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章先生你好，很多人都知道法輪功被迫害，而且被迫害的很嚴重，但是很多人還不知道法輪功其實就是修煉，而修煉又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悠久的文化傳統。您能不能從這個角度解釋一下？

答：實際上在中國古代，從中國進入文明後一直到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前，修煉這個概念在民間一直沒有斷過。中國文化在進入第一天的時候就是軒轅黃帝，我們都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老祖宗。軒轅黃帝本身是道家的修煉人，他留下的文化就是一個道家修煉文化。後來到了東漢初年的時候，佛家傳入中國。儒家思想實際上從周公的時候已經漸漸形成，到孔子的時候可以說是一個集大成的時候。整個中國的文化一直貫穿着儒釋道的精神。

這樣的修煉文化裏面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內涵，它實際上在不同程度上也體現了對真善忍的要求。我們都知道道家修成了之後叫真人，他是很崇尚真的。但是道家也很崇尚善，就象老子講，「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就是說，天道是沒有偏私的，如果你是個善人的話，那麼天道就護佑着你。同時道家也包含着一些忍耐的因素，道家講人要少私寡慾，就是說人要儘量剋制自己的慾望，這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忍耐的因素。所以道家以真爲核心，但真善忍三個因素也都是有的。

我們都知道佛家講善，通常一見面都說善哉，善哉，但是它也有忍。因爲佛家講人要修煉就要忍辱，忍受侮辱。佛家對真也是很重視的，比如一進到修煉的法門裏面，就要求你不妄語，出家人不打誑語，就是說你說話要真實。

當然儒家也有對真善忍的要求。如果你仔細看論語或者孔子其它的著作，它也有真善忍的體現。

問：但是從現在的中國社會看，好象每個人都在抱怨世風日下，道德水平急劇下滑。這個好象和中華文化一貫提倡的這種修煉文化，還有他帶來的價值觀背道而馳了。

答：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讓大家生活的非常祥和，很舒服，取決於這個社會的道德水平，簡單的來講的話，就是什麼是善，什麼是惡。這是最基本的一個道德判斷。如果一個社會有信仰的話，那麼整個的道德就會鎖定在這個信仰上，這個信仰說這個是對的，那個是錯的，那麼人的這個道德就是不變的了，就是完全以這個信仰爲核心來判斷一個事情的對和錯。

西方社會是以基督教的摩西十誡作爲判斷標準，它說什麼是錯，那什麼就是錯。中國是以道家、佛家的一些戒律，還有儒家的一些規定作爲人善惡的判斷標準。剛才講了，真善忍的價值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在不同程度、不同側面由各個宗教體現出來，也一直這樣傳承。一直到了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整個這個以儒釋道三教爲核心的修煉文化就被中斷了。

反過來說，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信仰的話，它的道德就變成了一種人所約定俗成的善惡標準。如果由人來約定俗成的話，那麼人很可能對道德進行變更，比如說如果他們認爲某些行爲是可以被認可的，大家就說，這麼做是對的。

問：您說的這個讓我想起來，文革的時候講階級鬥爭，如果誰被打成階級敵人，那麼迫害他們就是對的，這好象都是人的一種約定俗成的善惡了。

答：對，是這樣的。共產黨來了之後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用它的這種政治鬥爭的需要對道德進行規定，就是說政治鬥爭需要打擊某一批人了，他們就說這些人是如何如何的壞，當他需要宣傳某一方面的時候，他就把某一些行爲宣傳成爲道德的行爲。

比如說告密，我們都知道過去最被人瞧不起的行爲就是告密。但在共產黨的文化裏面，它就變成了檢舉揭發，向黨靠攏，向黨表忠心的一種方式。就是說，明明是非常錯的一件事情，但是共產黨可以把它宣傳成爲一種對的事情。

明明是非常對的事情，人和人之間應該保持這種關愛和和諧，應該是有自己的家庭、親朋好友等等，這樣一個社會結構，但共產黨強行把它劃分成爲一個階級結構。你要不然就是屬於「同志」，跟我是站在一起的，要不然的話你就是專政對象，怎麼對你都不過份。把社會非常粗暴的變成了一個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然後讓一批人去打另外一批人，這都是共產黨編造出來的東西。

問：那麼法輪功講真善忍，這是不是給人們重建了一種道德體系呢？

答：法輪功的出現首先是中國的信仰重建。剛才講了，社會如果沒有道德的話，人就生活在一種沒有保障的社會里面，因爲沒有一個善惡標準，別人不管怎麼對你，他都可能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釋。那麼壞人做壞事都是有原因的，他能找很多借口：「他這麼做是不得已的」，「就是要犧牲你，爲了大多數人的幸福」等等。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個體的生命得不到尊重，這實際上是一種沒有保障的狀態。

如果這個社會要恢復和諧的話，當然需要道德重建，但是道德重建有一個前提就是首先要信仰重建，剛才講的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信仰存在的話，它的道德判斷會鎖在這個信仰上，比如法輪功講真善忍，那麼衡量好和壞的標準是符不符合真善忍。象法輪功學員做事情，覺得這個事情該做還是不該做，他就會用這個事情是不是符合真善忍來判斷。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