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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在1949年后的命运

林辉

【人民报消息】根据百度提供的数据显示,1946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先后有约177万官兵向共产党“投诚”,其中将军大概有1,400名,包括驻守济南的吴化文、驻守北平的傅作义等。

对于部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则授以官爵厚禄,以收买人心,比如傅作义就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而对于绝大多数“投诚”、“起义”的将领,中共则通过“镇反”运动将之消灭。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

事实上,在中共建政前后,即在中共的所谓新老解放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镇压“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做法。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约200万人,另有特务份子6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60万人,共300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清匪反霸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杀得不够的中共中央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0月,则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投诚”的国民党将领的厄运自此开始了。

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的国民党将领大致分为如下几类:一、“投诚”后解职或被俘后释放返乡者;二、退役返乡数年、从事其它职业者;三、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四、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等。前两类人数最多。

第二类如国民党上将宋鹤庚,1923年即随谭延闿入粤投奔孙中山,并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中共“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 “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上在1925年,宋就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

在此期间,遇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包括: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王旭夫、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肖步鹏、第1兵团副司令刘进、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韩起功、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李本一、第10兵团副司令温怀光、第12集团军参谋长周址、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金亦吾、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王育成、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陈应龙、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尹作干、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李用章、新编第5军军长徐经济、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钟祖培、第3 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曾宪成、第15军军长武庭麟、第20军副军长夏炯、第24军副军长向传义、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曹森、第27军军长刘孟廉、第28军军长刘秉哲、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张治公、第33军军长韩步洲、第34军军长高倬之、第44军军长陈春霖、第66军军长何绍南、第 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楚瀛、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王英、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谢灵石、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唐宪尧、国防部中将高参莫致宽、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邓玉麟、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夏之时……

除了上述遇害的部份军级将领外,师级、旅级等国民党军官遇害的也不少。因为名单甚长,无法一一列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起义”或“投诚”的将领,或许当中共的枪口顶着他们脑袋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抉择是怎样的愚蠢吧。

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曾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考虑到当时各地出现的瞒报情况,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终于局部地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份起义投诚人员”这样一个事实。因“起义、投诚”而参加中共军队者,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包括国民党将领在内的2.2万人。然而,由于上述数字还仅仅是由今日仍然在当权的中共所统计,到底有多少人被冤杀、冤判和残害,依然是个未解之谜。但我相信,那诸多的冤魂终会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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