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香港法律，法輪功並不違法，也非中國所定位的邪教，然而各國法輪功學員意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抵達香港參加迴歸慶典時，入境香港參與抗議活動，以表達對中國鎮壓法輪功的不滿，卻遭到香港政府的遣返，顯然特區的法律是可以隨着中國的需要，以及中國領導人的意旨而改變，並未具有超然、不受干預的地位。在法輪功事件中，香港媒體與人權團體更憂心指出，特區政府對異議人士的包容度已經下降，無論是主動或迫於北京高層壓力而建立入境黑名單，無異是將獨立的入境管制權拱手讓人。此一事件不僅是單純的香港政府對抗議示威活動的壓制，更具體而微地顯示香港在主權移交之後，表面上雖然實施一國兩制，實際上已逐漸中國化，兩制的精神漸次剝落，而一國的緊箍咒卻已罩在頭上。

　 香港過去被譽爲東方之珠，是英國女皇皇冠上的一顆璀璨寶石，它的成就固然不能歸功於殖民統治者，但是不容否認的，英國將其尊奉法治與自由的精神落實在這個東方殖民地之上，建立了一個廉能、效率的政府，以及專業的文官體制，使得香港相較於其他亞洲地區特別顯得突出，而躍居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與自由港。作爲香港的鄰居，我們無意唱衰香港，然而一切的數據卻殘酷地告訴世人，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後，香港的政經情勢確實是在向下沈淪，而香港人本身對此也有深刻的體會。香港大學上月的民調即指出，有七成八的香港民衆認爲迴歸後的情況比過渡前差，另有近三成的民衆以負面形容詞描述自己的心情，只有半成的人正面形容自己的心情，顯示民衆對前景悲觀，怨懟情緒溢於言表。

　 儘管受到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以及美國新經濟泡沫化的影響，但是香港的沈淪與這些因素並無太大關連，而是與中國緊密掛鉤所致。中國對香港的迴歸提出「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與「一國兩制」的承諾，香港這五年來表面不變，但是無論政治或經濟都已「中國化」，而中國化正是香港衰落的主要原因。以政治而言，香港主權移交前，固然尚未建立民主體制，但實行法治，人民擁有自由與人權，移交後，民主徒具形式，特首由八百人推選委員會產生，但得「報請」中央任命，中央還有任免權，因此首任特首董建華施政作爲不孚人望，仍然能在江澤民的欽點下繼續擔任特首職務，無人敢與爭鋒。而且董建華更建立「高官問責制」，行政會議成員不再是終身職，必須隨着特首任期同進退，同時特首可以隨時要求去留，以強化行政長官的行政領導。而香港基本法更規定中國人大對基本法擁有最終解釋權，媒體亦開始進行自我審查。如此一來，等於香港徒然掛着一國兩制的招牌，行政、立法、司法與第四權的媒體都受制於中國中央有形或無形的控管。

　 以經濟而言，香港迴歸後，經濟發展與中國緊密掛鉤，卻難逃中國的磁吸作用，而日漸乾枯。九七年之後，香港經濟出現崩盤式的衰退，房地產五年來跌幅高達五成以上，失業率由二點二％竄升到七點四％。更嚴重的是，香港經濟主要以服務業爲主，但是現在香港人週休二日假期，往往大排長龍到內地的深圳、羅湖等地渡假消費，甚至到內地置產，這種消費內地化的現象，嚴重打擊了香港的內需產業，使香港百業蕭條，商店紛紛面臨倒閉的命運。臺灣部分人士認爲三通是利多，極力鼓吹開放中國觀光客，以振興觀光產業，但是以香港爲例，中國到香港的觀光客，固然增加到每年三、四百萬人次，但是同一時期，香港前往內地旅遊的人數卻已由九七年的三千三百萬人次，增加到二○○一年的五千二百萬人次，亦即五年來增加約二千萬人次。以香港爲鑑，那些以爲三通可以增加中國觀光客的人，忽略了中國觀光客即使一年可以增加一百萬人次，但臺灣人赴中國的人數可能數倍於此。屆時錢往哪裏流，三通對哪一方有利，答案不是很清楚了？

　 九七前夕，美國財星雜誌曾預言「香港之死」，「死亡」所指的當然不是外在形體，而是內在的精神與制度。證諸五年來香港的發展，縱然不能斷言香港已死，但其向下沈淪卻是不爭的事實。在未迴歸之前，香港經常有示威抗議事件，如今示威抗議卻成了對體制挑戰的英勇行爲，這絕不是統治者的榮耀，而是自由與人權的倒退。法輪功學員所遭到的粗暴待遇，更凸顯出香港政經衰退的事實。失敗至此的一國兩制實驗，中國竟妄想套用在臺灣人民身上，替臺灣人民決定未來，真是可笑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