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最近看到一篇报道，题目叫《迷信活动乌烟瘴气依旧，中国人远没有告别迷信》。报道指出在春节期间，民间出现了一些乌烟瘴气的迷信现象──例如：有很多年轻人都抢在年前结婚，因为按照习俗的说法，马年是“寡妇年”，人们也把这一年说成是“无春年”，据说不会给新婚夫妇带来好兆头；年初二电脑看手相和电脑测姓名非常红火；春节上班，一些单位领导还给职工人发红包，美其名为“开门红”。这些就是被记者称为乌烟瘴气的迷信活动现象，并被写成报道发表在媒体上。
在这篇报道的结束处，记者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现今我国社会中，不仅散发着霉味的陈规陋习远没有被彻底破除，而且‘新瓶装旧酒’的新迷信还在滋生，破除封建迷信仍然是艰巨的、耗时费力的斗争。”
如果说这篇报道让我感到非常恐惧的话，那么，让我恐惧到极点的还是那最后两个字。我想，这人好好地活着，也是借着太平盛世的光，有了一份比较好的心情，所以在结婚的时候，可以翻翻祖先传下来的黄历，选一个自己认为吉祥的时辰结婚，图个心里高兴。过年了，到处玩玩，到电脑上去看个手相，测个姓名，也是图个新鲜快活。至于在春节上班，领导给职工发个红包，讨个“开门红”的口彩，也是图个人情味。这样欢欢喜喜的过年场面，为什么要进行艰巨的、耗时费力的斗争呢？难道他们在危害社会吗？在触犯法律吗？难道他们连这点做人的自由，也要受到任意的干涉与剥夺吗？
我想不通那个记者为什么如此喜欢斗争。说起来大家也都是中国人，也算是同胞兄弟，只是人家的行为上，或者说观点上，与他有所不同，所以他就看不顺眼，就要运用自己拥有的发稿权利，通过媒体发出要斗争的威胁。而那些被他称为搞迷信的民众，既没有发稿的权利，也找不到一家媒体来发出他们的反驳与辩护，看来就只能无声无息地挨斗了。
我也是一个比较迷信的人。比如说，我做事就喜欢翻黄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我得忠实地继承着。黄历上说哪些事适合做，哪些事不适合做，我虽然不是完全听从，但至少也要作个参考。如果我结婚，那我是一定要选黄历上指出的吉祥时辰的。有时候我也喜欢用电脑看看手相，测测名字。当然，在春节上班，我最盼望的还是领导的红包。那是能够让我心花怒放的好东西，可以让我更加勤奋地为单位效力。我敢断定和我有着类似想法的民众是非常多的。我想，你要斗就斗吧。再怎么斗，你也休想把我脑子里的这点想法斗掉。
按照那个记者报道中的观念，与那些乌烟瘴气相反的现象，就是代表先进文明的，就是可喜的，所以也要提倡的，比如大年初一去献血，或者去剃头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没错，虽然我并不认为那就肯定代表先进文明。我就想一个问题：这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早就站起来了吗？为什么在过年的时候做一点自己高兴的事情，也没有多少危害性，也没犯什么法，为什么还要受到干涉呢？为什么还要受到斗争的威胁呢？
我想，可能是那个记者缺乏平等心。他在用自己的观点，干涉别人的行为。照例说，这也是他的自由，或者说是他的职责。问题是：他的干涉不是站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的。因为，他拥有媒体的支持，而那些被他干涉的人却没有。如果这个记者没有媒体的支持，就凭他个人的力量，比如人家在年前结婚，他去阻止，说先别结婚，过了年结婚也一样；或者，人家在用电脑看手相、测名字，他去让人家停下来，说这是迷信；或者说，人家春节上班在发红包，他去没收，说这是没道理的。这就很公平，但是他敢去做吗？
这篇报道让我产生两个疑问：究竟是中国人应该尽早告别迷信重要？还是中国人应该尽早结束与自己的同胞那种上纲、上线的斗争更重要。
编者按：在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泽民看来，他宁愿要全国人民斗死，也不给人民任何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说穿了，就是心眼小得不行的江泽民，妒忌人家法轮功创始人有上亿的学员，怕他那个什么“核心”腥躁不起来了，于是抡起棍子打人。说白了，对那些在公园里伸胳膊盘腿的老太太老头儿，江泽民都能下令“打死算白死”“开枪杀无赦”，这样的流氓一日不死，大陆人民就无法结束互相残杀的“艰巨的、耗时费力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