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麗君編譯報導）美中戰略對抗持續升高，北京高喊「自主可控」之際，中共醫療體系卻存在一項難以擺脫的對美依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8月23日刊出的深度調查指出，中共國是全球最大的人血白蛋白消費國，超過六成供應來自海外，而進口產品所使用的血漿原料均採集自美國。這項攸關病患生命的供應鏈弱點，背後牽動的不只是美中地緣政治角力，更可追溯至1990年代河南「血漿經濟」釀成的大規模愛滋感染悲劇，以及此後形成的嚴格採漿制度與長期供需失衡。30多年後，當北京力推醫藥自主，中共國關鍵血漿製品卻仍高度仰賴其最大戰略競爭對手，凸顯一場歷史血禍留下的制度後遺症。 七個月收入　只夠換72瓶救命藥 中共國河南省44歲超商員工葛蘭（Ge Lan，音譯）的母親接受胃癌手術後，治療期間需要輸注人血白蛋白（Human Albumin）。這種由人類血漿製成的淡黃色血液製品，每瓶10克售價約46美元（約人民幣310元），成為葛蘭一家沉重的醫療負擔。 短短兩個月，葛蘭的母親就使用了72瓶人血白蛋白，總費用約3,300美元，相當於葛蘭整整七個月的收入。若非親戚伸出援手，這筆龐大的醫療支出將讓她難以負荷。葛蘭一家的遭遇，也折射出中共國部分普通家庭面對重病時，醫療費用可能帶來的沉重經濟壓力。 人血白蛋白是人體血漿中含量最豐富的蛋白質，相關製劑被廣泛用於特定重症、燒傷、肝病及手術等臨床情境。中共國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人血白蛋白消費市場，然而國內血漿採集與供應長期難以滿足需求，超過六成白蛋白供應仰賴海外。對一個力推醫藥產業「自主可控」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言，這項攸關重症醫療的血漿製品至今仍高度依賴進口，也暴露出中共醫療供應鏈一道難以迴避的結構性缺口。 官方催生「血漿經濟」　河南釀愛滋血禍 中共國今日血漿供應不足與高度依賴進口的困境，背後埋著一段由官方政策、地方利益與監管失靈共同釀成的血腥歷史。1980年代中期，全球愛滋病危機蔓延，北京為防堵HIV經由境外血液製品進入中共國，開始嚴格限制相關產品進口，人血白蛋白則成為少數例外。進口大門收緊後，中共轉而加速建立本土血漿產業，一場日後震撼中共國農村的公共衛生災難，也由此埋下伏筆。 到了1990年代，河南地方政府及衛生部門大力發展採血、採漿產業。在貧困農村，人的血液被轉化為可以快速變現的商品，收入微薄的農民則成為龐大的血漿來源。對許多生活拮据的家庭而言，伸出手臂賣一次血，便能換得一筆難以拒絕的現金。隨著地方政府推動、血站迅速擴張，一條以農民血液換取經濟利益的「血漿經濟」快速成形。 真正的災難，正是在這套逐利的採漿模式下發生。當時部分血站為了提高採漿效率，先從多名賣血者身上抽血，再將血液集中處理，分離出可以出售的血漿；剩餘的血球成分則輸回賣血者體內，讓他們能較快恢復，日後再次賣漿。然而，在缺乏基本感染控制的情況下，多人的血液可能在處理過程中遭到混合，一旦其中有人感染HIV，受污染的血液成分便可能在回輸時將病毒傳給其他原本健康的賣血者。不潔針具及其他不安全操作，更進一步擴大感染風險。原本被地方官員視為創收工具的「血漿經濟」，最終成為病毒在貧困農村蔓延的危險管道，許多靠賣血維生的農民，也因此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 1996年，河南醫師高耀潔接觸到因受污染血液而感染HIV/AIDS的病例，此後開始追查並揭露這場血禍。隨著疫情真相逐步浮出水面，河南官方在1990年代後期陸續關閉政府主導的採血站。然而，血站可以關閉，災難造成的後果卻已無法逆轉。更令人震驚的是，在疫情曝光後，部分地方當局並非全力公開真相、追究責任，反而對追查疫情的醫師、記者與愛滋病倡議人士施加監控、阻撓甚至拘留。高耀潔本人也因長期揭露河南血禍而承受巨大政治壓力，晚年最終離開中共國。 這場血禍留下的，不只是數以萬計的感染者與破碎家庭，也重創了中國社會對賣血與採漿體系的信任。災難曝光後，北京被迫整頓失控的血液產業、提高安全標準；然而，30多年過去，中國仍未建立足以滿足龐大需求的本土血漿供應體系，採漿能力與市場需求之間的缺口長期存在。昔日，官方推動的「血漿經濟」在監管失靈下釀成愛滋血禍；今日，北京高喊醫藥「自主可控」，攸關重症醫療的人血白蛋白卻仍高度依賴進口。從河南血禍到今日的供應困局，改變的是政策與口號，未能消失的，則是這套體制留下的深層後遺症。 血禍後遺症未解　採漿制度困在舊框架 河南血禍不僅奪走無數人的健康與生命，也重創中共社會對賣血與血漿採集的信任。昔日地方政府鼓勵農民靠賣血換取收入，最終卻因失控的採漿方式釀成大規模HIV感染；這段慘痛歷史，也讓血液與血漿產業長期背負難以擺脫的污名。對許多曾親歷或聽聞血禍的民眾而言，賣血不再只是換取收入的方式，而與感染、疾病甚至死亡的記憶緊密相連。 然而，社會信任崩塌只是問題的一面。血禍之後，北京大幅整頓血液製品產業並強化安全監管，防止類似災難重演本屬必要；但專家與業界人士指出，此後形成的高度行政管制，也長期限制了中共國血漿採集體系的擴張。例如，單採血漿站只能在獲准地區設立，捐漿者資格亦受到地域與戶籍等條件限制，使人口龐大的中共國始終難以建立與需求相匹配的血漿供應規模。 這種落差尤其鮮明。根據CNN引述專家估計，中共國目前僅約150萬至300萬名活躍血漿捐獻者；相比之下，人口不到中共國四分之一的美國，血漿捐獻者規模估計約400萬人。換言之，中共擁有龐大人口與全球最大的人血白蛋白需求，能夠支撐血漿製品產業的活躍捐漿人口卻遠未形成相應規模。 更具反差的是，業界人士向CNN指出，中共國許多領域的監管制度多年來持續改革並逐漸與國際接軌，但血液製品監管仍被形容為「停留在1980至1990年代的水平」。30多年前，失控的「血漿經濟」曾在監管失靈下釀成血禍；30多年後，中共面對的問題卻走向另一個極端——在確保血液安全之外，一套高度受限、改革緩慢的採漿體系，始終無法提供足以滿足龐大醫療需求的本土血漿。歷史留下的恐懼與制度留下的瓶頸彼此交纏，也讓中共對進口血漿製品的依賴至今難以擺脫。 戰略命脈外露　中共關鍵血漿高度依賴美國 本土血漿長期供不應求，使中共不得不依靠海外填補人血白蛋白缺口。根據中共國家及浙江藥品監管機構研究人員2024年的分析，中共國超過60%的人血白蛋白供應來自海外製造商，而這些進口產品所使用的血漿原料全部採集自美國。美國目前供應全球約70%的血漿，這意味著在這項攸關重症醫療的關鍵血漿製品上，中共最大的海外供應來源，其原料命脈高度集中於北京最大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 這種高度集中的供應來源，也暴露出中共醫療供應鏈的戰略脆弱性。一旦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或再次發生疫情、物流中斷等重大危機，美國血漿供應的任何波動，都可能迅速傳導至中共國市場。新冠疫情期間，全球血漿採集受到衝擊，美國2020年血漿捐獻量一度下降約19%；與此同時，中共國對人血白蛋白等血漿製品需求激增，市場出現供應緊張與價格上漲，部分患者甚至難以取得所需藥物，提前暴露了高度依賴外部供應的風險。 這也揭開北京難以迴避的戰略矛盾：一方面，北京近年不斷強調供應鏈安全與關鍵產業「自主可控」；另一方面，身為全球最大人血白蛋白市場的中共國，至今仍高度仰賴來自美國的血漿原料。真正的問題並非美國已經「卡住中共的脖子」，而是中共多年來始終未能填補自身血漿供應缺口，以致攸關醫療安全的關鍵原料，暴露在美中對抗與全球供應鏈震盪的雙重風險之下。 北京尋求「去美國血漿」　新技術仍難解近憂 面對血漿原料高度依賴美國的風險，北京近年開始加快擴充本土供應，一方面批准增設採漿站，另一方面尋求以生物科技降低對人類血漿的依賴。2025年，中共批准全球首款水稻源重組人血白蛋白注射液上市，利用基因工程讓水稻成為生產人血白蛋白的「生物反應器」，不再需要從人體血漿中提取。開發商武漢禾元生物宣稱，隨著新產能投產，未來總產能可望提高至130噸，理論上可替代約四分之一的進口人血白蛋白。 然而，這項被寄予「國產替代」厚望的新技術，目前仍難以撼動中共對進口血漿製品的依賴。現階段，水稻源重組人血白蛋白獲准的適應症僅限於肝硬化造成的低白蛋白血症，與傳統人血白蛋白廣泛的臨床使用範圍仍有明顯差距；所謂替代四分之一進口量，也只是建立在未來產能擴張上的企業預估，而非已經實現的供應能力。臨床研究雖顯示這項新技術具有潛力，但要擴大適應症、產能與市場使用，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這也凸顯北京推動醫藥「自主可控」面臨的現實落差：新技術或許能成為降低對美國血漿依賴的一條出路，卻無法在短期內填補龐大的供應缺口。若中共無法同步改革長期受限的採漿體系、擴大安全而穩定的本土供應，並修復河南血禍留下的社會信任裂痕，單靠一項新技術仍不足以扭轉結構性困局。在北京找到真正可大規模取代進口血漿的方案之前，中共國人血白蛋白市場對美國血漿原料的高度依賴，仍將是其醫療供應鏈難以迴避的軟肋。 （人民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