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代理人孫耀寧和陳軍。（新唐人電視台）
【人民報消息】曾以「美國華人大型晚會總導演」自居的孫耀寧，於2月9日在洛杉磯被判刑48個月。他在去年10月已認罪，承認在2022年擔任當地一名市議員候選人的競選顧問期間，充當中共政府的未註冊代理人。
孫耀寧出生於南京，1996年赴美，長期以音樂與影視作品塑造中共的正面形象，例如在疫情高發時期執導《春暖花開‧全球同夢》於15國在線播出；在中共建政70週年時宣傳「鑄牢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他和另一名中共代理人陳軍合謀，試圖滲透美國地方政治、影響臺灣議題與反法輪功。
這起案件不僅涉及違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還提供了一個罕見的司法視角，揭示中共如何透過地方選舉、華人社群、文化活動與新聞操作，在美國政治與公共輿論中施加隱祕影響。
孫耀寧在洛杉磯的聯邦地區法院接受量刑。（韓冰／大紀元）
案件背景與關鍵時間線
2024年12月中旬，警方在加州逮捕孫耀寧，指控其參與多項被視為「惡意外國影響」的活動，並影響地方選舉。雖然法庭文件未公開涉案市議員姓名，但洛杉磯縣亞凱迪亞市（Arcadia）選舉紀錄顯示，孫曾擔任市議員候選人王愛琳（Eileen Wang）的競選財務主管。王於2022年11月成功當選市議員，現任市長。
上個月底，檢方在量刑備忘錄中指出，孫耀寧多年來「明知且持續地」以中共隱祕代理人身分運作，透過撰寫報告、資金申請、組織動員與輿論操作，將其在美國地方政治、華人社群中的影響力系統性回傳給中共部門。
檢方強調，孫耀寧「向中共高層官員提交書面報告，詳述其代為執行的任務，包括監視訪美臺灣領導人動向；擴大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對臺灣社區的打壓，協助理念相近者在南加州當選公職；並通過一個虛假的『新聞』網站向華裔社群散播親共宣傳。所有行動均在中領館官員指使下進行。」
刑事指控書由此呈現出一條自下而上運作的影響運作鏈。以下根據起訴書所列證據整理了七大重點。
1. 地方選舉作為影響切入點
該案最具代表性的特點，是檢方描繪的「隱祕代理人」模式。孫耀寧並未以公開、正式的外國代理人身分活動，而是以文化活動策劃者、華人社團組織者、媒體運營者與地方選舉幕僚等多重角色作為掩護，提供政治影響的隱蔽通道。
案件的核心之一是孫與王愛琳的關係。孫擔任王愛琳的競選經理，並在向中共官員的報告中吹噓：「最令我自豪的是，在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中，我精心策劃並組織團隊，為一位市議員候選人贏得選舉。」
起訴書未顯示王知悉孫的中共特務背景。事實上，在某個時刻，孫耀寧與其上級陳軍曾討論不向王透露與中共的聯繫，並將扶持王視為「新政治明星」。兩人將選情、人脈與媒體接觸情況回報給中共官員。
這種扶持延伸至王當選後的「政治養成」。案件文件顯示，孫與陳向中共方面匯報王愛琳與美國主流政治人物、軍方、國會議員與政府官員的接觸名單，將這些關係視為可被運用的政治「資產」，藉此提升其在中國體系內的價值。
孫多次前往中國與中共官員會面，並帶著「新政治明星」王愛琳前往，稱要「會見那裡的領導人」。王於2023年1月宣誓就職，3月孫與陳討論帶王訪中；8月，孫帶王造訪北京、上海等地，再一同返美。
2. 關鍵中間人：陳軍的角色
起訴書中多次提及陳軍（John Chen）的角色。陳是前天津官員，長期在洛杉磯擔任多個中共統戰相關職務。
檢方指出，陳軍曾是「中共情報機構的高級成員，經常出席中共高層活動，包括閱兵儀式」。他曾受到中共黨魁習近平召見，並吹噓自己「一步步爬到這個位置」，「習大大在十年內接見我三次」。
備份到陳軍iCloud的照片顯示，陳軍（左）經常受邀參加中共官方活動，包括中共建政70週年活動。（起訴書截圖）
2019年一段YouTube影片顯示，陳在洛杉磯一場支持臺灣的活動中，手持擴音器威脅對方：「如果你有中國護照，我現在拍你的照片，你回中國會被逮捕；如果你是美國護照，你將拿不到中國簽證。」
陳軍於2019年在洛杉磯的一場活動中威脅支持臺灣的人士。（起訴書截圖）
檢方表示，孫在美國擔任陳軍的「得力助手」已有數十年。2024年11月，陳軍因策劃賄賂未遂案在紐約被定罪，涉及試圖利用美國國稅局的舉報人機制，撤銷由法輪功學員創立的非營利組織「神韻藝術團」的免稅資格。神韻長期被視為中共跨國打壓的目標。
3. 法輪功議題與跨國打壓
檢方指出，孫耀寧的核心任務之一，是反法輪功。在一份由孫與陳共同撰寫的績效匯報中，孫向中共官員呈報自己的履歷，包括曾在中共軍隊服役，並強調自1996年起便在美國活動，以「堅決抵制一切破壞中美友誼的敵對勢力和中國分裂勢力」。
報告中所指的「敵對勢力」即中共視為對其統治構成最大威脅的五大團體——法輪功、西藏、新疆、民運和台獨，而在洛杉磯亞凱迪亞市，主要目標則是法輪功學員與臺灣社區活動人士。孫並提出具體的「反制」計劃，包括在美國大型遊行與文化活動中安排親共團體，和法輪功或臺灣團體形成對比，藉此降低他們的曝光度。
孫耀寧被指在洛杉磯搜集法輪功據點與活動資訊，並以「對付」這些團體為由申請經費。這類行為不僅涉及外國代理人登記問題，也觸及美國社會高度重視的言論與宗教自由。
4. 遊行與文化活動的政治化
自由之家在2021年的報告中指出，中共正在進行「世界上最複雜、最全球化、最全面的跨國鎮壓運動」。孫耀寧案為這一評估提供了地方層面的具體案例。
起訴書提到，因為法輪功學員在當地遊行中展示功法、臺灣社區人士揮舞中華民國國旗，這些畫面引起中共注意，並試圖加以壓制。對此，陳軍與孫耀寧計劃以北京資助的隊伍「反制」，擬在美國國慶日於華盛頓特區組織花車，以及100人的鼓樂隊參與遊行，藉由「大量中國元素」淡化並擠壓異議團體的能見度，將文化活動轉化為政治對抗的舞台。
孫在向中共官員的報告中直言，海外「反華勢力」長期活躍於各種主流領域，每年參加美國獨立日遊行、玫瑰花遊行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遊行活動」，因此他們必須前往華盛頓特區培訓當地華人，透過組織花車、鼓樂隊與「中國紅」的統一表演制服，以便「製造聲勢」，並明確指出「若資金不足，我們無法引起轟動」。
5. 資金流向與經費申請
起訴書中最耐人尋味的部分，是中共官員為孫與陳的行動提供資金。僅上述「對付法輪功和臺灣國旗」的遊行計劃，兩人便索要約8萬美元，同時也提及用於與地方政客、社團領袖等拉攏對象餐敘的經費。
另一項重要的揭露則是，陳軍於2024年被捕後，曾在布碌崙的大都會拘留中心（MDC）向獄友聲稱自己受僱於中共的「610辦公室」（中共於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專職協調各機關迫害法輪功的機構），每月領取高達5.2萬美元的報酬，並形容該機構為「比FBI強大100倍的『特務機構』」，擁有大量資源。
610辦公室是中國的「蓋世太保」，獲得超級權力的法外機構，專職協調各機關迫害法輪功。（大紀元合成圖）
如果屬實，並且假設陳軍只是眾多受僱於中共國安的特務之一，那就意味著中共政府每年僅在海外影響、監視與施壓行動上的投入規模可能達到數千萬美元，凸顯其跨國影響戰略的資源密集度。
6. 假新聞平台與中領館的互動
檢方稱，孫耀寧與王共同運營一個名為N&N Media Group的「美國新聞中心」，向當地華裔社群發布親共宣傳。
2023年至2024年間，孫耀寧多次與洛杉磯中領館官員聯繫南加州的涉台活動。2023年臺灣總統蔡英文訪美時，孫耀寧對其行程進行密切監控，並即時向洛杉磯中領館官員回報，甚至在未經對方批准前，不敢發布相關報導，同時他拍攝支持與反對者照片傳給中領館。
孫耀寧與陳軍的通訊內容也顯示，兩人與洛杉磯中領館保持直接聯繫。以2023年4月為例，陳軍指示孫聯絡中領館安排會面，並特別交代「最好能與總領事見面」，稱自己手上有「重大項目」要匯報，其中包括一篇針對法輪功的文章，被形容為「國家級層級，實際操作嚴格保密。」
在這樣的合作關係下，陳軍也多次指示孫整理王愛琳的選舉進展與人脈動向，相關內容隨後被轉交至中共統戰系統，最終送到他口中的「大老闆」手中。
起訴書並未說明「大老闆」的身分，只指出陳軍向天津市政府某辦公室負責人匯報工作，對方表示「北京這條線的領導對你的能力和影響力給予肯定，並同意將你這條線納入正式工作紀錄、給予資金支持」。
案件資料顯示，孫耀寧的部分行動是在中領館官員的鼓勵或指導下進行。無論是安排會面、提交簡歷和報告，或是規劃所謂的「重大項目」，都與中領館保持密切互動。由於外交機構本身享有一定的豁免權，而孫耀寧作為「未註冊外國代理人」並不具備這種保護，這種合作關係讓司法與外交之間的界線變得更微妙，也使案件在政治與法律層面都更為複雜。
7. FARA與法律意義
該案核心在於違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的立法初衷，旨在確保公眾能辨識政治活動或宣傳背後，是否有外國政府的資金或指示。檢方指控孫耀寧長期未登記，卻實質為中共官員工作，使本案成為近年FARA執法的重要案例。
在量刑層面，檢方特別強調此類案件的威懾必要性。美國情報界在2025年《年度威脅評估》中，已將中國列為從事「強制性與顛覆性惡意影響活動」的主要國家行為者，目標在於削弱美國的民主制度與國際地位。
檢方表示，要發現、阻止、甚至起訴由外國政府主導的影響行動或跨國打壓，其實非常不容易，尤其對方有錢、有情報、又有組織資源時更是如此。更麻煩的是，這類行動往往牽涉到意識形態或地緣政治因素，傳統的威嚇手段根本不太管用。
因此檢方認為，唯有透過實質的刑期，才能反映事態的嚴重性，也才能嚇阻其他可能在美國替外國政府做事卻不登記的人。量刑文件亦指出，孫耀寧並不存在可減輕責任的背景因素：他並非在脅迫下行事，成長過程穩定，受過良好教育，曾就讀南京音樂學院、上海戲劇學院與中國開放大學（前稱中央廣播電視大學），22歲加入中國軍隊，並在美國過著中產階級生活，卻仍選擇主動、長期配合中共進行祕密影響行動。
孫耀寧的案件再次凸顯，美國華人政治的複雜性、微妙之處和潛在陷阱：涉案政治人物未必知情，但影響早已發生。案件同時也提醒，美籍華人是一個多元群體，政治立場各不相同，不能把所有華裔候選人一概視為中共的代理人。也正因如此，如何在不污名化社群的前提下，仍有效防範中共滲透，成為重要課題。儘管FARA並非完美，但在遏止外國惡意影響方面仍是關鍵工具，也對可能的招募對象與協作者形成一定嚇阻。
（大紀元記者蔡溶專題報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