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美國遊說公司與中共軍企割席，中共在華府影響力運動受挫

2024年2月29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美國媒體Politico 2月23日報道，華盛頓公關公司斯蒂普託（Steptoe LLP）已經終止了與深圳生物技術公司華大基因(BGI)的合同，這是上週至少第五家與中國客戶解除合作關係的華盛頓遊說公司。美國國會議員告訴美國之音，正在推動相關立法以披露是誰在背後為中國企業進行遊說，主要的焦點是確保他們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登記，以防中共和解放軍利用灰色地帶隱祕推進損害美國人民利益的政策議程。 美國會議員考慮全面拉黑中國軍企說客 據Politico此前報道，國會議員正在考慮制定一個完全禁止會面的黑名單，包括出現在五角大樓公佈的1260H名單上所有中國涉軍企業的遊說公司，即便這些遊說公司只是試圖與國會議員討論他們的美國客戶。美國國防部1月31日發布了直接或間接在美國運營的「中國軍事企業」（Chinese military companies）1260H名單，這些中企被認定為是中共「軍民融合」政策的貢獻者。國會山莊私下流傳著一張圖片，上面還包括所有這些遊說公司及其中國客戶，以及他們出現在哪些聯邦政府實體清單上。遊說公司對此迅速做出了回應。安慶國際法律事務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於2月中旬左右提交了終止文件，停止為中國光達製造商禾賽科技（Hesai Group）遊說。安慶律所也終止了與另一家不在1260H名單上的中國電子產品公司小米的合作。布朗斯坦‧凱悅‧法伯‧施雷克律師事務所（Brownstein Hyatt Farber Schreck）上週也與禾賽分道揚鑣，該律所於2023年9月開始被禾賽聘用，自稱在為禾賽工作期間獲得22萬美元的報酬。布朗斯坦是華盛頓遊說產業收入最高的公司。一些國會工作人員先前已經非正式地告知布朗斯坦不要再接受中國的這類客戶。沃格爾集團（Vogel Group）也放棄了為中國無人機公司大疆（DJI）和基因科技公司華大基因子公司Complete Genomics提供遊說服務。該公司自2022年以來一直為大疆遊說，並於2023年秋天簽下華大的合同，從大疆和Complete Genomics分別獲得了86.5萬和45萬美元的遊說收入。大疆和禾賽都在1260H名單上，Complete Genomics不在名單上，但其母公司華大基因在名單上。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馬克·魯比奧（Marco Rubio）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很難通過一項法律禁止國會議員與任何人會面，但某些議員辦公室已經做出決定不再會見代表一些中共軍企的遊說公司。「有些公司我們根本不會見面，因為雖然他們可能出於商業原因，但他們代表的利益與中共的目標、軍事目標和願望相關聯。我們已經單方面做出了這個決定。」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印太政策資深研究員 Michael Sobolik 告訴美國之音，「幾十年來，特殊利益主導著美中關係。K街的遊說公司幫助中共企業在美國政治進程中免受審查，國會也非常樂意支持中企毫不鬆懈的經濟參與。」「但如今，這種背景正在改變。國會議員對中共控制的公司越來越不信任…這是一種結構性轉變（tectonic shift），這種轉變可能會在未來幾週和幾個月內持續下去。幾十年來頭一次，保留中國公司作為客戶，尤其是與中共軍方有聯繫的中國公司，對於K街遊說機構是一件糟糕的生意。」索博利克說。 中企在華盛頓遊說效果顯著 華盛頓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克雷格·辛格爾頓(Craig Singleton)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中共在美國的遊說動態發生了變化，如果要判斷是否會發生根本性的長期改變，現在還為時過早。「近年來，中共軍方相關公司在國會的遊說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果，影響了立法和政策結果。一些草案已經停滯不前，而其他一些草案在代表中共利益的美國公司的遊說影響下已經被削弱。」根據美國專門追蹤政治款項的網站「公開祕密」（Open Secrets)的數據，自2016年以來，中共在美國的遊說總金額有大約4億美元，位居所有國家之首。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對美國之音表示，從歷史上看，在國會進行的旨在抵消與中國經濟互動限制的遊說活動是由美國企業僱用的遊說者進行的，近年來這種模式發生了改變。「多年來，美國企業為了讓中國維持最惠國關稅地位和獲得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進行遊說，而不是中國實體僱用公司。這並不是說完全不會發生，我確信中共政府做了一些事情，但這不是主要的方式。」辛格頓說，中國企業在華盛頓的遊說在幾年前幾乎不存在，由於川普政府對美國技術的嚴格控制，尤其是對華為的打壓，中企改變策略並迅速擴大部署遊說者，以應對來自兩黨日益嚴格的審查。「如今，中共的遊說者名單看起來就像是華盛頓的一張『名人錄』，從退役五角大樓高層到前國會高級助理。這些遊說行動的目標很簡單：阻止任何可能對客戶的市場份額產生負面影響的行動，轉移監管審查的焦點，並抵禦制裁。」魯比奧介紹說，中企的遊說手段近年來不斷進化，以獲得美國的技術、智慧財產權或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你會看到人們使用第三國的供應網絡來逃避識別……每次我們制裁一家公司，它們就會不斷發展並創造這些來自第三國的公司，這些公司處於中間地位。」魯比奧指出，最普遍的情況仍然是有些美國行業受到了中共製裁或禁令的影響，希望推動國會解除限制、重新在中國做生意：「你會看到很多美國商會的人來這裡遊說，每當我們對某個行業實施制裁時，甚至包括半導體行業。」辛格頓指出，美國難以全面封鎖抖音國際版TikTok就是中共國企業在美遊說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案例。「只要看看字節跳動。去年大部分時間都被有關禁止TikTok或強製出售的頭條新聞所主導，但這兩者都落空了。幾乎每一項旨在禁止TikTok或限制其活動的立法都失敗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TikTok的遊說團隊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運動，以防止封鎖措施的出臺，包括將TikTok的網紅團隊帶到國會山，以阻止國會行動。」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員去年3月分別提出封鎖TikTok的法案，但民主黨籍的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馬克·沃納（Mark Warner）透露，TikTok砸下一億美元重金進行遊說，成功拖慢了立法進程。 美國需改革遊說法案，封鎖中共利用的漏洞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薩特指出，從歷史上看，如何規範中共軍企的遊說活動是一個模糊的司法領域，而且執行力度也很薄弱。「這些公司的遊說，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合法的。但這會帶來聲譽成本。這就是國會議員在呼籲抵制並公開羞辱這些遊說公司的原因，因為他們與這些冒犯美國的中共國公司有聯繫。我很驚訝這種抵制沒有早點發生。」保衛民主基金會的辛格爾頓表示，北京在華盛頓的影響力運動究竟有多廣多深，仍然籠罩在神祕之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遊說者、傳播專業人士和策略諮詢公司在確定是否以及如何揭露他們與中國實體的關聯方面，行使了過多的自主權，使得他們參與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公眾和決策者所知曉。這種情況需要改變。」他說。在美國，遊說活動受到兩項法律的監管：《遊說披露法》（LDA）要求披露國內利益團體的遊說活動，以及《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要求披露外國政府和政黨的遊說和其他影響力活動。後者的披露要求詳細得多，包括合約副本、詳細的會議和聯絡人列表，以及遊說者的所有政治捐款。如果美國代理人所代理的實體為非國有的外國公司，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團體不是其代理對象而且也並非主要受益者（principal beneficiary），美國代理人則可以獲得豁免、依據《遊說披露法》更簡單的合規要求進行登記和註冊，無需在《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要求下進行登記。近年來，中共常利用美國現行遊說法規存在的灰色地帶、執法鬆弛和監督不力等諸多漏洞，比如透過中共國企業進行遊說活動從而繞過《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披露要求，積極僱用美國公司和說客（包括前國會議員和其他政府官員），來推動有害於美國人民利益的議程。美國南加州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助理教授趙雅芬（Erin Baggott Carter）在2023年的國會證詞中指出，與剛果、盧安達和辛巴威政府的代理人相比，中共政府的代理人所揭露的資訊只有他們的15%、5%和2%。另外，從2016年到2018年，美國《遊說揭露法》下登記的第三大公司是一家總部位於開曼羣島的公司，實際上是中國公司阿里巴巴。美國國會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 Mike Gallagher 對《華盛頓觀察家報》表示，「我們必須堵住《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程序中的巨大漏洞，並禁止聯邦選舉產生的議員、政府任命的高級官員、高級軍官在離開政府後作為外國代理人進行遊說。」當被問及是否支持完全將代表中共涉軍企業的遊說公司列入黑名單時，田納西州眾議員蒂姆·伯切特(Tim Burchett) 表示「絕對支持」。辛格頓指出，美國司法部目前僅要求兩家中國公司，華為和海康威視，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披露其遊說活動的全面概況。「儘管其他一些中國公司被國防部和聯邦通信委員會標記為含有國家安全風險，但司法部尚未將《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申報要求擴展到這些有問題的實體。這種行動的唯一障礙似乎是司法部內部缺乏政治意願。」截至發稿，美國司法部尚未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詢問。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在2023年發表的《贏得新冷戰：對抗中（共）國的計劃》（Winning the New Cold War: 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報告中建議，完全禁止中共代理人（包括中共政府所控制公司的代理人）進行遊說，將減少敵對政權對地方、州和聯邦政府施加的影響力；美國政府也應加強對未披露外國遊說活動的美國公民或非公民的處罰。一羣跨黨派美國國會議員去年重新提出了《揭示遊說中的外國影響法案》（Disclosing Foreign Influence in Lobbying Act， HR1190），以堵住1938年《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和1995年《遊說披露法》中的漏洞，要求註冊遊說者披露外國影響來源，包括「參與指導、規劃、監督或控制遊說者活動的任何外國國家或政黨」，無論這些外國實體對遊說活動的財務貢獻如何。美國國會議員2022年也推出了一項名為《停止幫助對手操縱一切》(Stop Helping Adversaries Manipulate Everything Act or SHAME Act，HR9140)法案，禁止個人收受敵對國家的代理或遊說等活動的報酬，並對違反者處以經濟上的懲罰。目前，這些法案都尚未投票通過。薩特指出，「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個特點，這是一個有許多漏洞的社會，我們珍惜自由，並且沒有限制一切的獨裁統治。改變法律並不容易，需要一段時間，但美國的政策肯定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即在面對這些中共挑戰時保護美國。」美國國會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寧（John Cornyn）27日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已經非常接近完成《揭示遊說中的外國影響法案》的推進工作。「我們遇到了一些異議，但是會繼續努力，因為了解實際上是誰在遊說這些政策制定者非常重要。」科寧強調，「主要的焦點是確保人們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登記，與外國國家簽署的遊說合約未披露的問題很多。當然，中共國在這方面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中共國真正的私營部門是不存在的，他們被迫與解放軍和情報機構分享信息。每當我們與中共國企業打交道時，這都是令人擔憂的。」△（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