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按：中国至今仍然是农业国，中国的国库收入中，以从农民那收缴而来的格式各类地税收为主。那么，每年中共政府宣布的经济增长的百分点，应该包括农民的收入增长。也就是说，只有农民的收入真正的有了百分之多少的增长为基础，才有政府公布的增长“百分点”，如果中国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那么中共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就是瞎篇出来的。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听到江泽民对外国元首说，去年我们国家经济增长多少百分点，中国的市场大有潜力可挖，云云。可是，农民的收入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当了20年村干部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王呈义，每次参加“两会”，最关注的就是农民收入问题。“政府报告上说，全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50元，比上年增加了2％。我记得去年的政府报告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是2050元。咱文化浅，不知道‘可支配收入’与‘纯收入’有什么区别。可是我知道，有些干部就是报喜不报忧，镇上的统计数字总是和我们农民的实际收入有差距。”王呈义在参加政协内蒙古八届五次会议的讨论时说。
中国青年报报道，王呈义是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敦套海镇新北村的党支部书记，八届内蒙古政协委员。据他介绍，由于连年干旱等原因，当地农民从1995年之后几乎没有增收。可是为了政绩，上面提出每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增长200元，镇上的统计数字也就不断上升。
王呈义举了1999年的例子。“年底村里会计问我人均纯收入怎么报，我对他说你就看着报吧，随个大流就行。会计给镇上报了1700元，镇上说不行，全镇的人均纯收入还有1950元呢，最后就报成了1900元。”王呈义说：“当年我们村人均纯收入也就1200元，悬殊太大。”
1994年，新北村的农民人均收入就达到了1200元，成为当地的“小康”村。那年，人多地少的村民们恰遇附近红山水库有工程，一些人搞建筑、跑运输，收入可观。到了1996年，当地建筑市场萧条，跑运输也没多少活儿，这些人的收入开始大幅度下降，但旗里要求的各乡镇增收200元的任务要完成。到了1999年，人均纯收入就涨到了1900元。“1900元的数字就是这么来的。”王呈义说：“这还是遭了灾了，要不数字比这还高。”
新北村有1300多口人，人均2.5亩土地。跟周围大部分地区一样，除了土地，没有其他资源。1998年后，赤峰地区连年干旱，翁牛特旗旱情最重，农牧民“返贫”现象严重。“就拿去年来说，刨去水电种子农药费、农业税、‘三提五统’和生产建设用工等，每亩地纯收入200元，地里的人均收入也就是500元，加上劳务输出和第三产业人均收入200元，以及养殖业人均收入100元，全部加起来也就是800多元。如果按照统计部门的算法，肯定超出1000元。”王呈义说。
王呈义介绍说，为了统计农民的收入，旗里农调队在每个村都要设点，抽取不同层次的农户发卡。农民要在卡上填写所有的收入和支出，算出纯收入。“收入”一栏，要包括打的粮食、收的柴草、喂的鸡、杀的猪和吃了的鸡蛋等等。“一亩地能收割1000斤玉米秸秆，一斤按3分钱计算，秸秆就是30元，这也算收入。”王呈义说。2001年，王呈义家地里收入了1100元，加上自己和儿子的工资收入5400元，总共是6500元。全家6口人，人均纯收入近1100元，离1950元的全区平均水平还有一大截。“我家的情况，在村里算是中上等吧。”王呈义说。
身为村长，又是政协委员，王呈义经常参加镇里的各种会议，对情况了如指掌。王呈义所在的乌敦套海镇每年的财政收入和预算外资金收入有300多万元，但支出需要400多万元。从1996年到现在，乌敦套海镇6年换了4任书记和镇长，一些干部上台后就搞“形象工程”、“窗口工程”，欠了不少不该欠的外债，到现在全镇共欠外债800多万元。一到年底，镇领导不敢去办公室、不敢接电话，政府工作都不能正常运转。“这比统计数字的水分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