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說來也怪，在極權專制國家裡，比如，在中國大陸，要搞市政建設，因為沒有錢，所以社會主義道路總是坑坑窪窪地難以平整，汽車走在上面就像過篩子一樣，處於永恒的顛簸之中。幾千萬個下崗職工和從來就沒上過崗的更多的農民，除了少數幾個逢年過節被送一點可憐巴巴的溫暖之外，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三百六十四天，恐怕就只有處在沒有溫暖的冷若冰霜的現實之中。一句話，搞現代化建設事業沒有錢或美其名曰地叫做資金短缺、入不敷出，即俗語所稱謂的羅鍋上山──前（錢）緊，但在監控人們的思想方面，尤其對那些敢說真話的民主人士的秘密監控方面，錢卻一下子汩汩地冒了出來，並象泉水一樣地嘩嘩流不盡。
據有關國際組織統計，為監控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絡，大約有三萬之眾的秘密警察每時每刻都在汗流浹背地、拼盡了吃奶之力地要把所有internet上的文字、圖像、聲音、數字、標點符號、色彩等等，引導到江戲子所規定的正確輿論的軌道上來，即統一到軍委主席手裡緊握著的那把鳥槍的槍筒中來。更有甚者，對於民主人士的跟蹤、盯梢、監聽、警告甚至抄家沒收財產等等現象，已經成為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倒行逆施、觸目驚心的反人類罪行。在如今的中國大陸，又有哪一位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沒有受到過程度不同的跟蹤、盯梢、非法拘禁等等極權政體的胡作非為的打壓呢？又有幾個敢說真話的人沒有受到過粗暴的對待，並由此而遭致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經濟等等損失的呢？
為了封殺人們的思想言論以及行動自由，極權政體是不惜花費一切代價的，無論花去多少民脂民膏，他們也是決不心疼的。這使我想起了一個人和圍繞著他而發生的一些往事：前蘇聯有個著名的物理學家，他的名字叫薩哈洛夫。由於反對蘇聯紅軍出兵占領捷克斯洛伐克鎮壓那裏的民主運動，薩哈洛夫來到了前蘇聯的政治文化中心──莫斯科紅場絕食抗議，以表達一個偉大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道德情懷。在隨後反對極權專制的斗爭中，薩哈洛夫義正辭嚴、絕不妥協、針鋒相對地批判了共產極權給蘇聯人民造成的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於是，他成為前蘇聯人民家喻戶曉的持不同政見者。
正因如此，他被發配到偏遠的一個小城，當時那個城叫高爾基城。蘇聯秘密警察組織克格勃KGB隨後抽調了大批精幹警力對薩哈洛夫進行監視。之所以說精幹，是因為他們富有偵察經驗，能夠採取一切秘密手段把偵察對象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周圍環境，就像自然主義小說家一樣事無巨細、毫厘不爽、一五一十地記錄在案。KGB警察幾乎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對薩哈洛夫的言行進行了全方位的跟蹤和盯梢，有如探照燈似的使薩哈洛夫的一舉手、一投足都無以逃遁。無論幹什麼，薩哈洛夫都離不開那些鷹犬們鼠目寸光的明亮眼光。不知薩哈洛夫本人是否清楚他自己當時所處的生活環境，不過，在前蘇聯解密的文件中可以看到，薩哈洛夫的任何舉動都已經成為克格勃KGB幹警們的捕捉目標。如下面的一些類似記載，就足以說明KGB是如何開展秘密工作的了：
九點零三分，目標（薩哈洛夫）出現在門口，跟他一同出來的是他夫人。兩個人一前一後，目標在前；
九點三十二分，目標在走向市場時，跟一個賣冷飲的女店員打了一聲招呼，並要了兩杯冷飲；
九點四十一分，目標來到菜市場，買了一斤黃瓜、二斤土豆、一斤半笳子，外加蘋果、葡萄等，估計買了二斤半左右的水果；
九點五十四五分，目標從菜市場退出；
十點零六分，目標回到家裡，消失。
據統計，為監視薩哈洛夫所花的費用，按當時的盧布計算，每天已達三、四千之巨。一年下來，共花費幾乎達到百萬盧布之多（一盧布兌換大約五、六美元）。蘇聯秘密警察組織克格勃KGB就是以這樣勞民傷財的方式來嚴密監視並摧殘民主精英，並以此來保衛共產極權專制政體的。其結果，不但保不住共產極權的茍延殘喘，相反，還必然加速其衰落與死亡的過程。
在中國大陸，被政治保衛處跟蹤、監視、竊聽的黑名單人數之眾，不深入其中恐怕是難以想象的。每一個敢講真話的知識分子是不是都已經被記錄在案了？由於沒有了解途徑，由於秘密檔案就像鐵桶似地被包裹起來，所以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從我自身的經歷來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秘密警察組織──政治保衛處，花在監視思想和言論方面的民脂民膏決不可能在少數就是了。直言不諱地說，它花費在每一個民運人士頭上的錢，足以給二、三十個下崗工人，甚至七十到八十個下崗工人提供一年充足的生活保障了。進一步說，每一天花費在一個民運精英身上的錢，足可以養活好幾十個下崗工人了。
據不完全統計，監聽一部電話每天花費大約一百元人民幣，那麼，一年下來的花費究竟有多少？這個帳是不難算清楚的。被監聽的電話常常發出空曠加嘈雜的聲音，這種現象幾乎出現在每一個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識分子身上。我當然也不例外，並且首當其沖。我常常面對被監聽的電話，告訴那些浪費民脂民膏的秘密警察鷹犬們：「喂，你們都給我聽著，你們在從事著令人可恥的犯罪活動。一方面，你們毫無道理地浪費人民的血汗錢（指監聽）；另一方面，你們所從事的監視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違法犯罪秘密活動，遲早有一天要被徹底清算的！絕不允許你們再繼續干擾破壞我作為一個公民所具有的信息交流自由！再繼續監聽，我就要把你們告上法庭，讓你們賠償我全部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我的這種決不妥協的立場，有時確實使監聽消失了一段時間，但卻時常發生反覆。許多民運人士也都經歷過被嚴格監聽的類似場面。
在此，我呼籲，必須立即無條件取締對思想與言論的一切監視活動！不許再行浪費民脂民膏！停止一切秘密警察的一切胡作非為的犯罪行徑！把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自由還給我們！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