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
六四事件过后，江泽民踏着爱国学生的鲜血登上了中共第三代接班人的宝座。但江泽民非常清楚，在威望和资历上，他绝对无法和前两任独裁者毛泽东和邓小平相比；另一方面，在六四屠杀中，江泽民没有直接操刀上阵，但却分得了最大一杯羹，引起中共内部其他派系和地方山头的不满。在王座未稳的情况下，捍卫其政权与军权和证明江泽民继承红色王朝大统的合法性便成为江系人马的当务之急。
当时中共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余年，但只改经济而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由此造成的贪污腐败和人民的反对声浪与日剧增。江系智囊经过研究，建议江泽民从反腐败和发展经济入手，以“清正廉明”的形象出现。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消除人民对中共无力治理贪污腐败行为的失望情绪，暂时缓和矛盾；还可以此为契机瓦解反对派系和地方诸侯，为江泽民捞取政治资本，为其坐稳宝座铺平道路。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中共历来就有在政治运动中利用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打击对手的传统。江泽民也未能免俗，“反腐败斗争” 便变成为江泽民打击党政军中异己，强化巩固“皇”位的必要手段。其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在一九九三年公布了“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几项工作的决定”，针对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提出「十一不准」。这成为日后江泽民打击党政军中对手力量的重要依据。
所谓「十一不准」，包括：一、不准经商办企业；二、不准从事有偿中介活动；三、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四、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个别经批准兼职者，不得领取任何酬劳；五、不准到下属单位或其他企业报销个人费用；六、不准买卖股票；七、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或有价证券；八、不准接受下属单位或其他企业赠送的信用卡；九、不准将单位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十、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俱乐部会员资格；十一、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
江系人马在江登基后稍事休整，就着手削平山头。我们从江当政后中共反贪行动中暴光的一系列大贪污案件中，不难看出江泽民步步为营铲除政治反对派的清晰脉络。
江系人马第一战直指与江素有嫌隙的北京帮。导火索由无锡长城科技集资案点燃，经江系人马深挖猛追，一直烧到京城，最终牵出首都钢铁公司周冠五周北方案以及北京市委王宝森，陈希同案。这一战根除了北京帮，为江清除了心腹大患。北京市后由江的亲信贾庆林接管。
由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大陆地方诸侯依托自身经济实力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帮派势力。一九九三年江开展“反腐败斗争”之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反抗现象，加上各层地方官员间联系密切，使江的旨意根本无法贯彻落实。江泽民于是掀起了第二波更大范围的削潘运动，把打击地方诸侯和军头的行动通过经济整肃全面展开。这场运动最典型的案件当属远华案和姬胜德案。二案背景之复杂，涉案人数之多，地位之高为中共建政以来所仅见。地方土豪和军队实力派人物受到重挫，元气大伤。后续的整肃行动更是势如破竹。原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因贪污案被枪决；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河北副省长丛福奎及渖阳市长慕绥新等纷纷落马，使这场运动充满了血腥味。
江泽民借反腐败大行整人之道，并在反腐斗争中明目张胆包庇亲信。江系贾庆林的妻子林幼芳卷入远华案，于是贾庆林在江的授意下在案发后与其妻离婚，并高升至北京市委书记一职，爱护有加。这导致了中共重大贪污腐败案件、经济走私犯罪与黑社会犯罪急剧增加。尽管中共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提出将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对策，但是人大代表在表决时，仍对“两高报告”回以历来新低的赞成票，可见人民群众对于官员贪污的现象已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
江泽民对党外人士也不手软。他伙同其子江绵恒，运用高科技手段追踪，堵截异议人士，攻击法轮功网站，并胁迫一些国际著名因特网服务商同流合污，在因特网上制造红色恐怖气氛。在一如既往地打击地下宗教，民运和异见人士的同时，江多疑善妒的本性使他丧心病狂地扼杀任何在他看来将在可能构成威胁的事物。以法轮功为代表的民间气功团体成为江泽民新一轮镇压运动的受害者，迄今为止已有数千无辜中国百姓在运动中丧生（据中共内部人士透露，死亡人数已超过七千）。发动镇压的唯一原因是江泽民害怕法轮功势力壮大后威胁自己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的统治。江泽民仅因一己之私，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悍然发动的这场血腥镇压凸现了其残暴邪恶的本质。另外，毫无政治诉求的环保人士和艾滋病工作者也在江氏暴政下遭到整肃。他们本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力量，不想却成为江泽民的阶下囚！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江泽民权欲熏心，皇帝野心和裙带思想极度膨胀。他主政后，其妹江泽慧平步青云，从安徽农学院一个年纪一大把，不学无术的普通副教授直升中国林科院院长，兼任该院党组书记和中国花卉学会会长。其子江绵恒在美国一个三流学校拿到博士学位归国后不久荣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一贯论资排辈的中科院，这可算是史无前例的了。比如说，另外一位副院长白春礼在中科院获博士学位，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过博士后研究员。他研究成果颇丰，荣誉无数，著作等身。他是中国扫描隧道显微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做中科院副院长名副其实，深孚众望。相比之下，江绵恒只能算是“丑小鸭”了。因此，没有江的授意和操纵，没有中科院某些人的溜须拍马，江绵恒绝无可能当院长。江绵恒还从国有银行贷得巨款（200亿人民币！），与台湾富商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合作投资利润极丰的半导体业，并梦想成为电信大王，垄断中国的电信市场。可见江在打击政敌的同时，还着手培植羽翼，妄图独霸中国大陆的政界，商界甚至学界，实现其“家天下”的迷梦。
本章将讨论江泽民专政后一些著名事例，揭穿江泽民“以德治国”，“三讲”，“三个代表”宣传下铲除异己，占山为王，大肆镇压中国人民的真实面目。
１．镇压党内反对派，豢养亲信
（１）铲除北京帮
一九九五年，首钢霸主周冠五因经济问题下台，其子周北方也被下狱。北京市秘书集团受贿案被曝光，引出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一时间整个北京市委人人自危，沉浸在一片哀凄之中。“北京帮”帮主陈希同更是惊恐万分，知道大祸临头了。江泽民之所以在这段时间内猛攻北京市委，并不是因为北京市的党风、政纪问题比其他地方更为恶劣和典型，而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上海帮”势力同以陈希同为帮主的“北京帮”进行权力较量的一个重要回合。
江泽民与陈希同的矛盾由来已久。话还要从北京亚运会说起。当时赵紫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支援北京亚运场馆建设，要从全局利益出发，从民族大义出发，在经济代价上不要斤斤计较。例如，当时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电视现场转播设备远远不能适应亚运报道需要，于是由赵紫阳出面下令征调全国其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西藏电视台的转播车，由北京市无偿使用。当时主政上海的江泽民，一方面不敢顶撞，另一方面又想借亚运为上海捞点油水，于是便提出上海可以承办亚运更多的项目。赵紫阳和李鹏则表示此事由国家体委先与上海和北京共同商量，拿出具体意见来，再由中央讨论决定。但与陈希同交涉时，陈希同自视天子门生，傲气十足，根本不理江泽民，而是再三催促江泽民将中央分配给上海的支援北京的任务迅速完成。这是江泽民与陈希同之间的第一次冲突。
江泽民窃据神器之后，有一大批人因为六四事件下台，其中包括胡启立。陈希同逆流而上，秘密安排了胡启立与万里会面，地点在首都宾馆。陈希同不但亲自出面作陪，而且还殷勤地到宾馆门口亲自迎接胡启立。此事陈希同自以为安排得天衣无缝，但没有想到他请客的地点还是出了问题。当天傍晚，正好有几个日本电视台和报社驻京记者也去日本餐厅欢聚，其中一位“误闯” 首都宾馆为陈希同安排的包间，亲眼见到了胡启立、万里与陈希同三人同桌觥筹交错。陈希同以为误闯的日本人是普通商人，便没有在意。谁知第二天便有日本报纸披露此事。第三天，新华社内参又将此新闻以《国内动态清样》形式递送到江泽民办公室，令江泽民大为恼火，认为陈希同本来就是前朝遗老，现在竟然敢于不避忌讳，作出这样“丧失立场”的事情，分明是故意跟自己为敌。江泽民立即下令由中纪委出面调查。首都宾馆负责人证明确有此事后，江泽民亲自给陈希同打电话质问，陈希同只好推说是应万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办。
江泽民对万里无计可施，所以不敢深究此事。后来，邓小平亲自下令让胡启立复出，陈希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洗去“丧失立场”的嫌疑，如蒙大赦一般。此事印证了国外媒体猜测的万里与赵系人马的密切关系，令江泽民十分被动。最怕赵系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反攻倒算的江泽民因此对陈希同愤恨不已。
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陈希同看准了左派已经失势，因此在北京市抓紧推行种种深化经改措施，一方面赶紧利用各种可能的场合发表改革言论，极力表现自己的“改革派”立场向邓邀功，以图进入中共权力核心。江泽民等人为抢主动权，指令中央级报刊对邓南方视察的报导，要等候中宣部“统一报导口径”的正式通知出台，不准擅自行动。但陈希同已经通过邓小平子女得到了邓小平不满意江泽民和李鹏的准确信息，于是立刻越过北京市委要求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尽快对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作出反应”。在陈希同的授意下，《北京日报》转载深圳报纸上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比《人民日报》早了一天，被江泽民斥为“打乱了中央的统一部署”。自此，江泽民与陈希同又结下了一层新怨。
此后，时任首钢大老的周冠五又与陈希同等人合谋安排邓小平视查首钢，得到邓办许可并安排好时间后，陈希同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都被通知前往接驾，到了首钢现场，此二人才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居然没有一人到场。当时，邓小平当着首钢众多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我最近说的话有人听有人不听，北京市已经动起来了，但中央一级还有人顶着不办，并要求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转告江泽民等人，“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事后，中央办公厅责问陈希同为什么事先不向中央通报邓的巡视计划。陈希同自认为有邓小平做后台，故理直气壮的斥责中办应该向邓小平办公室了解邓的活动安排，而不应向北京市发难。中央办公厅不甘受辱，将此事汇报给江泽民时添油加醋地告了陈希同一状。江泽民本来就因为受到冷落而怒火万丈，这等于是火上浇油。至此，江泽民与陈希同之间等于是旧恨未平又增新仇。无奈因为邓小平点名让李锡铭在十四大上“退居二线”，由陈希同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并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江泽民自然不敢顶着不办。但江泽民也不忘报复陈，否决了陈希同兼任北京市长的提议。
九四年初，江泽民和陈希同在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问题上又发生了严重冲突。当时的统计数字表明，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已突破三百万，已经接近北京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周一至周六的上、下班高峰时段内，每班公共汽车上的外地民工占全部乘客的百分之四十，非高峰时段估计百分之六十强。北京市劳务市场已趋饱和，无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可是进城流动人口还有增加趋势，严重威胁北京的社会治安。陈希同指示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拟出相应规定，向流动人口及其雇主征收高额雇工管理费和城市增容费。这样一来，大批外地农民工丢掉工作。
消息传到外地后，首先是河南、河北等省份的领导人表现出强烈反弹。因为这些省已经习惯于让本省农业富余劳动力流动到北京等大城市，一是直接缓解本地劳动力过剩之压力，二是可以为本省解决贫困问题。北京市采取的措施等于断了这些省份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的生路。这些省的领导人立刻向中央诉苦，指责北京市以中央所在地自居，从来都是在国家财政分配上吃偏食。告状信寄交江泽民后，江泽民曾指示陈希同，要他和李其炎等北京市领导人多从“全国一盘棋”角度考虑问题，与兄弟省份尽量搞好关系。不料陈希同我行我素，抗旨不遵，并以以流动人口过多会引起北京动乱为由搪塞，令深怕动乱的江泽民向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到此为止，陈希同把中共中央的江泽民和临近地方省份全都得罪，一时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陈希同恼羞成怒，也放手与江作最后一搏。他联合了七个省委，写联名信给邓小平举报江泽民。但邓没有发表意见，却把信交给了薄一波处理。薄一波是整人能手，惯于投机钻营。薄仔细考虑了陈与江的力量对比，就把江泽民叫来，亲自把信交给江。据说江看过举报信内容后，一身冷汗，战栗不已，可见该举报信一定包含了江的重要把柄。
江泽民怒不可遏，决心扳倒陈希同。但他知道一来如果通过行政程序撤换陈希同一定要获得邓的“恩准”；二来此事定会在国内外引发极大震动，不利于他江核心的“英明”形象，于是便很自然地想到了利用反腐败运动之机给陈希同颜色看。不但可以让陈希同落得个万夫所指，永世不得翻身的下场，还可以让邓小平及陈的支持者无话可说。但搜罗罪证的结果，也只揭出陈希同收取名贵手表六块，金笔四支，高级照相机三部，约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但江泽民倒陈决心已定，中共政法机关不得不把这场戏演下去。
双手沾满天安门学生血迹的陈希同，原本雄心勃勃想当政坛暴发户，藉六四镇压之武功步入中国权力巅峰。然而流年不利，灾星降临，他顷刻间跌入万丈深渊。陈希同深知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他失败了，但还是放话说他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但为时已晚，已经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了。
1998年6月5日，在陈希同被关押三年后，北京市检察机关就其贪污、渎职一案正式向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六四九周年的第二天。据说这个日子是中共新任最高检察长韩杼滨特意选定并经中共政法委批准的，其含意未见说明。
（２）借远华案又打又拉
对于江泽民瓦解北京帮的行动，北京政界人士称之为“江泽民上台之后最重要的一场‘政治抢滩’战役”。原因是江泽民政治亲信在此之前无不认为，邓小平去世之后，无论党内何种力量要对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构成威胁和挑战，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党政机构，都将成为反江甚至倒江的政治桥头堡。在后邓时代高层权力斗争中，谁能够夺得首都北京这块滩头阵地，谁势必可以争取相当的主动。所以，成功瓦解长期与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持对立态度的“北京帮”，无疑等于为江泽民在后邓时代稳固权力去除一大心病。
不过，打掉陈希同，对江泽民来说仅仅是初步胜利，下一步立刻要完成的则是防止北京这个政治桥头堡不至落到新的潜在政敌手中。
机会，又一次来了。眼见远华集团走私案雪球越滚越大，江泽民故伎重演，派出钦差大臣去福建“反腐败”，同时保下身陷远华泥潭不能自拔的亲信贾庆林，用以填补北京权力真空。江泽民铲除对手决不留情，但对扶植亲信也不遗余力，可谓又打又拉，边打边拉。这一点在处理远华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远华集团走私案，由于走私物品繁多、往来资金庞大、涉及人员众多，又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走私第一案”。走私金额高达800亿人民币，涉案中共官员500多人。江的亲信贾庆林及其前妻林幼芳，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儿子儿媳亦卷入，案情极为错综复杂。
本案主角赖昌星为福建省晋江青阳赖厝人，一九六零年出生，小学文化程度。他于一九九二年开始从事走私生意。几年间，他身家即增加至逾百亿元，成为厦门商界和官场事实上的“教父”。他的远华公司靠从事大规模走私起家，“业务”涉及成品油、豪华汽车、香烟、纤维制品、大理石等，大发横财，至少赚取了5到10亿美元暴利。
远华的走私业务中以成品油最为有名，占了国内市场最少四分之一，严重冲击了市场价格，导致大庆等油田有至少一千口油井停产。为此据称有一百多名港商联名写信向北京国务院总理朱熔基投诉。厦门有地方官员表示，有传言称远华是做军火生意的，但实际上这是以“特殊行业”的招牌做掩护，打著与军方合作的幌子，行大量走私之实。军方某些人则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或被动或主动与远华配合，甚至出动海军舰艇，为其大型走私油轮“护航”。
远华集团前高级职员透露，北京军方高层某些人事实上是远华走私案的“保驾护航”者。厦门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赖昌星可以随时调动数十名武警押运走私货物，就像使用自己的私人武装。
厦门市军政官员都知道赖昌星与解放军高层的关系。在远华集团于湖里工业区华光路的私人会所红楼里，赖昌星免费提供美酒与女色，愿者上钩。来自北京的高级军官常是座上客。中共前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为赖昌星亲笔题写的勉励词句，就被装裱后挂在红楼的显眼位置上。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到达厦门时，干脆对厦门市政府欢迎队伍视而不见，而是直接跨上赖昌星的奔驰轿车绝尘而去，弄得厦门市府官员面面相觑。可是天下并无免费的午餐，为日后实现“有效控制”，赖昌星暗中用摄像机拍下来访军官的荒淫行为。中共调查组查获的录像带表明，有上百名地方干部和解放军各级军官曾出入“红楼”。难怪有报导将赖昌星的远华公司称为厦门市的“影子政府”。
远华案内幕和全过程媒体已有充分曝光，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所要揭示的是涉案人物贾庆林与江泽民的渊源，以及他如何从泥潭深陷到不降反升的。
贾庆林生于1940年，1985年出任福建省省委常委。据中共官方资料显示，贾庆林出身贫寒农家，长期从事机械行业技术和管理工作，拥有高级工程师头衔和大公司经理、大工厂厂长的资历。其妻林幼芳是马来西亚归侨出身，与贾庆林在河北工学院就读时结识，毕业后分配到同一系统工作。贾庆林到福建后，因林幼芳的祖籍是金门，故林兼任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会长，行政职务是福建省外贸集团副总裁兼党组书记、中国联通福建代表处首席代表。林幼芳曾任中国外贸集团福建省总公司党委书记一职多年，在贾庆林任职福建省长、省委书记期间，在福建政商界十分有影响力，与台商关系也密切。
外界曾根据贾庆林过去曾与江泽民同在中共一机部系统工作的经历，认定他与江泽民由此结下历史渊缘。其实贾庆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一机部工作时，整个一机部系统干部职工达数十万之多，遍布全国各地，与江泽民远远扯不上关系。真正令江泽民与贾庆林接上工作关系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朋党的还是江泽民的师爷汪道涵。
汪道涵本人是知识份子出身，比起当年那些工农兵出身的部领导们较容易与陆续分配到部机关的青年知识份子接近。而贾庆林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政治，不走“白专道路”。他大学二年级便加入了中共，在一机部系统很快就引起领导注意，被调进部直属机关政治研究室工作，同时担任了部机关的兼职共青团干部，从此开始受到了包括汪道涵在内的部领导的器重。
四人帮跨台后，中共十一届党代会的人事筹备工作随即开始。从否定四人帮的角度，此次党代表会要求党代表中知识份子必须占一定比例。当时“政治挂帅”仍然时髦，贾庆林这样“又红又专”的国家机关科技人员自然成为非常难得的人选。参加完十一大后，贾庆林立刻由科员直接升为一机部产品管理局局长。在汪道涵的举荐下，贾庆林结识了江泽民，并成为江氏朋党的主要人物。
当时汪道涵负责的主要工作便是协助国务院有关部委筹建各种对外贸易公司，其中由一机部筹建的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更是汪道涵经手的主要项目。在挑选公司负责人时，贾庆林入选，官至副部级。中共十二大召开时，贾庆林当选党代表。会后不久，便在中组部的要求下，被一机部系统下放锻炼，到太原重型机器厂担任党委书记兼厂长，仍保留副部级待遇。一九八五年，贾庆林到福建工作，从省委常委一步步升至省委书记。江泽民上台以后，一方面是认识到发展市场经济和保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已经不可逆转，一方面又担心经济改革会危及其政权的稳定。经济，政治两手都要硬的路线是他维持中共独裁统治唯一的选择。这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体现在组织路线上，贾庆林这样的人选就更显得不可多得。
从在大学期间就担任中共学生干部的贾庆林，回想自己又红又专的成长史，对江泽民的这一套绝对是从心底里认同。他和江泽民的联系更加紧密，成为江的心腹。这成为日后贾的一笔重要政治资本。
1996年10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还未任满一届就奉江之命进京，接替李其炎的北京市长职务，暂任代市长。林幼芳也随其进京，在家赋闲，据说是“为照顾贾庆林的生活起居”。时任北京代市委书记的尉健行提出希望任命一位更熟悉北京工作的市委书记。这一位置立刻成为江泽民，李鹏和乔石权力斗争的中心。按照中共惯例，北京市委一把手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因此北京市委书记不但因地头蛇位置而显得重要，而且在中共政治局内有十分关键的一票。正因为接替尉健行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人可以在十五大上跻身中央政治局，中共各派系都心怀鬼胎。乔石极力推荐已退居二线的胡启立，而李鹏则从自己掌管的国院系统中选出了罗干。江先发制人，赶在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便迫不及待地正式任命贾庆林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连北京市委的干部们都觉得有些意外。
远华案爆发后，案情越揭越大，很多证据显示贾和林直接参与了走私活动，尤其是林幼芳作为当时福建最高外贸官员更是脱不了干系。因为在贾庆林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正是赖昌星走私活动最为猖獗的时候。当时福建广泛流传的小道消息说，贾庆林夫妇在厦门从事洗钱和其他非法商业活动。案发后即使那些不信贾庆林卷入远华案的人，也认为贾作为当时中共福建最高官员，应该对该案及当地官员集团腐败承担责任。可是江死保贾庆林，独断专行地把他从泥沼中拖出来。为保险起见，江指示贾丢车保帅，与林幼芳离婚，并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示彻底和远华走私案划清界限。但此事对外则严格保密，免得让人觉得有欲盖弥彰之嫌。江泽民还指令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代表政治局向中纪委“四·二零”专案组下达了四条指令：(1)凡涉及、牵连到中央部委主要领导、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要另作调查，不得公开；(2)要严格区别为首作案集团的主角、骨干和贪利、失足干部的不同性质；(3)要严格区别有犯罪勾结、对罪犯包庇的干部和因警惕性差、工作失责的干部的不同性质；(4)凡定案、定性公布远华案详情，要经中纪委审核，并经政治局决定。
为了显示江对贾的绝对信任和贾的清白，江泽民特地安排由贾庆林陪同视察工作，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给贾撑腰打气。针对民间传说贾庆林离婚以自保一说，江指示国务院发言人赵启正出来辟谣，声言“贾庆林同志正全力带领北京市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夫人林幼芳同志是他的贤内助。”接着，香港一个由中共控制的电视台专门安排了对林幼芳的访谈，访问中林幼芳“身着红衣，言笑宴宴，说与贾庆林结婚几十年来恩爱有加，离婚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 一件离婚案如此兴师动众，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贾庆林本人也高调出席一个反贪会议，强调官员要根除以权谋私和任人唯亲风气，深入落实党的廉政和反腐败工作政策。一些港报立刻跟进，大造声势，给贾脱罪制造氛围。
江知道利用宣传欺骗群众容易，可是蒙骗政治对手和反江派不易。在中共元老中和中纪委，总有些人看他不顺眼，老是和他过不去。如何让贾庆林和林幼芳过这些关成了大问题。中纪委尉健行等人认为林幼芳个性软弱，一心想从她身上打开突破口。在中纪委强大的压力下，曾公开在某香港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上现身，并声称根本不知道福建有个远华公司，根本不认识赖昌星的林幼芳避重就轻，承认曾收受某港商五十万港元购买钻石首饰，并在1996和1998年以二千元人民币购入五块名表，市值约人民币五十万元。据闻该港商系中共政协委员，福建籍，本人在福建投资设厂。尉健行等人并未能得到有关贾庆林与远华案的有价值的证据，只好作罢。
稍后，在京的50多名中共人大代表联名上书中纪委，要求贾庆林交代和赖昌星的关系，以及林幼芳在欧洲，香港购买首饰和名牌服装等的经济来源。为此尉健行会见了这些代表。他向中共政治局通报了此事，旧事重提，强烈要求政治局讨论贾庆林的问题。
在此之前，在远华案的问题上，贾庆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多方的压力曾作过四次检讨，但都一直活用共党“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拒不交代，立刻放人”的方针，步步为营，多说成绩，少谈问题。
第一次检查时说“在福建工作期间，主要抓党的中心工作，展开对台第一线工作，思想上忽视了对部门的自身建设和腐败问题，没有亲自走下去抓腐败工作……”并说自己是个“典型的事务主义者”。
在第二次检查时，顺应远华案案情发展，承认自己曾经收受过贵重礼品包括如价值人民币万元的名表、奥地利装饰品、意大利油画和德国钢琴等。
在检查未通过的情况下又作第三次检查，承认曾“低价”从远华公司购入四套豪宅。
第四次检查贾仍避重就轻，只承认对特大走私负有失职之责，而否认卷入任何走私活动。
中共政治局应尉健行的要求召开扩大生活会议，贾庆林被要求做作第五次检查。他仍只承认工作上有过失、行政上有失职，对本人及林幼芳的腐败行为仅定性为“消极”和“官僚主义滋长”。对于在1996年以一万二千元人民币的象征性价格，从远华公司“购”得四幢住宅和别墅 ( 市值达人民币六百三十多万元，还不包括室内装修、家具等 )，贾庆林竟称是自己“错误地以为”是组织上的优惠价，“错误地以为”资金来自政府特拔的资金，“错误地以为”省级干部都有资格享受到的待遇。这些连三尺小童都不能欺骗的谎言自然未能获得通过。无奈之下贾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请辞报告。一来向中共政治局示威，显示其人不甘被耍弄；二来玩个“苦肉计”，测试一下江泽民保护自己的决心有多大。贾庆林在辞呈中表示：他在1995至1996年下半年曾接受过贵重礼品，以极不合理的价格购买了四幢住宅(每幢仅人民币三千元)。 远华案事发后，他已委托福建省委办公厅交还厦门、深圳、珠海三处房产购房款计人民币三百九十多万元。他在任职福建省委书记期间，曾收到有关远华案的举报，省纪委《简报》也曾发表过，但未重视查办。他对配偶的管教失当，并在远华案发生后，多次打听事件对自己和配偶的影响。
这一招果然见效。江泽民一边催促中纪委马上结案，一边重申当年北戴河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即“在‘三讲’中、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能主动、自纠，并作出自我批评、检查，讲清问题的，一律不再追究。如无新的、大的问题发现，或与大的腐败事件有牵连的，一律不翻旧账，不翻已有组织结论的事件。”，并再次提示尉健行贾庆林是该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保的12名副总理级高干之一。尉在江的压力下不得不妥协，将贾的报告在中纪委强行通过。贾庆林和林幼芳总算过关。
远华案在中共的操纵下终于草草落幕了。此一役重挫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及福建地方势力——14人被处决，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被解职，除福建省长，原中共大老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之外，福建省委省政府、厦门市委市政府、以及福州市委市政府的官员，几乎被全部撤换，其中半数以上系狱。福建的政治版图全面改写。
（３）扫荡军队中的反江势力
江泽民1989年11月接替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当时江的处境和赵紫阳当政时一样，军队控制在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手里。杨的堂弟杨白冰任总政治部主任，二人仗着自己和邓小平同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军中形成一股“杨家军”势力，根本不把江泽民放在眼里。江只能是名义上的主席，在中共军队事务中基本上没有决策权。但江江泽民对于中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谙熟于心，认为不抓军权就不可能坐稳江山。他利用邓小平积极倡导中共军队干部“年轻化”和“专业化”思想，在反复强调共党对军队（包括警察）的绝对领导的同时，通过不停地晋升军衔、检阅部队、接见干部、看望官兵等手段，培植亲信、笼络军心。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江成功扳倒杨家二将，开始正式过问军务。
邓小平逝世以后，江泽民放开手脚，不放过任何在军队中大树特树自己权威的机会，并在军事高层人事方面表现得越来越主动，决策权、指挥权皆在掌握之中。江泽民还借军队“现代化”之名，成功地将军队代表逐出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江泽民为了拉拢中共军队高层，封官许愿的大手笔绝对可以在中共军队历史上遗臭万年。到现在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江泽民专权后一共提拔和册封了530名将军，创造了中共军队甚至是世界纪录 ―― 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一天之内共提升了152名将军，最为轰动的是一次性晋升19名上将。从1988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重新启用军衔制以来，至今已有 74名中共军队高级将领被授与上将军衔和警衔，其中有 57名是江泽民授与的。从现役上将的分布看，迟浩田除外，其余所有现役上将都是在江泽民执政后加官晋爵的。江还打着改革的幌子，增加中央军委委员的名额，让新封的将领进入中共军队的权力核心，这样一些中共老军头的权力就大大削弱了。
江提拔的将领，几乎都没有战功，可造之才不多。他们基本分两类人。一种是中共“太子党”。比如贺龙的儿子贺鹏飞，80年代初才参军，当了十几年的兵，就被江提拔到了海军副司令员，授中将衔。刘少奇之子刘源，与贺同时参军，现任武警副政委，授中将衔。这种人都有中共大老罩着，江泽民不敢不给面子。另一种是亲信人物，比如由喜贵。在江主政上海时，由只是上海市委机关管理处处长，相当于宫中大内总管的人物。1989年由随江泽民进入中南海，不久就在江指示下入伍并授上校衔。1991年，江泽民授他少将军衔，并升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同时把该局升格为正大军区级。后来局长杨德中被江封为上将后劝退，把由扶正，由喜贵便成了堂堂正正的中将局长。
泄簿幽谝慌僮撑删俣越竺裾庵帧叭稳宋ㄇ住钡挠萌朔绞郊宦越竺裎斯唐涓鋈司械娜ㄊ疲蟾闩上刀氛淖龇ǜ呛拗牍恰Ｔ诔俸铺铩⒘趸濉⒀钌欣ァ⒄虐嫉戎泄簿永暇返哪砗退擞料拢泄簿幽诜唇盗饔慷?999年在中共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及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後，中共军队七大军区司令部、各集团军总部、海军及空军司令部机关都发现一份传真在秘密流传，批评江泽民出卖国家利益，鼓吹对美对台采取强硬路线。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份秘密传真，揭露江泽民“削弱解放军，毁我长城，用心险恶”及“提拔江绵恒是公器私授，为党纪国法所难容”。该传真在中共军队内部广为流传，显然获得高层的默许。刘连坤案爆发后，少壮派人人自危，他们利用军用通信系统进行串联，积极准备向江泽民进行“兵谏”。没想到此事却因张万年为保官位向江泽民告密而败露。
江泽民随即任命胡锦涛为中共军队中央军委副主席，指令其负责深化中共军队军官“三讲”的力度和宣传中共对中共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威。一方面着手清查秘密传真的来源。另一方面准备清洗反江的少壮派军官及其后台。江先是点名批评刘华清子女卷入远华走私案，并借香港公司向刘华清的二儿媳郑莉追讨钱款来敲山震虎，打击刘华清。然后，江把有嫌疑卷入造反活动并为首的总参情报二部部长，中共军队情报头子姬胜德调离总参二部，调入军事科学院制定军法。接着，江藉湛江特大走私案清洗南海舰队部分海军军官，再借远华案清洗了东海舰队部分海军军官。
正在这时，远华案大火越烧越旺。江系人马已收集到确凿证据，表明姬胜德有严重经济问题。江泽民如获至宝，立即指示将姬逮捕。
姬胜德的父亲姬鹏飞是中共第一代外交官。姬鹏飞出身解放军三野，中共掌权后委任他为驻东德大使，1955年升为外交部副部长，负责掌握外交系统的情报工作。1971年姬鹏飞升任外交部部长，1979年任中共对外联络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83年任中共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凭借其高级间谍的资历和多年的外交经验，主张强硬外交路线，对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很不满意，尤其反感钱其琛和唐家璇的外交路线，批评非常严厉。姬鹏飞的思想对姬胜德影响极大。
姬胜德出身于军事院校，父母又都是中共高官，与中共老军头有深厚渊源。他野心大，能力强，高干背景外加西式教育，使他根本看不上技术官僚出身的江泽民，认为江根本不懂军事，不配当中共军队军委主席，因此常在总参二部发表赤裸裸的反江言论。二部是中共除国安部外的第二大情报系统，除收集国外政治、军事情报外，并负有对外策反（包括对美、对台、对西藏流亡政府、疆独分离运动，以及海外民运等）任务。
其实以姬胜德为首的一批反江少壮派军人的许多活动超出了总参二部的职能范围，早就引起了江泽民的警觉。另外，江泽民一直无法插手军队情报工作，心中如鲠在喉，只是碍于姬胜德的特殊背景，一直不好下手。1999年3月，锺育翰政治献金案爆出。美籍华人锺育翰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于1996年美国大选中捐给民主党的一部份钱是来自中共军队情报部门。此前，他还曾三次会见姬胜德，姬则拨款三十万美元到钟的账户，以图影响美国的选举。当时参与这一交易的还有刘华清的女儿刘朝英。锺育翰甚至介绍刘朝英出席民主党筹款会，还和克林顿握手合照。一时间美国媒体对这一丑闻大肆渲染，但中共驻美大使馆立刻否认。
江知道此事后大吃一惊。西方媒体和中共高层都在猜测姬胜德捐款的政治意图。美国媒体报导更揭示出，姬胜德妻子儿女都已成为美国公民，其妻更还拥有巨额财产和数栋豪宅。当时江泽民立刻指示军方严肃处理姬胜德事件，军纪委即开始暗中调查姬胜德，并拘捕了一些相关人员。戏剧性的是，新华社属下的《经济参考报》竟然发表了一篇文章，破天荒的披露了姬胜德案的部分内情，并称将对姬进行起诉。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指出江泽民亲自拍板决定中纪委接手调查才使案情有了重大突破。这表明这一案件中江泽民才是姬胜德命运的真正决定者。
当时正在北京香山养老的姬鹏飞得知姬胜德已被内定死刑后，先后四次写信给江泽民、张万年、迟浩田等人，请求宽恕姬胜德，免其一死。姬鹏飞还向薄一波、宋任穷、万里、宋平、谷牧、张爱萍等中共大老请求协助，还向中央政治 局陈情。但是这些大老或多或少都与远华案有牵连，各个问题缠身，自身都难自保，不愿也不敢为其说情。在见姬胜德一面的要求被拒绝后，姬鹏飞于2000年春节期间在绝望中自杀身亡。因此姬胜德最后被判“死缓”，完全是姬鹏飞生前四次为子请命，最后以死抗争的结果。
据消息人士透露，姬胜德个人可以支配的秘密活动经费高达二亿多元人民币，分别可用于策反民运人士，藏独份子及购买情报等。为了保密，这些钱任由姬胜德个人处理，既不开收据也不记账。因此这些经费的流向没有任何人可以监控，根本无法追查。姬胜德在接受调查时，坚称所谓的贪污公款完全是用于情报工作。据说在姬胜德家查抄出巨额来历不明的资产，姬仍解释说这是军情秘密工作经费，他并非把这些钱占为己有。
出于对枪杆子的天生恐惧，中共对军队反腐败非常审慎，对搞腐败的军头的处理大大有别于地方的贪官。据说原则上类似姬胜德案的军官贪污腐败案只要案情单纯（即只贪钱，不搞反江政治活动），仅仅劝其退休。 因此，姬胜德遭严惩，也从侧面说明了他在中共军队内部倒江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咸信姬胜德很有野心，将妻儿安排到美国，并私下接触美国政界，并安排好了政治后路。若将来中国政局动荡，他要有所作为，必然会谋求美国的支持。但美国在锺育翰事件上犯了个很大的错误，他们以为抓到了中共的把柄，但实际却帮助江泽民除掉了一个潜在的反对派人物，丧失了一个可介入中国政治，帮助中国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
２．镇压民间异议人士
（１）运用高科技手段监控和打击异议人士
自从1994年中国首次跟全球互联网实现连接后，中共当局就一直在开放与控制之间摇摆。一边希望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一边又试图控制互联网上的信息流通并实行网站内容检查过滤制度；一边希望中国社会通过互联网获得最新的发展资讯以与西方抗衡，一边又担心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会瓦解共党苦心经营多年的党化价值观和唤起人民的民主意识。在这种矛盾中，中共的独裁本性暴露无遗。它们无视互联网“资讯自由，不分国界”的特征，对中国大陆以外的服务器设立官方国际网关，强迫中国网民经由代理服务器通过这一关卡以便过滤和监察网络信息，对国内服务器则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实行网页检查。出于对人民革命的恐惧，中共内部各山头派系在这一点上倒是和江泽民取得了出奇的一致 。
此外，江泽民还授意橡皮图章中共人大在短时间内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管制互联网的法规，其数量之多、惩戒之严当为世界之最。在中共党内保守派的支持下，江泽民指示罗干和国家安全部一道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网络警察。过去几年来，中共网警部门不断到大学和科研院所物色人才，引入电脑专业技术人员，扩大和加强网络警察阵营，一些地方公安局甚至在媒体公开招募电脑专才，网络警察已成为公安系统最受青睐的警种。江绵恒任中科院副院长后，一方面和西方大公司合作，利用其先进成熟的技术实施网络封锁，并美其名曰“金盾工程”，另一方面指令中科院自主开发网络过滤技术。据说该技术对包含限制词汇的网页和电子邮件的过滤有效率达到99％以上。因此现在中共网警不但可以封杀任何海外网址，令网民无法登陆浏览外，还拥有自动侦察识别功能的设备用以监控每日数以万亿计的电子邮件和各种ＢＢＳ，留言板和论坛。
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运动开始后，遇到了全球法轮功学员的有力抗争。中共国安和公安部门加强了在海外的破坏和渗透活动，死心塌地地追随江的镇压。他们收买中国留学生和美籍华人，在网络上散布谣言，恶言和谎言攻击法轮功，甚至直接雇凶电话恐吓，毒打和伤害法轮功学员，并毁坏他们的财物，在海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中共政治流氓集团还不惜采用黑客手段，在所谓的“敏感日期”多次攻击法轮功主要网站明慧网。1999年7月20日，明慧网加拿大主站受到第一次DOS攻击而瘫痪。明慧网开始把访问请求转到设在美国的镜象站点FalunUSA。但在在7月21日至23日期间，美国站点也开始出现类似的问题。1999年7月27日发生了一次类似的攻击。经查询这次攻击来自于202.106.133.101。亚太网络信息中心(APNIC) 的数据库证明这个地址所有者是中国公安部。1999年7月20日，正是中共政治流氓集团撕破伪装，宣布法轮功为非法并开始大肆逮捕法轮功学员的日子。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认为互联网促进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民主的先锋和媒介。但是现在看来，互联网的意义被大大夸大了。在江氏政府的利益诱惑下，中国用来实行网络管制的技术和设备几乎都是西方公司提供的。比如中国互联网上使用的路由器有80％都是网络巨人思科公司（Cisco）制造的。为适应中共网络管制的需要，思科公司甚至为中国特制了数据包级别的内容过滤路由器。金盾工程是江绵恒与Novell公司的合作项目，这个工程将包括生化监控，人工智能，自动识别等技术。据说在一个城市的网络中使用这种技术后，甚至可以监视每个在线网民的一举一动。中共最近宣布中共军人不得使用手机，原因是手机极易被跟踪和监听。按照中共惯例，宣布此类规定时，肯定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技术。暂时还不清楚这项技术是哪个公司提供的。中共还故意在一些软件中加入了间谍代码和后门程序。据说流行文件传输软件CuteFTP中就包含这样的恶意代码。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从著名反病毒软件公司Symantec购买了1000种计算机病毒,不知用于何种用途。
2002年3月以来，在中共的胁迫下，中国先后有300多家企业、政府部门、大学和其它组织签署了由政府授权中国互联网协会起草的《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签署者同意禁止“制作、发布或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和危害社会稳定的有害信息”。国际网络供应商对待这一禁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曾是最流行的搜索引擎Yahoo!公司选择了向中共投降，成为最早签署此自律条约的外国公司之一。现在雅虎已可以有效地过滤含有“人权”、“法轮功”和“六四”等令中共胆寒词汇的大部分网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自由民主的法国，Yahoo!公司正在为自己的言论自由而战。事件起因是法国政府认定在民众Yahoo! Auction上拍卖纳粹纪念品违法。为维护公司及客户的利益，Yahoo!公司已经选择和法国政府对簿公堂。时下功能最为强大，内容最为丰富的搜索引擎Google则断然拒绝对其内容进行任何过滤。作为报复，中共在今年8月封锁了Google。
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之初，异见人士无不为之欢呼雀跃。他们看中了网络无可阻挡、无所不在的潜在力量，认为从长远来看鼠标比导弹更有威力。中国网民从零增长到了现在的大约5000万，但他们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封锁。因使用互联网而被江氏集团逮捕和迫害的异见人士日渐增多。
1998年3月，软件企业家林海因向美国电子刊物《大参考》提供约3万个大陆电子邮件地址而被捕，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起诉书指林海自1997年9月起以网名“黑眼睛”将三万多个大陆各地的电子邮件地址，提供给《大参考》，使《大参考》向大陆境内投寄大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文章，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1999年1月，林海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万元。林海于1999年9月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获得假释，代价是不向外界谈及自身的情况。林海自称自己是“第一名中国互联网络囚犯”。
1999年9月，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沧州市支行职员綦彦臣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遭逮捕。他的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和打印材料等也都被中国公安机关没收。1998年初，他和彭明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发展联盟。彭明被捕后，綦彦臣继续开展中发联的工作，编辑出版中发联的刊物《参照》。近年在海内外发表多篇关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论文。 2000年5月，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綦彦臣“颠覆国家政权”案，同年9月綦彦臣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綦彦臣被起诉的主要证据是他在互联网和香港的《开放》杂志发表他的要求政治改革的《中国的崩溃》一书的部分章节。
2000 年1月，中国东北著名异议人士冷万宝用电子邮件将前六四学生领袖刘刚妹妹刘明的一封状告长春公安局的信传到海外后，他突然被公安局传讯3小时询问详情，并警告他用电子邮件向海外组织发放这些东西违反了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事前，冷万宝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将文章以电子邮件传出，但公安很快知道了详情，说明他的电子邮箱受到监视，公安人员可以自由进入他的信箱阅读任何进出的电子邮件。6月，他与梁立维、唐元隽、刘少坤、李杰、姜胜旱、何振春及贾伟等8名曾参与八九民运的异见人士联署一封致江泽民的公开信。公开信表示，六四是一场反腐败、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将之定性为动乱并残酷镇压是绝对错误的。他们提出三点要求：一．彻底平反六四，给死难者家属及入狱的受害者予以赔偿；二．立即释放王有才、江棋生、徐文立、王泽臣等民运人士；三．进行政治改革，建立民主体制。此外，自6月1日至3日，他与梁立维注册的163．ｎｅｔ免费电子邮箱既不能收邮件，也不能发邮件，显然当局在「六四」前开始严格限制异见人士使用互联网。
2000年4月，杨子立，张宏海、靳海科和徐伟等人因成立“新青年学会”和网站 “羊子的思想家园”而被中共北京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该网站遭关闭。他们并经常利用互联网发表文章，批评江泽民和中共的独裁统治。2001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杨子立等4人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庭审最后未作宣判。杨子立等人现被关押在中共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在2000年5月，江氏集团封锁了中国财经消息网的域名，并限其在二周内整改，并且罚款一万五千元人民币。这个电子刊物被指控“散播损害政府形像的谣言”。该刊物仅仅发表了一篇有关一名本地官员腐败的文章就招来了这一罪名。
2000年7月，www.6-4tianwang.com 网站的经理黄琦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天网寻人网站隶属于黄琦的天网寻人事务所，创办于1999年6月，网站服务器设于美国。。该网站成立之初，因帮助找到大批失散的亲人和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获得中国新闻媒体的称赞和广泛报道。2000年，天网寻人网站刊登了政府侵犯人权和腐败的案例及呼吁平反“六四”的文章。同年6月3日，黄琦和妻子曾丽（天网寻人事务所负责人）被公安人员从事务所带走，他们的家和办公室被查抄，笔记本、相片、电脑、扫描仪等被没收。2000年6月6日曾丽被释放，并被通知黄琦因触犯刑法第105条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刑事拘留。黄琦说他的网站是公开给“有话要说的每一个人”，现由居住在美国的异见人士负责更新，但是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用户却无法再访问该网站。
2000年8月，四川省南充市某中学高中电脑教师蒋世华被警察以“颠覆罪”罪名拘捕。蒋世华曾在他经营的“硅谷网吧”里在当地网站公告栏上多次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并在一个互联网新闻组上发表倡导民主的文章。后南充市公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取缔了该网吧。
同样在2000年8月，国家安全官员将网站www.xinwenming.com取缔，理由是该网站散播“反革命消息”和聚集 “中国异见人士”。警察仍在通缉该网站的五名负责人。此网站设立于2000年4月，服务器在中国。
2001 年1月， 中共新华社刊登文章，宣布任何人利用计算机互联网络或其它方法参与 “间谍活动”，例 如“盗窃、揭露、购买或者公开国家机密”都将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将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2001年4月，甘肃省天水市离职警员李大伟被中共当局逮捕，原因是李从网上下载并印制500份“反动”文章，并将它们装订成十本书。当局还指控李大伟通过电子邮件、信件和电话等方式同海外异见人士联络，向对方提供中国的情况。2002年7月，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李大伟判处11年监禁。这是中国首次异见人士因从互联网上下载资料而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2002年5月初，中国大陆网友盛传中共当局解除了对包括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华盛顿邮报等西方新闻媒体网站的封锁，西方媒体非常高兴，以为中共江氏集团的互联网政策已经开放。谁知在6月4日，中共国家安全局和警察部门对几个著名网站进行了突击检查，据说是为了防止“有害”信息。颇有一些网站中招，有的甚至被勒令停业。由此看来，5月初的开放完全是一个“阳谋”，是为了引蛇出洞。近年来中国民间的自由思想日趋活跃，而网络又是自由思想传播的最佳载体，这对中共独裁当局决不是一个好消息。选择六月四日这天进行突袭行动，就是对一些鼓吹自由主义人士的警告。
另外，对于网络上虚拟世界的公平性和蔑视权威的特点，中共党魁，尤其是江泽民根本难以接受。据知情者透露，今年8月2日，江绵恒到信息产业部502所，观看第二代互联网的演示汇报。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测试数据检索速度。可能是汇报人员想讨好江绵恒，就在 Google上搜索“江泽民”三字以显示检索速度，结果速度可是真快，但没想到前10条检索结果中有三条历数江泽民的罪恶，而且来自法轮功明慧网的文章“邪恶江泽民”是头版头条。当时演示人员几乎吓昏过去，江绵恒也是怒火中烧。不久后Google就遭到封杀。还有一些关于江泽民、李鹏等人的政治笑话和预言诗等作为手机短信在中国大陆广为流传，甚至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官员的手机都收到此类讯息。经公安部网络监察部门侦测，发现大部份是通过网络发出。对政治人物的嘲讽，丑化，模仿甚至捉弄在民主国家司空见惯，每晚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类节目，所有的政治领袖对此都无可奈何。可是放到中共国，就变成了要杀头的大罪。
中共在近期收紧互联网管理和封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共十六大将于今年秋天召开，权力核心将重新洗牌。海外有关江泽民去留，谁是接班人，中共十六大权力分配，各派力量对比，以及中共中央内部矛盾等问题的分析和猜测五花八门，版本繁多、花样翻新，不断出现在中国网络留言板以及论坛上，同时在中国大陆网民之间互相交换，令江泽民坐立不安，必先封之而后快。
最后，5月初的短暂开放也是制造假象的需要。当时，中共信息产业部宣布为了引进竞争机制，把中国电信一分为二。中国电信现有资源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10个省区的电信公司归属中国电信北方部分；其余归属中国电信南方部分。北方部分和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通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南方部分保留“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名称。当时这件事情被大肆炒作。中共很可能出于吸引国外投资的目的，解除对西方网站的封锁，呈现一种开放和现代感，营造一种自由市场的幻觉。互联网信息流通自由成为中共手中的一张牌 ――既可以通过封锁外国新闻网站的手段来达到限制信息的流通，又可以通过解除对西方传媒网站的封锁，改善形像，吸引外资。
中共是打互联网牌的老手。读者也许还记得，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在上海召开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共曾经短暂开放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几家西方新闻媒体的网站，但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又恢复了对外国媒体网站的封锁。蜜月结束了，也就不需要营造气氛了 － 这是江泽民和中共一贯的处世哲学。
（２）骚扰和阻挠艾滋病防治和民间反腐败人士
如果说江泽民为保住皇位和既得利益而控制信息自由流动和逮捕异见人士是独裁者和偏执狂的典型症状的话，那么骚扰和阻挠医生救死扶伤就只能是精神病人和杀人犯的典型行为了！
不幸的是江泽民治下的中共官僚集团正是这么做的。
艾滋病，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世纪瘟疫。自发现20多年来，已传遍全球，直接造成2200万人的死亡，成为仅次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最具杀伤力的传染病。而且，由于交通手段的长足进步，艾滋病的传播速度超过了有史以来的任何一种传染性疾病。
在艾滋病发现之初，没有人会预想到它会在20年间肆虐到这种程度。联合国艾滋病总署的报告预言，除非扩大防治措施，今后20年之内，45个感染艾滋病最严重国家将有6800万人死于艾滋病。报告说，在大部份严重感染艾滋病的国家，艾滋病患者的人数会继续上升。
非洲大陆是艾滋病感染的重灾区。目前有4000万人以上感染有艾滋病毒。而且在10年之内，将会有至少4000万人死于艾滋病。这个数字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其中博茨瓦纳大约有39%的成年人感染艾滋病毒，成为世界艾滋病传染率最高的国家。而两年前，博茨瓦纳的艾滋病感染率还仅是36%。
艾滋病已经使发达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灭顶之灾。且不说治疗艾滋病的昂贵费用，单就主要受害者是青壮年这一事实来看，因艾滋病而造成的劳动力丧失，就可能给一国经济带来沉着的打击。另外，艾滋病治疗费用平均为每年6000美元，更新更有效的治疗方案甚至达到每月6000美元，对于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一医疗费用简直是天文数字，绝大多数受染者只有坐等死亡，而穷国也因此变的更穷。这一趋势在不少非洲国家已初露端倪。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也担心一旦艾滋病流行，辛苦累积数十年的经济成果将灰飞烟灭。
中共当局对待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在1989年以前一直不承认中国大陆存在艾滋病患者，并拒绝对大陆民众进行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即使确认有艾滋病患者后，也一直遮遮掩掩，使得统计数字和实际出入很大。甚至中国官员都认为关于艾滋病人及其病毒携带者的统计数字不可靠。艾滋病统计数字也同经济信息一样，被有野心的、腐败的或者胆小怕事的官员用来掩盖失败。许多地区拒绝上报艾滋病真实数字，许多地区阻止中国研究人员进行试验或者进行防止艾滋病的活动。直至近年来在中国境内贫困卖血人群中发现数量惊人的艾滋病患者后，江氏集团才着手进行应对。中共军队302医院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并非对艾滋病刀枪不入，恰恰相反，中国人属艾滋病极易感人群。
联合国艾滋病总署警告说，中国正濒临艾滋病泛滥成灾的边缘。如果中国政府继续采取不合作态度，中国将面临大量人口感染艾滋病的威胁，而这将导“难以想像的人民苦难、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联合国的报告坦率地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的增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截止2001年，中国感染有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可能高达150万，而该数字在1999年是50万（中共官方数字）。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目将在2010年前上升到1千万人，后果不敢想象。
但是，就像江氏集团极力鼓吹的“三个代表”并不能反映中国人民对中共的真实看法一样，中共政府漠视中国人民的生命并不代表着人民群众也同样麻木不仁。当退休医生高耀洁和医学教授桂希恩挺身而出，向当地人民传播艾滋病知识，关心艾滋病问题时，江泽民“中共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的谎言立即就黯然失色了。
河南省艾滋病人群的出现，完全是中共官员为出政绩，急功近利而造成的。河南省是不发达内陆省份。在90年代初，河南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可能发生大面积的吸毒和卖淫嫖娼现象，因此本不会与世纪瘟疫艾滋病联系在一起。但谁能想到河南省中共高官的“血浆出政绩，血浆出经济”的血腥梦想却把无辜省民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湖北医科大学一附院传染病教授桂希恩是第一个发现河南省上蔡县艾滋病人群的人。他的一个学生是当地一个医生。大约在1999年6月左右，上蔡县文楼村有青壮年接二连三死于一种怪病，普遍症状为低烧，腹泻，全身无力。他给桂教授写了一封信，央求老师亲自来一趟，好弄清原因。
1999年7月，桂教授第一次来到文楼村。他的发现让他十分不安，于是他找到上蔡县卫生局。在承诺无偿为村民体检，并对体检结果守口如瓶之后，卫生局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又找到一些部门和地方官员，依旧是拒绝。桂教授只好无功而返。但两个月后，一个医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再次来到了文楼村。他偷偷进村，没敢通知任何官方部门。他采了一些血样。化验后，他震惊不已，他的猜测被证实了。他惊慌失措地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但根本没有人理他。不得已，桂教授只好“越级上访”。他带着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把报告呈送到中共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做了“尽快处理”一类的具有共产党特色的官样文章后，把该报告发还河南省委。
令桂教授震惊的事情还在后头。他频频向河南省提出警告，希望有关部门能接受他的建议，赶快通知有艾滋病毒携带者，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建立爱心医院，收治艾滋病人，否则艾滋病患者还将继续增加。他告诉他们，河南基层政府以前没有管住非法采血导致了艾滋病的出现，基层官员是有责任的。如今，应该作些弥补。可是根本没有人接受他的建议。河南省省委甚至专门派一名处长去武汉找到桂教授，告诉他那是河南省的内部事务，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插手。据说，河南省一怕艾滋病事件影响当地投资环境，二怕河南农民出去打工会没人接受，三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因此，希望他能闭嘴。
桂教授因此被河南省“买断”，高高挂起，不再被允许进入上蔡，更别提看病人了。但这时，高耀洁出现了。
高耀洁是河南中医学院教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妇产科、妇科肿瘤专家，九三学社成员。这位河南老太致力民间性病防治宣传已有5年时间。她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各地区，为此个人出资10多万元。而她与她的老伴却生活在冬天连暖气都没有的简易楼里。而且，她的住房马上就面临拆迁。在中共地方官员拒绝对艾滋病患者提供任何治疗和医药援助的情况下，高耀洁不得不用她那一点微薄的退休金买药，送药下乡，同时向社会大声疾呼河南的艾滋病问题。她先后接受了法新社，BBC和News Week等国际媒体的采访，让全世界都来关注中国的艾滋病问题。
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高耀洁的行为肯定会受到欢迎，她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 ―― 可是在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统治下的中国，高耀洁的行为却立刻招来了报复和迫害。
1999年的世界艾滋病日，高耀洁准备接受记者的采访。河南卫生厅厅长的夫人，同时也是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的李真威胁高耀洁说，必须说“河南省没有艾滋病”。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数次接到恐吓电话，声称“再捣乱就干掉你”。河南省一份名为《大河报》的报纸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后，卫生厅立刻向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告状。最后，省委宣传部下达文件严厉批评《大河报》，并称，艾滋病在全国各省都有，为什么别的省不报道，偏偏河南要报道。河南省卫生厅党组曾为艾滋病问题召开过一整天的会议，最后的结论是，只要解决了 咭嗪凸鹣６鳎幽暇筒辉儆邪滩∥侍狻８咭嗟男∨蛭艿角Ａ缓幽弦患乙皆何薰蚀峭耍詈蟛坏貌辉蹲呒幽么蟆?000年8月，News Week对高耀洁的采访惹怒了一个中共高干，该高干先后两次在不同的场合威胁高耀洁本人不准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中共还一直禁止或阻拦她去各地做预防艾滋病的演讲，理由是她有政治问题。
但是，高耀洁的业绩却受到了秉持人道和正义的人们的一致赞扬。她被中国报纸《南方周末》评为“2001年十大传播突破奖”的得主之一，该报纸赞扬她在艾滋病宣传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超越任何媒体”。她还被授予世界卫生理事会2001年度“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全球卫生理事会在其网站上发表的颂词中赞扬高耀洁因“正直和勇气”而获奖。2002年7月，高耀洁被美国杂志Business Week评选为“亚洲之星”。Business Week说，这些亚洲的领袖人物代表了亚洲的重新燃起的希望和热情。
尽管她的努力受到了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关注，她仍不断受到中共当局的警告，让她不要对记者发表讲话，并从此不再被允许进入农村地区。在她得知自己获得“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后，中共官员拒绝批准高耀洁提出的护照申请，担心她此行将进一步暴露河南省出现的艾滋病危机。全球卫生理事会不得不请一位在美国的中国艾滋病活动人士代替高耀洁领奖。参加颁奖仪式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对于中共禁止高耀洁前往美国领取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表示遗憾。他说，高耀洁这样的妇女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安南赞扬了像高耀洁这样为了对抗艾滋病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士。
2002年8月，另外一名中国学者，艾滋病和人权活动家万延海在北京被警察逮捕。
万延海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早在1991年，万延海就开始艾滋病的教育研究，并在1992年开设了艾滋病求助热。但1993年中共卫生部党组批评他“鼓吹人权，同性恋及同情妓女”，并命令所属单位解除万延海的艾滋病求助热线职位。万延海被迫辞职。1993年底，万延海与民办学校北京现代管理学院取得联系，并于1994年成立了挂靠于该学院的爱知行动项目。其宗旨是：增进中国社会艾滋病的防范意识；维护艾滋病人权益；保护他们的平等权利。
在中国河南发现农民卖血而感染艾滋病，许多村庄一半人感染或者患病后，爱知行动为农民做了许多救助、深入披露报道的工作。2002年7月，中共取缔了爱知行动，并通知北京现代管理学院必须让万延海离开。但是爱知行动的成员经过商议后，决定克服困难继续开展这一工作，同时继续向政府申请注册立法人机构。
爱知行动的许多资讯和情况披露，是通过电脑网路进行的。但中共随即又颁布了《互联网出版暂行条例》，并决定于2002年8月开始实施，全面封杀路上的资讯和言论自由。针对这一必然会封杀爱知行动资讯流通和报道的法令，万延海在网上发表了《8月1日，我宣布违法》的文章，表达了要继续在网路上进行爱知行动的愿望和决心。万延海随后前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主动通报了爱知行动的网路上的活动。万延海由于在艾滋病等方面的工作，被选为2002年美国福布莱特学者计划成员，得到了经济方面的资助。
据万的朋友说，他和万延海参加完一个活动后万延海即告失踪。后来证明被中共警察逮捕，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
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为表彰万延海在艾滋病预防和普及方面的努力，特授予他2002年度“艾滋病与人权行动奖”。该奖项是由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艾滋病防治组织和人权组织共同设立的。万延海是这一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万延海的妻子苏兆声将出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颁奖仪式，并且代替万延海领奖.
高耀洁曾说，她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为别人作一些好事，不能光为了自己生存，如果光为了自己生存，那跟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不知那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那些中共高官们看到这句话，会不会有什么感想。他们的第一念头也许会是，要解决中国的艾滋病问题，要首先解决象高耀洁和万延海这样的人，然后中国就不再有艾滋病问题了。
如果说艾滋病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毒瘤的话，那么贪污腐败就是中共的癌症，并且无论国际社会和中国大陆民众都相信中共迟早会因这一不治之症而分崩离析，落得和苏共同样的下场。
倡导三权分立的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共坚持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是现今中国腐败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迄今为止解决腐败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依据权力制衡原理确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即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或者是再分的细致一些，采用中国民主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宪法”。
中共在组织形式或名义上的确非常完善，它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司法系统的专门的“反贪局”，中共政府行政系统则有监察部和信访局。但不幸的是中共的这些机构也仅在形式上完善。那么现阶段，在中共坚持独裁的情况下，独立于中共对立法、司法和行政实行一元化控制的任何反腐败组织和行动，都是非常必要的。
但中共江泽民集团由于对人民力量的仇恨和惧怕，以及对金钱女色的贪婪欲望，疯狂禁止人民对中共进行任何形式的监督，对揭发和反对中共腐败的民间人士大肆打击镇压，理由是中共“伟大，光荣，正确”，善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安均，男 ，生于1957年。原河南省信阳市外贸公司办公室主任。他于1998年初创建“中国腐败行为观察”组织。在12个省内发展了300多名成员。该组织在各地收集贪污腐败资料后转送国外新闻界发表，揭露了近百起腐败个案。“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于1998年9月和10月两次向中共信阳市民政局申请注册，但被以“非法、且无必要”而否决，并被勒令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中共一方面不准其合法注册，另一方面又指控安均以非注册组织进行活动是危害社会稳定。1999年2月安均还成立了“中国倒退行为观察”组织，专门监督中共政府的倒退行为。
1998年10月安均被中共警察部门传唤，询问他关于“中国腐败行为观察”的组织情况。1999年7月，安均在刚下葬母亲1个小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的情况下被逮捕。后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被刑事拘留。同年１１月，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开庭审理安均案。安均被指控的主要罪状是从事非法组织活动。2000年4月安均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４年。
郭新民，男，生于1956年。原甘肃省天水市运输总公司工人，后下岗失业。1999年1月他和岳天祥一起成立“中国工人观察”组织，致力于保护工人利益和反对当局腐败，稍后于1999年1月被捕。同年１月被中共天水市国家安全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1999年7月郭新民被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２年。起诉书认定郭新民等人成立名为“中国工人观察”的非法组织，以反腐败为名从事颠覆中共的活动。
当中共腐败威胁人民的最基本生活权利时，人民组织起来反腐败，是中共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恰恰又是受中共当局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所保护的。中共当局宣布这些组织“不合法”的行为，构成了对法治、公民权利和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公然践踏。
中共实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暴政，是一种“全能政治”，表现为对整个社会的全面的垄断性控制。除了那些充当花瓶摆设的党派社团，其他人即使有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公约所保障的结社自由权利、即使是从事与中共宣称的宗旨相同的行为，或者成立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组织，也会遭受全面封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共的反腐败其实是口是心非，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完全是一纸空文。中共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实际上却是欺世盗名。“腐败行为观察”等民间组织的遭遇，说明所有这些在中共眼里统统只是遮羞的面具。
３．为江家铺平攫取金钱和权力的道路
江泽民一上台就开始冻结政治改革，强行推行经济改革，导致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相互矛盾，人治与法治相互斗法，关系、后门、权钱交易和钱色交易成了中国人的经商法宝。这种普通人与达官子弟、普通企业与官家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地位，为高干子女下海捞钱提供了优厚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
江绵恒，作为政治流氓，中共头子江泽民的儿子，刚刚在美国一个三流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先荣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又成了中国最大通讯项目，总投资达十六亿三千万美元的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公司副董事长。他和与台湾首富王永庆之子王文洋一起，准备抢先垄断中国的通讯市场。他与王文洋计划在上海浦东张江科技园区成立8寸与12寸晶片工厂，初步估计投入资金高达200亿元人民币。所有资金已由一家国有银行融资完毕。
中共官方全力支持上海宏力计划，内地银行将为此提供25亿美元信贷额度，这已超过了建厂所需。同时，做为鼓励投资产业，宏力将享有五免五减（五年免税及五年减半收所得税）及增值税减按6%收取等优惠。现任中科院副院长及科技公司上海联合董事长的江绵恒，帮助外资公司在好几个城市获得平价批地，然后外资通过其他渠道给江绵恒好处。上海商界的人说，以前邓太子邓质方自己开公司圈地，而现在的江太子很聪明，只作中间牵线人，但捞的好处一个铜板没少。
江绵恒在上海的事业规模颇大。除了担任上海联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Sail) 的法人代表、总裁和董事长外，他也是该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中国网通（China Netcom) 的董事。该公司计划在中国大陆沿海十五个大城市铺设光纤网路，然后开办网路电话业务，预料初期覆盖人口可达五千万人。除了上述公司，他还涉足电缆、电子出版、光碟生产和电子商务安全等广泛业务。
在中国网通五名董事中，江绵恒负责上海市场。江绵恒同时是上海信息投资公司的董事，主要开发上海的宽频电话系统。该公司正在上海铺设可容纳电话、音乐、影像等数字化媒体的宽带网路。
江绵恒的办公室位于上海市城郊为市政府建设的豪华办公楼群中。但江绵恒向外国记者宣称他的公司为私有民营企业。显而易见， 嗪阋丫浅Ｈ菀椎赝瓿闪恕肮膊毕蛩讲南辞獭２换嵊腥斯匦模膊桓夜匦慕嗪愠ё拥拇罟榛刮侍狻Ｄ羌夜幸幸部梢院芮嵋椎匕颜?00亿人民币冲入坏帐之中，反正不会有任何人追究。
现在，江绵恒在其父的庇荫下，又做起了王储梦，在身边聚集起了类似当年邓小平大公子邓朴方的智囊团或曰贴身班子，妄想在中共国建立金日成、金正日父传子的江家天下。有知情者透露说，2001年年底，江绵恒请了一批师爷，打手和走狗到由原中南海图书馆改建成的太子东宫吃饭。饭后诸人围着江太子按照“朵朵葵花向太阳”的位置照了一张合影。江绵恒秘书随即通知各位要好好保存相片，因为“老板”很快就会成为中共国想象不到的了不起人物。江绵恒已经贵为科学院副院长和电信大王，还有什么比这更了不起？无须人们费心思，江家父子的司马昭之心已经路人皆知了。江泽民不但利用改革开放的便利条件为江绵恒谋财，还“内定”其子将于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之后在政务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可谓是机关算尽了！
江泽民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共独裁者，行事一贯高调，唯恐出风头不够而被别人忽视。但是他的家属却鲜少有个人消息曝光，都在“闷声发大财”。1998年，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无声无息的升任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不到9年时间，江泽慧从一个安徽农学院副教授坐火箭直升中央正部级干部。网上有人说，幸亏江家人丁不够兴旺，否则中共的高官全姓了江！话虽然刻薄，但却道出了实情。
江泽慧的发迹史还要从六四说起。学潮之后，中共中央大洗牌，大换血，新人江泽民临朝听制。临近安徽的江苏省不断来人，向安徽省要一个人。其人时任安徽农学院副教授，名江泽慧。安徽方面非常奇怪：这江泽慧科研平平，又不突出政治，年纪一大把，为何江苏对她这么感兴趣。因此立刻派人着手调查江泽慧的背景，查了个祖宗三代。调查结果把安徽的中共高官吓了一跳：原来江泽慧是新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胞妹。当时的安徽中共书记卢荣景又怒又喜，大骂手下公仆们是一群饭桶，斥责他们没能尽早报告这一重要情况，喜的是虽然安徽自古未出过伏龙凤雏，但眼前却蹦出这么一位。怎么能不尽力保护？于是先升江泽慧为安徽农学院教授，加政协委员。然后再升为农学院第一副院长兼院党委第一副书记。最后将学院院长书记来了个明升暗降，调到省里挂起来。江副院长不久就名正言顺的成为农学院的院长兼书记。
江院长的行政和管理能力好像并不比她的科研能力强多少。当时合肥市有家地产公司需要开发一个小区，需要安徽农学院的一片地，交易价4000万元或由该房地产商为安徽农业大学建 1000套不同规格的套房。身为院长兼书记的江泽慧拿不定主意，不知要鱼肉还是要熊掌。她的助手建议说用钱生钱，钱会更多。江院长表示同意。于是成立了一些公司，开始做生意。没成想两年下来，只剩下 2000万。三年过后，只剩下公司的招牌和几个经理。雪上加霜的是，因为土地交易不合法，又被合肥市政府罚款 1000万。安徽农学院的教职工苦不堪言，教室，办公室都成了宿舍。这事没人敢管，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谁知风水轮流转，安徽农学院不久后就升格为安徽农业大学，全院弹冠相庆。当年全国学院改大学一阵风，安徽农学院也夹在其中，可惜没有得到国家教委的批准。卢荣景发话，挂！就硬派人做了一块招牌挂上了。当时的国家国家教委主任李岚清听说了此事正准备大怒，但立刻有“门子”呈上护官符。李岚清听后不但转怒为喜，还立刻向安徽农业大学和江校长发去贺电，并补办了安农升格的手续。事后，李岚清还特意向江泽民提起此事，邀功请赏。
总之，江泽民上台后其亲属的发迹史最能用一句中国的成语来描述，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主要参考书目：
[1]远华案黑幕，盛雪，明镜出版社，2001年7月
[2]江泽民与北京市委的旧恨新仇，陆沉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1/9/14/15843.html
[3]中国人权
http://iso.hrichina.org:8151/old_site/chinese/home.html
[4]高耀洁被禁领奖安南表遗憾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362000/13624131.stm
[5]河南退休医生获美国人道奖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356000/13569871.stm
[6]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之黑幕!!
http://www.boxun.com/hero/yunfeng/36_1.shtml
[7]再爆姬胜德案的神秘背景与黑暗内幕
http://www.wenxuecity.com/BBSView.asp?SubID=newsdirect&MsgID=571
[8]涉远华走私案－姬胜德终审改判无期徒刑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2/01/lai070102.html
[9]姬鹏飞之子被判死缓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1/08/lai0708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