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丽君编译报导）根据《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久保田洋子（Yoko Kubota） 2026年5月5日的报导，当2026年春季来临，在北京派驻长达八年的她打包行李，带著孩子与满腹失望离开中国。这八年，她亲眼见证这个国家如何从一个试图拥抱世界的科技强国，转变成一个对外来者充满猜忌、将“安全”置于一切之上的封闭实体。她的告白，不仅是一位新闻从业者的亲身观察，更是中共国与西方关系彻底恶化的时代缩影。 一、 国家安全的极致泛化：当比亚迪也变成“国家机密” 久保田洋子的故事从一场看似普通的网约车对话开始。作为长期关注科技与汽车产业的记者，她对中共国电动车（EV）产业的领先地位原本充满兴趣。。然而，当她在一辆新型比亚迪车内询问导航地图的功能时，司机那句冷冰冰的“这是国家机密”，瞬间浇熄了任何技术交流的可能。 这种“泛国家安全化”的现象，正是习近平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在今日的中共国，国家安全的边界被极度扩张至荒谬程度： 数据即武器： 从半导体、地图数据到民调资料，只要与外国人分享，便可能被扣上间谍活动的帽子。 反间谍全民化： 中共当局不仅大幅修订了《反间谍法》，将“国家安全利益”定义得极其模糊，更透过地铁宣传影片、图书馆警示标语，鼓励普通民众监视身边的外国人。 外企的黄昏： 美国尽职调查公司遭突击搜查，日本制药公司高管被以间谍罪名判刑。这种“政治凌驾经济”的转向，让外国企业深刻意识到：在中共国做生意，真正的合规标准已不再是法律，而是共产党不可捉摸的政治意志。 二、 习近平的意志：自给自足与对抗意识 自 2012 年掌权以来，习近平便全力致力于修正他认为“威胁共产党统治”的因素。他理想中的中国，必须是一个在能源、粮食、半导体都能实现“自给自足”的堡垒。这种战略思维在美中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转化成了对西方影响力的全面排斥与抵制。 久保田洋子的报导揭示了以下残酷的现实： 意识形态的清洗： 曾几何时，圣诞节与西方文化输出在中国城市中是现代化的标志。但从 2022 年起，多地学校接到明确禁令，不得庆祝西方节日。。这并非单纯宗教因素，而是因为中共视这些为削弱“文化自信”的“西方特洛伊木马”。 宣传机器的洗脑效果： 中共打造了一套高科技宣传系统。久保田观察到，中国的新闻 App 总是能在第一时间推播欧美的空难、谋杀与骚乱等负面消息，营造出一种“外面世界很乱、唯有中共国最安全”的虚假对比。 敌意的量化： 2024 年清华大学的民调显示，超过 80% 的受访者敌视美国。这种由官方系统性引导的集体敌意，已成为中共维持统治正当性的重要工具。 三、 双重身分的夹缝：历史罪责与政治操弄 久保田洋子作为日裔美媒记者的特殊背景，让她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下最直接的标靶。她承认，日本皇军在二战期间的侵华暴行确实给中国留下深重伤痛，但她也清楚看到，这股“历史愤怒”早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就被中共赋予了新的政治功能。 中共将日本塑造成“永恒宿敌”，透过爱国主义教育将民族仇恨系统性地注入下一代： 孩童的敌意： 在博物馆的游戏室，一名学龄前儿童竟能对著她和她的孩子大声指责“日本有多坏”。 血色的转折： 2024 年发生在苏州与深圳的针对性袭击，包括一名10岁日本男童在上学途中被当街刺死，将这种仇外情绪推向了极致。 隐形的恐惧： 身为母亲与记者，久保田开始在公共场合刻意避免说日语。在一个标榜安全的国家，她却感受到了一种针对特定国籍与身分的深刻不安。 四、 民间残存的温情：被埋没的另一面 尽管中共体制日益冷酷，久保田的报导仍记录了了中共国普通民众的点滴人性。她提到，许多邻居对她的孩子十分友善，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提供帮助。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当收银员发现她是日本人时，竟悄悄拉开外套，露出了里面的日本国家队球衣（Samurai Blue）。他压低声音说，他热爱足球、热爱这支球队，但“这在公开场合是不被允许的”。 这个细节凸显了当代中国人的集体悲哀：在公开场合，他们必须跟随官方旋律高喊反日、排外；在私底下，却依然渴望与世界连结、欣赏外国文化，并保留基本的人性温暖。然而，在日益严密的数位威权监控下，这种私人空间正迅速萎缩。 五、 离别的省思：盒子里的恶魔已然释放 久保田洋子在离中共国之际感叹，虽然北京近期推出免签政策与经济诱因试图挽回外国投资，但这更像是“打一巴掌再给一颗甜枣”的权宜之计。 她指出，中共现在已陷入一个自我造成的困局：多年来不断宣传“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已将排外情绪变成统治根基。这种刻意煽动的敌意，无法像水龙头一样随时关闭。 权力的回报： 对于习近平而言，一个充满敌意与警惕的社会更有利于控制，这远比吸引几家外企投资更符合其权力逻辑。 报导的遗憾： 身为记者，她遗憾看到曾经充满活力的中国公共舆论场，如今只剩下对官媒口径的机械复读。那些原本愿意分享真实观点的学者与企业家，在地缘政治高压下，只能选择沉默或进行“语言体操”。 六、 结语：家乡与异乡 对于久保田洋子的孩子而言，北京是他们最熟悉的成长之地；对她本人而言，说，中国则是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篇章。 然而，这座“城”已经彻底改变了。它不再是1990年代那个渴望向世界学习、积极追赶现代化的中国，而是一个傲慢、封闭、充满受害者意识的强权。 “中国无法将其排外讯息重新收回盒子里，因为这已成为其核心政策的基础。”久保田带著复杂的情感离开。她仍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抱有感情，但也清楚意识到：那个曾让全球充满期待的“开放时代”，已随她的离去而正式落幕。 （人民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