最應該改革的制度本身。把「教不好」轉化成「不必學」，並不是教育改革，而是對教育失效的錯誤回應。
一個真正自信的社會，沒有必要害怕自己的下一代學習外語、閱讀外國資料或理解不同制度與文化。值得警惕的也因此不是一場英語科目的普通爭論，而是它所透露出的方向：當民族主義開始決定什麼知識值得學習，當政治要求開始界定學生應該如何理解世界，「文化自信」與自我封閉之間的界線，就可能愈來愈模糊。最終被關上的，或許不只是英語課堂的一扇窗，而是一整代年輕人通往世界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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