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在中文语境中，姓氏“习”本是寻常一字，却因政治敏感性而屡屡“躺枪”。最近，一句看似纯正的佛家箴言“逆习而行，方见光明”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解读为逆转不良习气以见自性光明，这本是佛教修行中的经典意涵，强调对治内心顽固习性。 但在当下中国，谐音文化与审查机制交织，这句话竟被部分人联想到“逆习近平而行”，导致弦法寺和尚的原意被曲解，甚至可能招致麻烦。和尚们本意弘法，却因姓氏撞上佛语，成了无妄之灾的受害者。更严重的是，类似事件已经真实发生：弘法寺（或弦法寺相关分支）曾在官网或微信公众号发布一篇纯正的传道网文，详细阐释佛教“逆习气而行”的修行义理，鼓励信众断除烦恼习气、转凡成圣，以证自性光明。不料文章上线不久，便因“逆习”二字触发敏感词审查机制而被迅速删除，寺方不得不发布澄清说明，并暂时暂停部分线上弘法内容。此事在佛门圈内引发不小震动，和尚们无奈感叹：讲经说法也要先过“谐音关”？ 这种谐音敏感并非新鲜事。自习近平上任以来，类似禁忌已成常态。例如，“除夕”一词因谐音“除习”而被视为敏感，官方媒体一度避免使用“除夕快乐”或“除恶习迎新年”等表达，甚至在某些年份，除夕不放假的消息也与此关联。据报道，清华大学一位退休教授曾撰写春联“去毛病普天同庆；除恶习大地回春”，本是寄托民众心声，却因“除恶习”一语而引发猜测。更有甚者，日常词汇如“恶习难改”“习以为常”乃至“二次元”（谐音“袁”）都陆续成为网络敏感词，显示出审查机制对谐音的极端警惕。 佛教语言中，“习”常指“习气”，即众生积累的烦恼种子，修行就是要“逆习”而行，断除旧习以证光明。这与政治无关，却因姓氏巧合而“撞车”。其实，放眼中国历史，这种因当权者姓氏或名讳而大兴避讳、扰民害民的现象并不鲜见，与今日情形有异曲同工之憾： 唐肃宗避“安”字：肃宗李亨深恶安禄山叛乱，下令全国避“安”讳，安西改为安北、安陆改为汉陆、安康改为汉阴等，数十州县地名被强行改动，百姓文书往来、地图重绘，劳民伤财，地方行政一度混乱。 宋太祖避祖先名讳：赵匡胤及其祖先名中含“玄朗”“弘殷”，导致经典文本大规模改字，《千字文》“天地玄黄”改为“天地元黄”，“周发殷汤”改为“周发商汤”，“鸣凤在树”改成“鸣凤在竹”，士子科举必须背诵“讳版”，文化传承人为增添障碍。 明太祖朱元璋避“朱”字：朱元璋对本姓极端敏感，“朱”相关词语一律禁用，“朱砂”改称“丹砂”，“朱门”改为“赤门”，民间甚至不敢直呼姓朱，甚至连杀猪一词都成忌讳，市井百姓为避祸而改名换姓，生活平添无数麻烦。 清康熙帝避“玄烨”：康熙名玄烨，全国避讳“玄”“烨”，地名、人名中相关字一律改换，“烨”常改为“晔”或“耀”，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更将避讳制度推向极致，因一字之讳而株连九族、抄家灭门者不计其数。 历史上，中国文化对谐音多有忌讳，如清朝康熙帝避“玄烨”而改地名，但当下这种敏感扩展到宗教领域，难免让人担忧：和尚讲经说法时，是否需自查用词？一句“断除恶习”会不会被误读为政治隐喻？维基百科等来源记录了诸多类似案例，显示“毛病与恶习”“毛病不改恶习难除”等短语在宣传中被回避，正是因为它们被视为对领导人的影射。 究其根源，这种现象反映了权力与语言的微妙张力。在习近平的维稳体制下，谐音禁忌或许意在防范负面联想，但也无意中压缩了文化表达空间。佛教本是普世智慧，和尚们传播的“逆习”之道，本该是心灵解脱的指引，却因一姓之故而蒙尘。长此以往，不仅和尚“倒楣”，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可能受限。或许，真要“方见光明”，就要从“逆习而行”开始，方能让中国语言回归本真，才能还民族于太平，才能还国民于自由。 (来源：作者X 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