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香港喉舌总管披露历史密闻
 
郭若、鹿青霜
 
2003-5-26
 
【人民报消息】(金尧如先生1949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负责领导和组织推翻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大陆学生运动和台湾地下党运作。49年后,被中共授命留守香港,总管香港中资媒体。“6.4”天安门屠杀后,金尧如先生退出中国共产党,现居美国。)

1、 退党不是一朝一夕决定

八九民运的时候我在香港,当时中国新华社、香港、美国,还有其他海外的电视转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舆论对民运很不利,叫学生不要破坏社会治安。当时看到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有的躺在帐篷里绝食。5月17日那天,已经后半夜了,赵紫阳到了天安门,对学生说:“我老了,我们都老了,今后的世界靠你们年轻人,中国是你们的。我希望你们今天到此为止,快点,越快越好,回到家里去,回到学校好好读书,将来建设更好的中国。”我一听,啊呀,赵紫阳这么说,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动了,事态一定很严重了。他是希望把学生保存下来,因为将来的中国需要他们。后来报纸说赵紫阳回到家里就辞职了,不干事情了。

那段时间我们在香港的报纸上也是一方面为赵紫阳讲话,一方面尽力支持,保护学生。按照赵紫阳的意见,希望学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吁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我每天看电视。六四那天晚上,从电视上看到坦克车从北京六部口哗哗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头子,老太太在喊:“解放军同志啊,不要去啊,他们都是学生啊,你们不要去打!”坦克车上的解放军就朝著他们开枪。砰一枪,一个人倒了;又一枪,又一个人倒了。

那时候,北京大马路旁边有很多人在骑著单车往西走,四五辆一排,四五辆一排,不知道他们是给学生送东西吃还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产党的军队看到他们就哒哒哒哒地向他们开枪,一排排的人就那么倒下,四五个,四五个就在街上摞起来,就死在那里了。后来看到广场上的学生和工人派了几个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台湾的侯德建)跟解放军谈判。这谈判很好。后来看到有人把尸体抬走,撤退开始了。看到大批学生在撤退,在逃,后面跟著解放军,有骑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见解放军从坦克上向帐篷开枪扫射,帐篷纷纷倒下,里面有没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说。

我一边看一边想,这样做还得了!这是谁的军队啊?这是谁的人民啊?!当时我女儿也在旁边看,她问:“爸爸,你看,共产党的军队就这么开枪打老百姓!爸爸你还要这个党啊?”我对女儿说,“好,爸爸退党!”于是我就退出了这个党。

我为什么下这个决心呢?很多人以为我仅仅是因为六四。我讲这些是要说明我退党不是六四之后一朝一夕的决定,实际上从解放后我在香港工作开始,我对共产党是越来越怀疑,越来越不满的。

2、四九年后授命留港管中资媒体

四九年全国将解放的时候,党组织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说我又不是广东人,全国解放后我想回北京工作。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乔冠华,乔托人给我带口信说,已经把我的情况向周恩来反映,总理说不行,不能都撤回来。要我留在香港继续工作,落地生根,为党所用。于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负责新闻界工作,管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还有香港商报,搞统战工作。也因为这样,我看到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客观。

五一,五二年全国土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广东的情况我清楚。乡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关的关,杀的杀。香港有多半的人来自广东,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很不服。那段时间我曾经到过北京,有机会跟廖承志聊过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办事处的,他在美国三藩市长大的,他说他知道情况。那些所谓的地主,很多就是广东的农民,家里没有饭吃,没有田,过不下去了。带著一两个银圆,拎一个包包,也就是几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后一般就在地窖里面干洗衣的行业,挣到的钱不买东西吃的,吃的东西都是在美国人家里的垃圾桶里找。一个月积下二十来块美金统统寄回去,托那里的亲戚朋友买几亩地,买个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们没有剥削穷人,现在一下子都把他们当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这样打人,杀人是犯法的。那时候我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廖承志四十几岁。廖前辈的支持对我很有帮助。我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地主跟农民的关系,是农业社会里必然的一种生产关系。那个时候以农业为主,没有这种关系,谁都没饭吃。有人贫,有人富,那是当时的制度决定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把地主都干掉,地主还有孩子,他们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类,黑七类了。从那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有疑问了。

五二年开始正反肃反运动,搞了三年,把国民党的残余部队都肃清了。说他们是潜伏下来的,是为了颠覆人民政府。要他们交代,也是关的关,枪毙的枪毙。里面有很多是当初要我们劝他们回去的,怎么说他们是潜伏下来的呢?怎么能算旧帐呢?

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运动,那是反资产阶级的。临解放时很多富裕的资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后,毛泽东命令请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参加联合政府。把钱带回来重新开业。政府要诚心诚意地和他们合作,建设新民主主义。那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动员了很多资本家回国。别的地方我不说,就说上海,这些资本家回国三五年后,上海的经济恢复了,政府就开始对付他们了,说他们行贿,偷税漏税,于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有的资本家只好把家产全部拿出来,政府把他们的资本当成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息(比如象对待容毅仁),那是客气的,其实公司合营两三年后国家也把他们的资产全部没收了。不客气的就把那些企业整个拿过来了,资本家都被拉去游街了。我当时想,叫我们动员他们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们杀掉,那我们怎么做啊?

之后就是大跃进,那就不用说了。

3、因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软禁

六八年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到广州开会,说讨论对香港的政策问题,看香港应如何配合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当天的会议之后,广东组织会议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说,要照顾我,送我去住旅馆。我拿了衣服,上了车,随他到了广州东山的一个华侨住宅区。一按门铃,开门的是两夫妇,都是新华社的干部。本来很熟的,那次我跟他们寒暄他们却什么话也不说。带我去的人说广州的会我参加半天就够了,以后的会我就不用参加了。他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组织要重新审查我的情况。问我国民党在上海抓我没抓到,我跑到台湾去了;到台湾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么回事。要我住下来,好好考虑。组织上会有人跟我谈,让我把情况讲清楚。我想,哈,弄到我头上了。我怎么跑到台湾的?我是被共产党派到台湾的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怎么说我跑那去了?我逃离台湾是组织上通知我撤离的。那时候共产党已经渗透进国民党了,国民党来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这还要怎么交代啊?就这样我在广州被软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写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广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开住。

三年以后,廖承志和周恩来批示说我交代得彻底清楚了,给我平反。但是广州的军区司令丁盛认为由于我长期在台湾和香港两地工作,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说话的态度不好,要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我又去了五七干校种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随我去,孩子由我妈妈带。在那呆了两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么改造啊?农民不是因为没饭吃,拿了枪就去抢,去革命的?五七干校以后又把我弄到广东韶关附近的红工煤矿当党校校长,在那里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帮之后才调回北京。

回顾起来,每次搞这种运动都是搞它个百分之几。比如全党的5%,全民的5%。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因为共产党搞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文革不就是一个毛泽东?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文革又死掉三千多万,多少人死了?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江泽民说法轮功是“邪教”,一句话,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说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对他?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对党中央。宪法是装饰用的,权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话就是法律。

4、有阶段性的宣传政策

说到共产党搞宣传的方针政策,那是有阶段性的。国内经济要恢复,工商业要上去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就宣传中国市场怎么好,政府对资本家怎么好,让海外的资本家回去。跟他们说,“你看,容毅仁,大资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里面当大官了?”搞统战也是那样,国民党有两名大人物是我统战他们回去的,一个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府秘书长陈思远,一个是宋子文的秘书郭增恺。陈思远是五五年回国的,他们两个还好。陈当了政协副主席,现在还活著。郭增恺是政协委员。十年后陈思远把李宗仁也带回去了,李是六五年从美国纽约回去的。回去后他太太郭德洁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国治疗。好多部门讨论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兴,因为当初劝他回来的时候说好的,是自由来,自由往。来了之后不适应可以再出去。后来经过多方交涉,政府终于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经等不及了。

5、统战的讲究(关于张国涛)

当然统战也是有讲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没有用的人想回来也不让他回来。

53年张国涛想回国,他托陈独秀的儿子找到我。陈的儿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来往。我们相约到外面喝茶谈了这事。 陈告诉我张老想回北京工作,与他商量找谁向中国政府传这个口信,于是两人谈起我。张知道我在共产党的地位,说:“找金先生合适。劳金先生帮忙请毛润之、周恩来先生考虑。我愿意回去工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们的贡献不小。我希望能够进一步为新中国尽一点力量,接受他们的领导。”

话传到之后,刘少奇为这事作了批示,要张先写个检查,还要表示今后应该怎么做。毛看了满意的话就拿出来发表。实质上就是要他作个检讨,要不要他回来还不一定。张国涛不肯,这事就作罢了。其实共产党并不想张国涛回来,因为毛泽东说他没有用了。那时候张国涛在香港,后来到加拿大了。

6、引蛇出洞时险送一命

文汇报在上海办报的时候,总编是徐铸成。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在上海暨南大学(广东暨南大学的前身)做地下党工作,负鹧硕腿褐谧橹ぷ鳌N乙蛭ぷ鞴叵稻8炝担ǔJ侵苯臃⑿挛鸥幕惚ǎ伤欠⒈怼Q硕乔坠玻垂竦车模幕惚ㄒ彩乔坠驳模翘焯炫杉钦呃捶梦饰颐牵匝硕嫒娴谋ǖ馈5搅?948至49年解放大军南下的时候,国民党就把文汇报封掉了。于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组织继续办报。解放以后,文汇报在香港办的意义已经不大,就又到上海复刊。

共产党把国民党给打败了,报纸的立场也得跟著转变。大公报是郑学溪的。上海的大公报起义了,香港的大公报也起义了,跟文汇报一样,起义以后都归共产党管了。遗憾的是共产党管媒体比国民党管得凶得多。

大公报在上海复刊了,文汇报在上海也复刊了。徐铸成他们也回国了。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徐听毛泽东话给政府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一直关押起来。直到粉碎四人帮才获得自由,出来的时候年纪很大了,后来到了香港探亲。

那一次我也差一点上当,当时大鸣大放,看到上海文汇报搞得轰轰烈烈,很多人给中央提意见,给上海市委提意见,我也很兴奋,但政策规定海外不许搞。我就写信给徐铸成。我说你们文汇报办得这样我很钦佩。你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大鸣大放的旗帜举得高高的。徐将我这篇东西登了出来,收在中央内部的小参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员看。在我这篇东西之前是台湾国民党的一个宣传部部长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骂大鸣大放,说这个运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之后广东省的宣传部长王匡约我面谈,我说到他办公室去,他说,不,要我到他家里谈。到了他家里,他将抽屉拉开,拿出了内部参考,问:“你有没有写过直接批评中央的大字报?”我说我还没有功夫写。他说你千万不要写,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在海外不知道,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众,再把他们打下去。就是这个宣传部长的一席话,救了我一命。

7、香港大陆传媒的运作

新华社跟中共香港传媒是上下级的关系。香港有共产党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华社,以新华社的名义做工作,因为在香港不宜有共产党的组织。就是说香港的中方传媒受新华社领导,也就是受共产党工委领导。九七香港回归以后,工委搬出来成立了中联办。那时候我是香港工委新闻宣传战线的党委书记,主要管这四个报纸兼统战工作。当时新闻处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国的需要,讲好话,报喜不报忧。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稍微批评一下都不敢,其实就相当于香港人民日报。

事实证明马克思理论是错的。整天你斗我,我斗你。中央是这样,基层也是这样。现在在中国的国家机关里的干部、知识分子,私下里哪一个不在骂?但他们还要吃饭呀。六四时期我的小女儿从洛杉矶时报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运,反对镇压学生的头头,并看到文汇报以及我支持民运的报道。她都很害怕,马上跟我通电话,我说没有关系。后来我仔细想想,觉得还是避一避为好,因为当时政府已经下令要把我绑回去。国安部那个时候叫安全部,他们在新华社的人就请我吃饭。当时有两个方案。因为我爱喝酒,要把我灌醉。一个方案是等吃过饭,我也醉了,如果时间来得及,就在罗湖关口还没关门之前用车将我送到深圳罗湖,如果来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陆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轮船上。都安排好了,让我在船里面睡觉,门一关,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装上船,第二天早上8点就到广州了。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给我的。

8、江泽民“三个代表”与23条

现在共产党又搞出所谓的“三个代表”,这个理论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个代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谁代表的?美国的生产力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经高度发展了,他敢说是共产党代表的吗?至于新的文化思想,共产党代表了什么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对,自由也反对,人权也反对!现今的科学、民主思想发展都在美国,都在欧州。实际上江泽民是不能丢掉这个招牌,他只是打著这个招牌,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关于香港要订立23条立法的原因,是共产党害怕香港这个自由港。香港有言论自由,对大陆情况知道得多,媒介报导得多。如果一失控,马上就有示威、游行、抗议,媒体消息一发就发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泄露国家机密了。中共最害怕人了解真相。他这样做是为镇压做准备,使你不敢动,你一动,他就用23条把你压下去。我们当然希望23条不要通过。不过主要问题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华要搞23条,是江泽民一定要搞。

(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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