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
 
王怡(四川)
 
2002-9-29
 
【人民報消息】月初回到老家,談及中學時代的母校,聽說最近獲得了「全國重點示範中學」的頭銜,有望挽回近年來的頹勢。回想我在作弊中成長的歲月,和這所百年老校的花果飄零,心中生出不祥之兆。回成都不到一週,就在《南方週末》上讀到了揭露我的母校「四川省三臺中學校」在創建「全國重點示範中學」過程中大肆作假的醜聞。

報導說,學校老師發動不同年級的學生,互相偽造一些所謂素質教育課程的成績單。既有了成績單,老師們自然也要閉門造車,為沒有上過或敷衍的課程寫出事後諸葛亮的教案來。教務處當然也要偽造教學計劃和不存在的會議或教學檢查的記錄。儘管整版的報導並沒能夠全方位的展示整個作案現場,但順理成章的,一個謊言要圓滿,就要十個謊言來做佐料。報導還揭露,作為一個財政瀕臨破產的農業大縣,為這次三臺中學創建「國重」的戰役花掉了一千萬。據說還有幾個超級校友為母校拉來數百萬的企業贊助。主要大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劉家琛。記得三年前他返鄉,我的岳母住院,從醫院騎車出來的路上,曾當街領略了他錦衣不能夜行的無上風光和數輛警車開道清場、在百米之遠向我高音呵斥的大法官威儀。那些錢怎麼來,怎麼花,我不清楚,依據通常的經驗也經不起追問。

母校在家鄉,一種親切的稱呼叫做「臺中」。淵源很深,可以和諸多歷史遺跡秘密接頭。其前身是清一代的草堂書院,杜甫客居三臺時留下草舍幾間,後人為彰顯斯文,在遺址上建學堂、設試院以紀念先賢,激勵子弟。直到1895年正式建了現代意義上的學校。30年代末東北大學流亡三臺,直到1946年返回瀋陽,之間都借臺中的地盤傳道授業。這8年時間是三臺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和黃金年代。高亨、丁山、趙紀彬、楊榮國、姚雪垠等近百位教授麋聚於此,學生們激昂文字,辦文學社、實驗劇團、東北問題研究會,出墻報、政論、傳單,把一個千百年來游離在國家社稷和高深文化之外的丘陵縣分拉入了各種式樣的宏偉敘事。為臺中和縣上留下了一大批師生。後來以這批師生為基礎,地方士紳登高一呼,得到川北36縣的響應,在中學之旁創立了私立川北大學,為今日四川師範大學的前身,另創辦三臺尊經國學專科學校,為成都師專之前身。1950年內戰結束、三臺淪陷。因為水淺留不住人,私立川北大學被革命軍連根拔走,化私為公。雖然再次留下一大批苗裔,只是道一變至於齊,再一變至於魯。臺中身上的一點香火氣,本就是花果飄零斯文掃地的過程中,一路上沾上了些灰燼。但這在窮鄉僻壤間,也足夠滋養我父親那樣仰望文化而不得奧妙的鄉鎮子弟,足以使斯文二字在擁有130萬農村人口的貧困縣分上深入人心。

我的父親最終離開三臺,考取了遠去的四川師範大學。這是一種不服氣的骨氣,對在革命政權下一個縣城不配擁有一所高等學府的不服氣。我的母校和我的家鄉,在被整合進入這個革命政權之後幾十年的歷史,就是一個千百年間麻木沉睡而又一度被撩撥的自由精神不斷淪陷的歷史。60年代的一個冬天,臺中內的草堂遺跡被狂熱的學生盡數搗毀。一位被誣為和女學生茍合的原東大教師在宿舍後的一棵樹上上吊自殺。幾十年後,一位本校教師子女對圍在這棵樹旁的同學們描繪了當時的情景。在1950年之後的縣級中學裡,臺中大概在全國範圍都是師資力量最強的中學之一。無數與東大和川北大學淵源深厚的教師,在三十年的時間裡被批斗、打翻、羞辱和殘害。斯文、謙遜、文化的灰燼,鄉土社會的秩序,都一去不返。高考恢復後近20年的時間,這所縣分上的學校依靠歷史淵源的寵愛,還極力維持著整個川北地區第一中學的地位。然而慢慢的,值得珍惜的東西都被毀去,那些激情的歲月、文化的先賢似乎都白白的輪回了一盤。只有一種聲音回蕩在整個學校的上空,在我近十年的青春期裡,對我這樣心性敏感的人構成了關於這所校園的夢魘。這個聲音是一種象徵,一個從「自由的多與少」進入「自由的有與無」的動物莊園的象徵。在這個聲音下,一個縣分就僅僅只是一個縣分,一個學生或教師僅僅只是一個奴隸或奴隸的看守。而一個在這樣的世間和這樣的教育體制下掙扎的人,甚至已經不配被稱之為人。

這個聲音就是「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這一句要求之後,你必須及時回答的不完整的另一句:「時刻準備著——」

這句話的最可怕之處就在它的不完整。它掐頭去尾。因為這一頭一尾都不需要你考慮,這個格式是教育者預備的關於靈魂的格式合同。你只需要填中間的空白,就像一條魚在案板上被斬去頭尾,獻上豐腴的肉身。我在說過這句話之後積極向上,最高爬上過兩根杠(中隊長)的位置。

我以後接受軍訓時,曾經對比過這句話和「同志們辛苦了」之後必須回答的另一句——「為人民服務」。我的結論是前者更具有強制性和對自由精神的殺傷力。後一例的搭配,如果換一種角度看,會覺得完全是周星馳的無厘頭風格。它多少透露出一點回答者的急智和獨立的角色。而「時刻準備著」一句連跑龍套都說不上。如果說回答「為人民服務」是一個捧哏,那麼回答「時刻準備著」就僅僅只是一個和聲。

如果我能在當時得知,自由與尊嚴的淪陷在一個革命者的學校裡會來得這樣早泄和尿頻,我一定會在彼時的場合回答「梭爺子,日你先人板板」(大意為操你媽)。但我沒有這樣的勇氣和洞察力,且過於靦腆,缺乏教育者的厚顏無恥。

我在臺中7年,對學校沒能建立起正面的情感,只有無數在私心裡的詛咒。我的師長們,我的大多數比我更可憐的師長,他們的音容笑貌在一個淵源深厚的城池內,在他們兄弟姐妹的子女們眼裡曾是一個代表著遙遠世界的意象。這一意象的破產,在一個繼續淪陷的時代,甚至沒能夠保持住比官員們的墮落慢上一拍的矜持。那個肥頭大耳的校長,曾經舉著一根十米長的竹竿在各種學生集會上維持紀律和不可逾越的紅線,一個讀不准任何一個音標卻評為英語特級教師的傢伙,在90年代三臺縣的迅速衰敗中成為家財萬貫的劣紳。年復一年的收受鄉村教師和學生家長的賄金,已成為小城裡公開的秘密。

90年代,當這個高歌猛進的宏偉概念具體而微在我的家鄉,就是一句引人淚下的咒語。像一位全身孝服的女子。像每年幾個主要的節慶時分老百姓趁著風高月黑悄悄放置在縣委會門口的白色花圈。與對母校相反,我對家鄉充滿正面的情感。幾年前在一個炎熱的傍晚經過城郊河邊的稻田,看見鄉民在黃昏的水田裡挽起褲腳,昂首看著我。我在那一刻有了哭意,有了恨意,並喚起一種真正的主意。我對自己說(雖然這是一個通常被濫用的句式,但在那時我的確在心裡說出了一個真正的誓言),我這一生,永遠也不能離這些挽起褲腳的人群太遠。在那一刻我頑固的認為離他們太遠就是一種罪惡。這種時刻在每個人的一生中會有數次。那個黃昏對我是一種價值轉移的象徵。一種向下的力量開始登場,從而抑制住了原本隨著時代而高漲的向上的力量。

那種向上的力量抓住了墮落中的三臺,並隨之一起墮落。自從一位老紅軍佩戴著滿胸的勛章遠赴天安門廣場為農民請願之後,警察開始在每一輛離開三臺的長途車輛上檢查並截堵上訪者。也許上訪者有一個名單,也許更多的上訪者臉上有相同的哀傷和憤怒,所以有利於被識別出來。當年收編了整個民間社會而建立起來的公有企業,在誰能賣光、破光誰就能升官的口號下,今天早已蕩然無存。僅剩下電信部門高速增長,可以繼續提供有限的就業機會,用一個月收入200元的臨時工職位在數百競爭者中製造著二桃殺三士的仇恨。而在作為省城工薪階層的我看來,我已完全無法想象和盤算在月收入200元的生活裡該怎樣呼吸。

有一種淪陷是你不能抵禦的,你也無法確切的知道忍受和抗拒究竟哪一種才是理性的抉策?在宋朝,王小波、李順的起義軍攻陷益州(成都)轉而圍困梓州(三臺)的時候,我的先人選擇了長達數月、異子而食的殊死抵抗。在更遠的時代,當劉禪遞交降書,姜維率大軍退守三臺,卻終於選擇了君叫臣降、臣不得不降。然而在「革命」和「改革」這樣政治正確的敘事下,三臺在1949年政權的更年期裡開始淪陷,這種淪陷是如此日常,如此缺乏戲劇性的場面。以致於在一個沉淪的故鄉思考我們的未來,漸進或者暴力,隱忍或者雄起,每一個詞語都沉重得說不出口。在回鄉的途中我開始檢討曾經寫下的文字:在苦難面前,真理難道可以僅僅來自於邏輯?

我的家鄉今天充滿了失業者、刑事犯、退休職工、終日消耗在麻將裡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綁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們。我可以在省城的報紙上時常讀到籍貫三臺的盜竊集團、搶劫犯和無錢就醫的打工者的消息(因為色情業發達,強姦犯倒是越來越少了)。退休的官員們幾乎無一例外的遷居他鄉,個別留下的過著寬裕而寂寞的生活,在厚著臉皮和以前的被領導者一起下棋搓麻將的時候,受盡了來自後者的奚落和挖苦。縣政府長期靠著負債和出賣公有產業維持生計。一百四十萬人,三千里江山,僅僅依靠著對南方的欲望而繼續存活著。農村只剩下「386199部隊」,幾乎家家戶戶都安上了電話,但除了月租費外沒有一分錢的話費,他們只接聽南方親人打來的電話。

賣,成為這個城市的關鍵詞。中共黨委賣掉縣委會,中共政府賣掉機關大院,賣唯一的公園,賣唯一的足球場。女人們則開始出賣身體。一位成都的朋友曾當面向我誇獎三臺的色情產業和我的姐妹們的姿色。常去色情場所包廂的蔡姓縣長被老百姓戲稱為「蔡廂長」,大搞政績工程的朱姓縣長則被喚做「豬拱嘴」。傳奇打工妹李小芳從南方回來,以幾千萬巨資買下幾十畝縣委大院,一時成為媒體的焦點和無數年輕女子的夢想。

民謠開始泛起,人們懷念一位民國時代的軍閥田頌堯。田是二十九軍的軍長,長期駐在三臺,司令部就在臺中原行政大院內。這位田軍長對體育和教育事業興趣最大,興建了三臺迄今為止的兩座足球場之一,在牛頭山下的公園。另一座則是東大當年為三臺中學修的。公園和另一些公共設施的基本規模都在這位軍閥手中奠定。近來的民謠指名道姓的宣揚,「田頌堯建公園,為了百姓好休閒,邱賣光(邱姓縣長的外號)賣公園,為了情婦好賺錢」。

數年前,有人在三臺電影院放置炸藥,和著來自美國災難片《未來水世界》當中的驚聲尖叫,當場炸死數十人。幾卡車的屍首讓家鄉的人們對這個時代失去了最後的溫情。人們在悲劇過後開始略微興奮的相傳一個說法,說這場電影本來是縣委縣府機關的包場,後來臨時取消了。我的一位同學在向我傳遞這個訊息之後,反覆強調說,「這個人本來不是想炸老百姓的」。

由於這一悲劇,電影院成為了縣城裡被長期廢置的一幢建築,在我認識的人裡,沒有一個人在那之後去新舊電影院看過一場電影。

記得初中畢業的那一天,空曠的臺中校園像一座墳墓。我和幾位朋友一起在初三教室的外面,遠遠的用石塊砸爛了幾乎所有的窗玻璃。高中畢業,幾乎還是同一群人爬進畢業班教室,在黑板上寫下了十個人的名字。裡面有校長、教務主任、班主任、團委書記等,頂上寫著標題:「臺中十大罪人」。

他們中的大多數,就是造假醜聞中依然為人師表的領導者。你不能不佩服未成年人的好惡。道貌岸然的教育者在他們面前說謊,就像丈夫在老婆面前說謊一樣容易被看穿。這所中學對我和我的朋友們意味著什麼,對這座在腐敗和不義當中掙扎的縣城意味著什麼,我一直找不到一個恰如其分的比喻。直到前不久搬家買了一臺滾筒的洗衣機,我在發動起來的洗衣機前端詳,發呆。才猛然領悟自己在十幾年的青春期裡受到了什麼樣的磨難。我在一個粗暴的淪陷者那裏究竟學會了什麼,失去了什麼。這所學校把成千上萬的子弟洗幹了,晾乾了,掛在這座縣城內外,風一來就飄如麻木的白旗。把一種具有自由傳統的力量變成了順從者的領袖。

我的可憐的父老鄉親,可憐的子侄。千百年來那麼輕易就可以被統治、可以被代表、可以被恐嚇的人民。肉食者克扣他們的工資,凍結親人們從南方匯回的錢,拆遷他們的祖屋,並宣稱債券從此一文不值。這個冷酷的政府買掉50年前化私為公強搶而來的、50年來剝奪勞動者起碼收入而積累下來的一切以全民名義占有的資產,並在財政危機中以橫征暴斂的方式開始第二輪的強奪。並在這一切行徑時穿上三個代表的晚禮服。而我的鄉民們做了什麼,他們僅僅是在整個90年代新建和翻修了一千餘座寺廟,以表達對臺中這座政教合一的修道院的藐視,他們僅僅在1989年後獻出了三五個入獄者,在通往省城的公路上聚集起了幾次數百人的騷亂。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以持之以恒的上訪,另一部分人以手起刀落的犯罪讓這個社會和表面的政治法律秩序歷經了反覆的充血。

除了這樣,還能怎樣?

或者看到微弱的希望,或者等待戲劇性的場面出現?

(中國社民黨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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