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今年以來中國大陸災難不斷發生， 最令人「談虎色變」的莫過於薩斯的爆發和蔓延。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從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在廣東佛山發現了第一例感染者， 到二零零三年七月， 全世界共有八千三百四十七人被感染， 八百一十二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在中國大陸和香港。 在經受了如常此巨大的生命財產的損失和社會恐慌之後。我們應從這場災難中反思些什麼呢？ 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熱門話題》欄目中， 我們邀請了一些專家學者， 請他們談談他們的看法。
曹長青：薩斯天災在廣東出現以後， 長達近五個月中國政府沒有重視。不僅沒有重視， 而且有意的隱瞞這場天災的發生。我看到《紐約時報》的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拿不到數位， 問中國的情況中國不提供， 最後世界衛生組織自己派些人， 扮演成小分隊， 扮演成中國人的樣子， 潛伏進廣州的醫院， 想法從薩斯病死亡的人身上拿到有關的組織體， 拿回化驗到底是什麼病毒。你想一個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屬下的一個主要的， 全世界最著名的公共衛生的組織， 還用這種方法來獲得資訊， 你可想中國政府控制到什麼地步。天災當然是全世界哪裏都有， 不僅是中國哪裏都有， 但問題就一個政府怎麼面對天災， 怎麼處理天災， 這個政策體現出你這個政府是什麼樣的政府， 什麼性質的政府。
記者：那您認為中國政府為什麼要隱瞞這疫情呢？
胡平：因為共產黨有兩個口號很重要嘛， 一個就是「穩定壓倒一切」， 另外一個就是「經濟發展是一個硬道理」。 所以他們官員在考慮問題的時候呢， 他首先著眼這兩點。他想如果他一旦公布疫情， 讓大家知道這個問題有這麼嚴重， 恐怕會人心惶惶， 也恐怕會對外資、外來旅遊的人都會造成些影響。
曹長青：當然這個理由也不是完全不能立的， 它為了經濟發展。因為你中國要這個形象， 要穩定的、健康的一個形象， 是不可能大家投資者願意去薩斯這個地方去投資。但問題是中共當局說的這個我為了經濟發展， 為了老百姓， 真的是嗎？我是質疑這個說法的。為什麼隱瞞？這就和中國政治制度有關。這個制度是個一黨專制制度， 一個黨執政的， 沒有選舉的。這一個黨執政， 他知道人民是不滿的， 全世界的其他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跟它不一樣的， 他是恐懼的。 那麼他提出一個口號來維持這個制度， 什麼口號？「穩定壓倒一切」要求整個社會穩定， 各個階層穩定， 要求媒體要宣傳這個穩定的這個價值。 所謂「穩定」， 就是穩定住我共產黨一直執政的權利， 穩定住我一黨永遠掌握權利代表你們， 用江澤民的話說「三個代表」， 永遠代表你們的權利。你們被我代表了， 不管你同不同意。這個穩定的價值由於這麼變成一個中心的核心的整個社會的價值， 那麼不論是基層的醫院， 還是基層的宣傳部門， 還是媒體都把這個穩定作為頭一號的， 來自中央的、來自中國政府的主要的指示和精神。那這樣碰到一個疫情了， 這個疫情出現， 它認為如果一公開， 如果一報導， 如果讓人民知道， 讓世界知道， 影響我這個穩定嘛。老百姓會驚慌啊， 這一驚慌的話會導致我們中國好像共產黨統治不是那麼鐵板一塊， 不是那麼穩定啊， 會影響這個黨的形象。
過去的五十年其實共產黨的核心價值都是強調穩定， 這個「穩定」穩定黨的權利， 他用這個思想， 這個想法， 這樣一種理論來指導來控制這個社會。 這是表層的原因。 深層的原因， 這個政府這個黨它不關心真正老百姓的生命， 如果關心就不會是這樣制度。 這個制度本身的最大特徵就是不把人命當人命， 不把個人價值當個人價值， 它是把國家的價值， 把整個他的黨存在的價值， 黨的利益所謂國家利益， 包括最高統治者的利益作為最大的利益。 而不是你個人， 每個個體生命，個人價值當成利益。 所以它這個社會是這樣一個制度建立起來的， 所以不論你碰個薩斯、薩薩斯， 它還是以這樣一個價值來統治的， 所以它怎麼可能不隱瞞呢？這個隱瞞不是個臨時的，個人的品質造成一個政策的錯誤， 而這個制度本身的一個制度性的結構性錯誤， 今天發生今後還會發生， 如果這個制度的結構不改變的話。
記者：如果給老百姓這個知情權是不是會引起社會的不穩定呢？
林峰：我想能夠給老百姓知情權的話， 不穩定的是那個統治集團。比如說如果老百姓知道了那些官員， 從江澤民家族到李鵬家族， 到各省各市那些地方官都在那兒貪污的話， 這個知情權知道的話， 當然共產黨統治就不穩定了， 一定要把你推翻不可， 是嗎。 但是我們如果講的穩定是社會的穩定的話， 就是老百姓可以過著這個安居樂業的日子的話， 當然是老百姓要有這個知情權。他有知情權他就可以監督這些官員應該怎麼做， 可以選出好的官員而罷免壞的官員， 那麼這個社會長期下來就可以真正的穩定。
胡平：那麼過去五十多年來給我們很多的經驗， 歷次那麼多運動， 大躍進那種瞎折騰， 一直到文化革命， 恰恰證明了人民沒有知情權， 沒有新聞自由， 沒有言論自由會給整個社會造成多麼大的動蕩。而且這五十年又沒有外敵入侵， 也沒有出現特別嚴重的自然災害。那這些折騰， 這些動亂共產黨現在自己也承認文化革命是一個動蕩， 是個浩劫。 那麼這些完全是共產黨自己造成的。 而當時這麼做那它的理由和現在的理由是一樣的啊。 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就說得很清楚嘛， 就是為了這個築固無產階級專政。 那麼有了言論自由， 有了新聞自由， 人們有了知情權， 事實一再證明有了這些東西它會使社會本身是更穩定。如果說它對什麼不穩定會造成一種威脅的話， 那它是對專制政權會造成一種威脅。
記者：有消息說中共中央發佈了一個通知， 要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警惕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薩斯顛覆中國。您是怎麼看這一傳聞的？
曹長青：只要對中國政治稍微有一點了解的人都知道， 這是這個共產黨國家經常慣用的手法， 而且不僅中國用其他共產黨國家都在用。為什麼用這種手法？因為只有這種手法能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來轉移國內老百姓對這個政府， 這個政權的政策的不滿。而把這種不滿轉移到西方身上， 嫁禍到西方身上。可是我們今天看在文革的時候， 毛澤東時代時候，人民日報每天都是這樣的語言，「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什麼「希望寄托到中國第三、第四代」， 整個就是用這個來製造民主矛盾， 國與國的矛盾。本來不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矛盾， 是兩種意識形態， 兩種想法的矛盾， 換句話說是西方文明和共產黨那種專制制度， 專制想法， 那個意識形態這兩者之間分別， 他把改變成國家與國家， 用這個來繼續愚昧洗腦中國人， 讓你相信中國的一切罪過都是西方，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帶來的。 煽動這個國與國， 民族與民族矛盾結果， 核心還是要維持它這個黨的統治， 這個獨裁者的統治。
胡平：所謂國情專家胡安鋼寫一篇文章也談到， 所謂要反擊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在薩斯問題上攻擊中國。那是什麼反華勢力呢？無非就是說別人在薩斯這個問題上對中國政府有批評， 對它隱瞞疫情有所批評， 無非就是這麼回事情。 但是胡安鋼這種觀點呢實際上代表官方很多人的一種看法。它不去跟你說海外媒體， 別的國家批評， 人家說的是不是事實， 他不跟你說事實問題， 他就說你是反華， 你的立場不對， 你的態度不對。照這麼一講呢原來他們共產黨撒謊那我們還為大家好啊， 你雖然說的是真話那你是反對我們， 你是反華啊， 你唯恐天下不亂啊。 所以你即便說的是真話你還是壞的， 我雖然原來撒了謊我還是好人。那過去大躍進也是這個樣子的， 同樣也是這個道理啊。那不是後來毛澤東不也就反帝反修， 說什麼帝修反右反華大合唱， 就是那幾年也唱這個調子這是一個規律性的事情。 每當中共犯下特別大的過錯引起國際社會這種一致批評的時候， 它一定要回過頭來批評反過來罵人家反華大合唱。而這種觀點之所以還些人也會在一定程度也多多少少也會有點信啊， 那就是他們都是一個共同的思想方法， 就是他看一個東西首先不是看它是真是假， 首先看你立場怎麼樣啊， 你是為我們好還是為我們壞啊， 那你既然在說我們壞話， 那恐怕你的動機是不好的， 你的立場是不好的。 那這麼一來呢它也替撒謊做了辯護。雖然它撒謊它是為了我們大家好的。那現在也一直， 對過去毛澤東的過錯， 對很多的錯都在這麼解釋嘛。動機倒是好的， 人家要糾正的倒是錯的， 倒是有問題的了。
記者：經過這個歷次政治運動， 中國老百姓也對政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隱瞞事實或者是撒謊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為什麼中國老百姓還是相信政府的宣傳呢？
曹長青：中國老百姓從各種渠道尤其近二十年開放改革各種渠道， 這個傳真機的出現， 電子網路的出現， 直拔電話的出現導致人們資訊空前的溝通流暢， 知道了到很多資訊。但這個資訊知道了， 人們產生一定的對這個政府原來它撒很多謊， 包括反右啊、包括文革啊、包括這個六一年所謂「自然災害」等等都有很多疑問。但是問題是當你這個國家整個的媒體還控制在政府手裡的話， 它這個巨大的這種宣傳力量還是壓過你對真實的那種渴望和你對謊言的警惕的。因為我們可以看看從西方大眾傳播學家研究來看， 如果在環境把人密封起來長期的灌輸一種知識不接受其他情況， 慢慢慢慢的潛移默化就接受這個東西。這就為什麼在共產國家的人大部分全被愚昧住， 真的相信那皇帝的衣服是存在的。他每天打開電視是謊言， 打開報紙是謊言， 打開電臺是謊言， 在這種情況下包圍情況下， 你讓中國老百姓突然產生了像林丹、像曹長青這樣突然能夠對很多事情明白了， 是很困難的， 這要求很難達到的。在這種情況下， 但是中國老百姓從其他地方知道一些， 如很明顯的一些謊言， 比如說「六.四根本廣場沒死人， 天安門沒殺人」， 最後人家知道了。 誰最知道？那個死兒子的父母知道， 我們孩子死了怎麼沒死人， 那我們家的孩子不是人啊。 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人在知道事實， 在傳播事實， 但我就是說這個力量和它那個政權統治力量， 它動用一切財權、人權、物權， 包括中國的人才都集中在他黨的宣傳部門， 集中到他 拿教逯校?你怎麼跟他對抗？所以這個制度不改變這種情況還是很困難的。
記者：有報導說， 這次薩斯在中國被隱瞞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集體隱瞞， 並認為這種謊言或者撒謊已經成為中國的社會問題。您是怎樣看這個問題？
曹長青：當一個社會整個真實不允許存在的情況下， 而且每一場的運動其實都是要求人撒謊的。 因為什麼？都要你政治表態， 你同不同意你必須按照黨和政府和中國主導中國輿論的《人民日報》的口徑來表態， 你不這樣表態， 用中國這個政治術語就不可以過關， 就不可以被通過。 所以導致中國人已經都學聰明瞭， 用中國政治術語來說學乖了。你讓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 你還沒讓我說我搶先按照《人民日報》來表態， 一個比一個表態得要強烈、要積極、要符合黨的要求。但是任何一個關心中國的人都會為這個國家前途擔擾， 這麼十三億人這麼傳播。今天一個薩斯病毒是一個自然的病毒， 某一天可能會控制住的， 中國政府也在控制， 老百姓也控一控。 可是這個謊言的病毒， 這個道德淪喪的病毒， 政府是鼓勵的某種意義。 因為你只有這樣， 因為我這個政府就是最大的謊言政府， 最大的薩斯病毒政府， 我怎麼還能管你的薩斯。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了他的謊言機制已經開始受到挑戰， 畢竟國內有一批人現在出來要挑戰你這個真實， 在指出了「皇帝你沒穿衣服」。 這就索爾仁尼琴說的， 每個人都想辦法自己從謊言中脫離出來不參與說謊。 所以他說得很詳細：作家不給那謊言報紙寫稿， 不買那張報紙， 當共產主義遊行的時候不舉那個旗幟， 聽到唱國際歌退出會場， 每個人可以舉出很具體的事情不參與這謊言。 包括你看六.四屠殺以後， 那些工人我就不寫那份檢查。 如果成百萬人都不寫， 他進行不下去的。 只有這麼千百人能夠一點點做起來， 這個謊言被打破了， 這個工作在做了， 最後有一天才可能讓那謊言汽球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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