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毛澤東林彪鬥法的序幕

【人民報消息】一、文革前夕和爆發後的毛林關係 在上一講中，我們談到了劉少奇的毀滅。然而，這件事只能說是歷史的一個逗號。在劉少奇終結之後，毛澤東和他的「接班人」林彪之間的矛盾，就快速浮現了出來。如我們之前所講過的，在文革爆發前，林彪可以說是毛澤東的鐵桿盟友。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是林彪對毛澤東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支持，使毛澤東在面臨大飢荒造成的地位危機時，有了一個強力的幫手。在這之後，毛澤東也對林彪投桃報李，毛林兩個人大型「商業互吹」，發動了所謂「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軍隊學毛澤東著作的運動。文革中隨處可見的毛語錄，也就是俗稱的「紅寶書」，就產生於軍隊學毛著。在文革爆發後，林彪所代表的軍人勢力對毛澤東進行了強力的支持，毛澤東也對林彪進行了很多支持，與林彪一同清洗了軍隊中的不少非林彪系的勢力。1966年5月的羅瑞卿倒臺、1967年5月的「五一三」事件及其導致的中共軍內造反派被清洗，以及1968年3月的楊余傅事件，都是其中的重要例子。到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毛澤東宣布對曾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的賀龍也「不保了」，而賀龍也是和林彪素有恩怨的人物。在這之後，身患糖尿病的賀龍於1969年6月被注射了葡萄糖液，隨後死去。不過，毛澤東在此期間對於林彪也絕非完全信任。在1967年7月，林彪曾與當時的毛派紅人王力結合起來，大張旗鼓地對中共軍內的非林系山頭進行所謂的「揪軍內一小撮」運動。然而，隨著1967年8月毛澤東拋棄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這次「揪軍內一小撮」也不了了之。事實上，在文革爆發後的兩三年裡，林彪以及整個中共軍隊的勢力膨脹得相當厲害。1968年9月5日，隨著新疆革委會的成立，當時中共治下的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而在這29個革委會中，由軍人擔任革委會主任的有20個之多。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中共新黨章草案上，更是加上了「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樣的表述。其後，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的中共九大上，中共新黨章正式通過，林彪也就正式地戴上了毛澤東「接班人」的頭銜。然而，也就在這時，毛澤東和林彪之間已經產生了雖然表面上沒有說破，但實際上已經很激烈的衝突。「接班人」的頭銜絕不能說是穩固了林彪的地位，反而把他放在了一個很危險的位置。更何況，林彪這個「太子」這個時候的權勢很盛，這就更會引起毛澤東的猜忌。此外，毛林兩人這時在政見上也產生了裂痕——這一裂痕的直觀反映，就是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之爭。 二、圍繞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毛林鬥法 1969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的碰頭會上，毛澤東指定了陳伯達負責起草中共九大報告，張春橋、姚文元也被要求參與其中。接到這個任務的當天，陳伯達就讓他的秘書蒐集經濟建設方面的資料，並且對他的秘書表示「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抓生產了，經過一場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產上的大躍進。」接著，在2月7日的又一場會議上，毛澤東又表示「政治報告由陳伯達牽頭起草，張春橋、姚文元參加，林彪挂帥」。在這之後，林彪曾把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叫道自己家裡開會，表示報告的內容他自己不多過問，由陳伯達來考慮。在這之後，陳伯達寫了一個名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提綱——這個提綱光是聽一聽名字，就能感到一種明顯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味道——接著又和林彪進行了一次商議，再對提綱加以修改，然後寫了一個報告，將它附上提綱交給了毛澤東。然而，對於陳伯達寫出的政治報告，毛澤東並不滿意。1969年3月12日，毛澤東召集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在會上親口表示：「是不是請你們三位：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位。」「兩家各搞各。」並在會上點出了他心目中的報告主題，說：「總之，要提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鬥爭，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礙群眾運動，就是有這個東西，相當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表面上看發生的只是對一份政治報告應該怎麼寫的問題，實際上背後卻充滿了隱隱的火藥味。在這種情況下，老姦巨猾的康生推掉了寫報告的任務，於是起草中共九大報告的任務就轉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手裡。這件事情令林彪相當不滿，因為陳伯達的報告可以說是林、陳兩個人商量著做出來的，背後反映的則是他們在此時的政治態度，也就是希望執行一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接下來，這些中共大員們討論了張春橋起草的報告。在討論中，陳伯達言辭激烈地表示：「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毛澤東則是反唇相譏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報告，你陳伯達不到半個月就反攻了。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馬列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你陳伯達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這樣，陳伯達的報告就再也沒有翻盤的希望了。隨著張春橋、姚文元開始起草報告，林彪曾經表示：「寫什麼就是什麼，我林彪一字不改」，不滿之情可謂是溢於言表。最終，在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開，林彪宣讀了張春橋、姚文元寫下的政治報告，這份政治報告裡表示，這次大會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文革作為一場「上層建築領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樣，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是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裡的問題。」隨著各省、市、自治區成立了革委會，「標誌著這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但是革命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需要繼續前進，『認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層建築領域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這份報告中所提到的「斗、批、改」，就是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在1966年8月由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推出的《十六條》中所說的一段話：「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成，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是說，按照張春橋、姚文元所寫的政治報告，中共九大的召開並不意味著文革式政治的終結。正如這份報告所說，儘管文革已經取得了勝利，「但是革命並沒有結束」。一段廣泛流傳的現存影像資料，展示了中共九大上非常耐人尋味的一幕。鏡頭中，在林彪面無表情地讀了張春橋、姚文元寫下的政治報告後，毛澤東有些戲謔地對與會者們說：「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報告，贊成不贊成啊？」會場上隨即響起一片掌聲，而毛澤東則在掌聲中說：「贊成的舉手！」並舉起了自己的手。會場上的人們，包括坐在毛澤東兩邊的林彪、周恩來，也都拿著俗稱「紅寶書」的毛語錄舉起了手。接著，毛澤東站起來環視會場，而後皮笑肉不笑地說道：「通過！」會場之上，則是響起了瘋狂至極的喊聲「毛主席萬歲」。在瞭解了中共九大報告起草之爭這一背景後，我們如果再來回顧一下這個歷史場景，就能通過毛澤東、林彪在當時的表現，想像出毛澤東那時候內心的一種病態「快樂」和林彪心中的鬱悶。 三、林彪一系仍然實力強勁 中共九大也產生了新一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常委只有5人，排在頭兩位的是毛澤東、林彪，另外三位則是按照姓氏的筆劃排列，依次是陳伯達、周恩來和康生。總的來說，儘管林彪、陳伯達在政治報告起草問題上吃了一個大虧，但他們依然在五常委中佔據著兩個位置。除此之外，這次會議也產生了2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除了毛澤東之外的鐵桿毛派包括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等4人，除了林彪之外的鐵桿則有葉群、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黃永勝等5人，此外還要加上在當時正靠向林彪的陳伯達。隨著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宣告取消。但是，1968年3月以來接替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工作的軍委辦事組依然在活動，實際上管理著軍隊。在1969年5月剛剛開完中共九大時，這一辦事組的組長是黃永勝，副組長是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這幾個林派大將也都身在其中。儘管鐵桿毛派謝富治當時也是這一辦事組的成員，但總體來說，這個辦事組實際上是林彪一系的天下。總的來說，隨著中共九大的召開，林彪一系的勢頭仍然非常強勁。儘管林系人馬在政治報告起草問題上輸了一陣，但他們很快就展開了首次反擊。這次反擊的發生時間，是中共九大的最後一天，也就是1969年4月24日產生中共中央委員的時候。感謝大家，這個星期就先講到這裡。△（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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