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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解碼》,我是孫寧。
2026年7月7號,大陸知名宏觀經濟學家、中國資本市場最具號召力的「賣方研究教父」,高善文,因患外周T細胞淋巴癌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享年55歲。
在病魔奪走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這位曾經能夠「一言動大盤」的頂流學者,不只在肉體上承受著惡性腫瘤帶來的劇烈折磨,更在精神上被迫與深愛的宏觀世界徹底斷絕。
他的微信公眾號「高善文經濟觀察」從2025年起無法正常訪問,他的名字成為各大社交平台和財經媒體不可觸碰的敏感詞,他被禁止公開講話的紅頭約束,直到閉上眼睛的最後一刻,也沒能解除。
一位真正理解中國經濟底層運行邏輯的學者,最終被以一種近乎「社會性抹殺」的方式,完成了人生最後的謝幕。
無數業內人士在私下裡扼腕嘆息,不僅是因為失去了一位引路人,更是因為高善文的離世,像是一記沉重的喪鐘,宣告了大陸資本市場一個時代的終結。
那個允許用專業邏輯審視政策、允許用真實數據戳破泡沫、允許體制內改良派用理性進諫的「常識時代」,正隨著他的遠去,被一同埋葬。
從象牙塔到人間清醒
要理解高善文為何敢頂著極權直言不諱,就不得不提及他那特立獨行的「理工科思維邏輯」,與出身五道口、瞭解中共統計注水內幕的體制背景。
1971年出生的高善文,在17歲時考入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專業。這種嚴格的自然科學訓練,讓他習慣了用冰冷的數據和因果邏輯去推導現實。本科畢業後,他跨界攻讀北大經濟學碩士,隨後進入素有「金融黃埔」之稱的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深造,師從時任中共央行行長的周小川。
一出道就站在中國金融決策圈頂層的他,在中共官場摸爬滾打了8年。他吃透了中共貨幣投放的黑箱機制、外匯佔款的傳導邏輯,以及官方統計數據的造假游戲。
2003年,他脫下官服,加盟光大證券,正式踏入資本市場的賣方研究賽道。
2006年,當A股還在1200點的深淵時,他拋出了自己的成名作「資產重估理論」,極其精准地預測了中國加入WTO後順差洪水引發的資產狂飆,並連續五年蟬聯新財富最佳宏觀經濟學家第一名。
2007年,他跳槽至剛剛成立的安信證券,擔任首席經濟學家,成為了整個資本市場公認的宏觀旗手。
但在功成名就的背後,高善文始終在辦公室裡掛著一副手寫對聯:
上聯寫著:解釋過去頭頭是道,似乎有理;下聯直言:預測未來躲躲閃閃,誤差驚人;橫批:經濟分析。
這副充滿黑色幽默的對聯,道盡了他作為宏觀分析師的清醒與無奈。
他深深的明白,宏觀經濟的本質是對人性的理解,而中共體制獨有的權力任性與對市場的瘋狂干預,往往會成為任何數學模型都無法預測的最大「黑天鵝」。
寫了十年的病危通知
高善文去世後,大批官媒意圖把他塑造成一個在2024年突然發難的「叛逆者」,但真實的檔案告訴我們,高善文對中國經濟開出的病危通知書,整整持續了十年。
在過去的十年裡,每當中共試圖用政治謊言粉飾太平時,高善文都會用冰冷的數據,精准地扎在體制最敏感的膿包上。
2016年中國A股暴跌,但各大城市的房價卻迎來了史無前例的「翻倍狂飆」。彼時中南海和地方統計局為了推卸責任,把房價暴漲歸咎於「剛需旺盛」和「老百姓無理性炒房」。
高善文在券商策略會上用詳實的數據給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他公開指出,2016年全國商品房的實際銷售面積和大城市的人口流入並沒有爆發性增長,房價暴漲的唯一原因,是地方政府為了維持土地財政、推高地價,人為地「驟然大幅收緊土地供給」。
他直言,這根本不是市場的健康需求,而是中共行政權力深度干預、通過壟斷土地供應制造的「非典型、非正常泡沫」。他當時就預言這種「搶錢式」的土地財政絕不可持續,提前8年為中國房地產的全面崩盤和地方債暴雷畫好了結局。
2018年7月,當川普對中共發動貿易戰,中南海處在一片「厲害了我的國」、「不惜一切代價迎戰」的狂妄喧囂時,高善文在山西證券慶典上發表了一場「人間清醒」的演講。
他公然撕開了中共意識形態的面紗,直言鄧小平1979年訪美時決定「教訓越南」,本質上是向美國遞交 「投名狀」。正是因為中共展現了與蘇聯集團徹底決裂、甘當西方馬前卒的姿態,美國才對中共全面開放了冷戰後的全球貿易體系,才有了後四十年中國的經濟騰飛。
他痛陳,在近代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頭,「中國總是作出錯誤的選擇,1949年那次選擇也是搞錯了」。他暗示面對美中全面交惡,中共最高層再次放棄了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策略,沒有選擇理性妥協,而是選擇了極左的民族主義對抗。
他在演講最後留下了那句驚世悲言:「我老了,也財務自由了,可以靜觀其變。30歲以下的年輕人最可憐,如果這一次國家走錯了路,這輩子就可以洗洗睡了。」 這番話石破天驚,也在當時引發了中共高層的「巨大憤怒」,他被官媒和粉紅們瘋狂圍剿,被痛斥是「投降派」。
2022年底,中共在極度混亂中被迫放棄三年「動態清零」。隨後,新華社和官方經濟學家開始密集造勢,吹噓中國經濟即將迎來「報復性消費」和「V字型大反彈」,試圖證明清零政策「偉大光榮正確」。
在2022年12月的券商年度策略會上,高善文給市場潑下了在疫情解封後的第一盆冷水。他首次系統性地提出「疤痕效應」,指出長期的極端封控和政治不確定性,已經對地方財政、民營企業,特別是普通住戶的資產負債表造成了「永久性的、不可逆的深度損害」。
他直白地警告高層:不要妄想放開後能立刻恢復如初。人們對未來的極度恐懼和信心塌方不會消失。這番話,在當時那個「舉國慶祝抗疫勝利」的政治氛圍下顯的尤為刺耳,他實際上是在用經濟學語言痛批:中共這三年的無理智防疫,已經徹底砸碎了中國經濟自愈的微觀基礎。
2023年,恆大倒塌、碧桂園全面告急,中國樓市徹底淪為流動性死局。然而中南海的宣傳機器卻冷眼旁觀,用一句輕飄飄的「高槓桿自作自受」和「市場優勝劣汰」,把系統性危機包裝成了企業的自食其果。
高善文在23年12月的策略會上直接用「火燒連營」來形容這場災難。他指出,房地產面臨的根本不是周期性微調,而是一場由流動性斷裂引發的金融次生災害。由於中共出台「三道紅線」進行粗暴行政干預,導致金融機構陷入政治恐慌,對民營房企進行大面積、無差別的「抽貸、斷貸」。
高善文指出,是體制和金融機構的自保與流氓式冷血,把那些原本經營正常的頭部民營房企活活逼死。他極具預言性地表示,如果政府不肯承擔救市成本、繼續縱容政治鐵拳亂舞,2024年中國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必定跌破6%的生存線,引發全面的宏觀失速。而這一預測,在隨後的時間裡被殘酷驗證。
終於,當中共在錯誤的道路上狂飆了8年後,歷史在2024年迎來了總清算。
2024年深秋,在美國華盛頓一場高規格的閉門金融論壇上,高善文登台發言。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樓市徹底塌方、外資加速撤離的系統性危機中,可中共在「政治掛帥」的死命令下,國家統計局依然厚顏無恥地向全球宣稱:中國經濟運行良好,「依然保持著接近5%的強勁增長」。
高善文在講台上,拋棄了被行政權力深度污染的官方GDP,直接調用了無法被造假的微觀指標:全社會工業用電量的實質下滑、跨省鐵路貨運量的斷崖下跌、各省增值稅發票的實際開具額度,以及居民因極度恐慌而產生的預防性儲蓄。
在經過嚴密的推理修正後,他拋出了那個令全場陷入死寂的結論:
中國在過去幾年的實質經濟增長率,絕對不是官方吹噓的5%,其真實的增長率,早已跌落到了2%的冰點邊緣。中共吹噓的所謂「中國式神話」,已經徹底破產。
高善文對真相的執著並未在華盛頓止步。他回國後,又在中南海的眼皮子底下,發動了更具毀滅性的「第二擊」。
2024年12月,在深圳舉辦的國投證券年度投資策略會上,面對台下無數焦慮的投資者,高善文拋出了他生命中最後的重磅研究。
這次,他將手術刀對准了中國社會最隱秘的痛點。通過對比疫情前後各省份的人口結構與消費溫差,他發現了一個極其扭曲的現象:年輕人越多的地方,消費萎縮的越嚴重;反倒是拿著穩定退休金的老年人聚集區,數據還相對好看一些。
他站在講臺上,用冰冷且絕望的語氣總結道:「看看今天的中國社會,到處都是生機勃勃的老年人、死氣沉沉的青年人,和生無可戀的中年人。」
這番刺耳的真言,瞬間剝離了中共所謂「新質生產力」與「內需大循環」的偽裝。
為什麼今天的中國年輕人會陷入死氣沉沉的「低欲望陷阱」?因為他們早在2018年,就已經被高善文一言成讖——那就是徹底「洗洗睡了」。這些年來,中南海用政治鐵拳無情地砸碎教培、重創互聯網、卡死跨國貿易。當創造了絕大多數就業的民營經濟被活活掐死時,最災難性的骨牌效應發生了:年輕人畢業即失業。面對動輒百萬的房價和徹底鎖死的階層上升通道,他們只能用「不結婚、不生子、不消費」的絕後式躺平,來對強權進行最後的無聲抵抗。
高善文的這番話,無異於當眾指出:中共用極權壓榨底層、用政治折騰市場的模式,已經把中國的內需發動機給徹底玩毀了。
高善文的「坦誠」,讓中南海徹底坐不住了。在他們眼中,高善文不是在分析經濟,他是在有組織地拆台。
2024年底,在習近平的親自命令下,一場針對財經界敢言學者的政治大清洗轟然爆發。高善文的微信公眾號被全網永久封閉,公開演講視頻被網信辦定點清除。國安與紀檢系統甚至對他立案偵察。
2025年11月,在經歷了長達一年的政治高壓、邊控和不間斷的紀律審查後,這位執掌了18年研究大權的一代宗師,被逼宣布離職,徹底被體制放逐。
高善文的悲劇與一代精英的殉葬
根據高善文離世後由北大金融校友群流出的病情自述,早在2025年1月——也就是他剛剛在華盛頓和深圳引爆政治風暴、面臨國安紀委連番傳喚審查的時候,他的身體就已經開始出現不明原因的劇烈疼痛。他在自述中痛苦地寫道:「在北京多家醫院問診10個月,總是不得要領……身體日漸難支……」
作為享受國內頂級醫療待遇的專業人才,作爲在北京擁有深厚人脈的金融精英,高善文怎麼可能在長達大半年的時間裡,在北京的三甲醫院連一個癌症的早期診斷都拿不到,總是「不得要領」?
這背後,除了外周T細胞淋巴瘤本身的隱蔽性外,我們不得不推測:在2025年中共對他施加的那場排山倒海般的國安政治審查中,高善文所承受的恐懼、屈辱與精神折磨,究竟起到了怎樣致命的催化作用?
當一個50多歲的知識分子,每天要面對隨時可能被帶走「雙規」的恐懼、面對自己苦心經營18年的研究陣地被強權剝奪的悲涼,面對昔日金融圈好友為了政治安全而對他展開的無情切割與疏離的冷漠,他的免疫系統,早已在長期的精神高壓下,發生了災難性的塌方。
中共的絞肉機體制,不只在於抹殺人的言論,更在於系統性地摧毀人的生命。
高善文的悲劇,絕非一個孤立的巧合,它是整整一代中國金融精英共同的寫照。
就在這幾年內,與高善文同在北大經濟學系的同窗,另外兩位金融巨子——前安信證券骨干李勇、泉果基金創始人王國斌,也相繼在50多歲的黃金年齡,因病猝然離世。
三個同居一室的北大驕子,三位中國資本市場的破曉者與奠基人,在短短幾年內悉數凋零。他們參透了中國經濟運行的規律,卻終究無法抵御強權體制的痛苦折磨。
高善文解脫了,他不用再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深愛的國家,在違背常識的道路上不斷墜入深淵。他走了,帶走了中國經濟最真實的秘密。而他留給這個體制的,是失去所有「剎車片」後,在「政治掛帥」的黑暗中,全速沖向懸崖的最終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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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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