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直到现在仍然有人把文革动乱的责任推给四人帮，很少有人想想那些造孽者，其实就是他们的同学、邻居、老乡，甚至好友亲戚，还有更多的那些看热闹的旁观者，难道他们清白吗？责任难道不是全体发疯的国民和懦弱的胆小鬼应当共同承担的吗？
每个人都是镜子，只知照看别人从不照看自己，推卸责任，可耻啊！
还有人说，文革不会重演。真的吗？当年发动文革浩劫的共产党，这个统治中国的流氓党还在统治的位置上，它的流氓性质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改变，它依旧控制中国的政权、政府、军队、经济、文化宣传教育，它依旧是独裁者，依旧控制着所有的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依旧在不停地、变着花样给铁蹄下的人民洗脑，洗脑；不同的是变得比以前更善于伪装，更加伪善：它给中国的地面竖起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挂上了霓虹灯，让百姓拥有彩电冰箱，让中国也有了同性恋、妓女、毒品、艾滋病……它让这些东西来说明，共产党开明了，人民开放了。可是它真的开放开明了吗？可曾让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信仰的自由？生活的自由？
而人民呢？“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党就是民族，党就是国家，党就是母亲……这些中共五十多年来灌输中国人民的观念依旧在人们的脑子里存在。人民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变得更加珍惜护卫发扬心底仅存的那点善念，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学会用理性的分析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相反，人们变得更加重视自己，维护自己，更加胆小怕事，更加麻木。换句话说，人们经过文革后，变得更加自私，更没有理性。难怪有人说，一想到自己和十几亿随时可能发病的疯子和可怜的胆小鬼生活在一起我的汗毛就会立起来。
两年多来，事实表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就是第二场文革！江罗采取的手段比之文革凶残。这场对“真善忍”的迫害，难道不是对人性的最彻底的摧毁吗？中共的这场邪恶的镇压欲在彻底摧毁我们的民族，摧毁我们心底仅存地那一点点善念。！
当迫害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时，有多少人吸取文革的教训，站出来制止血腥呢？——读《老舍之死访谈实录》有感
老舍夫人：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
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你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老舍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说心动了，送我俩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上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4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地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他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有一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干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爬上车，守在他身边。车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的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5点多钏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拔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舒乙：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
我走到父亲尸体旁一看，他仰面躺在杂草丛生、中间踏出来的一条小路上。他的头朝西，制服凌乱，但也许是经8月骄阳晒了一天，已干了。父亲穿着布鞋，还比较干净。看得出来，公安部门、法警、派出所来验过。父亲的脸是虚肿的，脸上、颈上、胸上都有很多伤痕，整个看来绝对是遍体鳞伤。有一个席子盖着他，估计是白天有人好意给他盖上的。
这时夕阳还在，我就退出来，朝西坐在前湖最靠近后湖的椅子上看着他。我只觉得，现在回忆起来眼前是一片黄，也许是夕阳的黄，也许是席子的黄。我坐在那儿等母亲。此时思绪非常复杂，想了很多事情。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竟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伤。这时候，天好像变了。我来时还有很大的太阳，突然天阴了，下起了蒙蒙小雨。我很害怕，席子也挡不住，父亲要淋雨了，我盼望着母亲早点来。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我感觉脸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很感谢这雨水，因为它可掩盖我的泪水，可以陪着我一块儿落泪。大概到了九十点钟，街上快没车了，母亲还未到。我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站起来去迎她。这时母亲实际上已经来了，她找不到我，因为天太黑了，一个路灯也没有。她在湖边叫着我的名字，她这种急切的声音被看湖的人听见了。看湖的人告诉她在这个地方。母亲是坐着火葬场的车来的，这样就把父亲运到火葬场了。收尸的时候没有交证明，火葬场说第二天还要把证明拿来，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场，给他们证明。是两个姑娘接待我的，这时尸体已经处理完，他们说不能保留骨灰。
后来搞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 且淮巫返炕岷推椒椿帷５腔液惺强盏摹Ｎ颐俏思湍钏阉难劬怠⒁恢Ц直省⒁恢史沤ァＫ匠Ｏ不逗炔瑁不痘ǎ颐蔷桶鸦ú柚械能岳蚧鸪隼捶旁诶锩妫谜饧讣鞔硭：芫煤螅艺业揭徽爬媳本┑赝迹⑾直本┏蔷沙俏鞅苯堑耐饷嬗幸桓鎏胶抢锵喽杂Φ恼飧龅胤浇泄垡翕郑馐俏夷棠痰淖〉亍Ｎ一腥淮笪颍盖椎扔谑抢凑宜哪盖祝飧龇孔邮撬绷私淌诤舐蚋约耗盖椎摹５彼ナЯ艘磺校宜惺艿饺嗣前阉灼氖焙颍蝗幌肫鹄此墓樗抻Ω檬钦舛舛兴穆杪瑁杪枋前焉托愿翊奈ㄒ坏娜耍饪赡苁且桓鲈猜慕峋至恕?p>他在抗战时，在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将以自己的身体，投水殉职。那天坐在父亲尸体旁，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他的死肯定有某种使命。这就变成很积极的东西了。在他投湖的湖面上，飘着很多纸，是他带进去的，有人捞上来看，是他抄写的毛主席诗词，他的字很漂亮，他也喜欢抄毛主席诗词。据目击者说，是核桃般大小的字，若干张，在他跳湖时，大概散落在湖面上了。后来，北京市文联的人把手杖、眼镜、衣服、工作证等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几乎都还给我们，唯独没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我们猜想他在这上面写了东西。他一个人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夜,有笔,有纸,他自己又是写家,他当时情绪又是非常之激烈，肯定写了东西，这几乎是不用怀疑的。我们追问，却得不到回答，是公安部门转上去的。当时有人还编了很多谣言，说他来太平湖是在念《三家村札记》，这是正式的谣言，是上面传下来的“口径”。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到现在也没有解开。
冰心：他这个人脾气很硬
我觉得老舍自杀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写的小说里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被人打，他是受不了的。所以我听说他死，我一点都不奇怪。他的脾气跟人不一样，他受不了一点委屈。还有，那时候夸他的人也多，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这人又很乐观，平常什么玩猫呀，什么种花啦，他很随便的。忽然有人对他那样批斗，他是受不了的。
曹禺：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
我听到老舍的死讯很难过，同时我很气愤。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说老舍先生自杀是不对的，他是真正的抗议呀，抗议“四人帮”，抗议“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压迫、迫害。他一生勤恳、热忱。他很自信，做了很多好事情。当然不只是好事情了，还写出了了不起的大著作。他怎么会在“文化大革命”受这么多的摧残，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呀
端木蕻良：屋里还有一张床空着呢，等着他来
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个悲衰的插曲。我特别悲痛。我还能写东西时，写了一篇叫《打屁股》的文章，记录了我们一起在8月23日那天挨斗、挨打的情景。那天是自我批判，一个个出来在太阳底下撅着，在背上贴上工资、等级等，然后又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我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出去就是西单商场。本来我想和老舍说，我们从后门溜出去，但又想：“不行，这样一来就该罪加一等了。”我们被拉到文庙后，就用黑红棍打屁股，当时我就忍不住想笑，因为这是在戏台上用的。但我不敢笑，就咬着舌头。
当时老舍也被打得很厉害。有人问我：“哪个是老舍?”我说：“我头低着，看不见。”他离我不远，穿着西装外套。过后文联的人想办法把老舍送到公安局，这样保险些，不至于被打死。
后来，当造反派告诉我们“老舍不会回来了，是自绝于人民”时，我不大信。老舍这人是很乐观的，我不相信他会自杀。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集中到一个小屋里，还有一张床空着呢，等着他来……
一个作家对人民的主要贡献是通过作品来展示，老舍当时还在写《正红旗下》，没有完成十分可惜。他的生命不至于那么短。他有好多事可以做，好多东西可以写，别人无法代替他写东西。
曹菲亚：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我现在都觉得是个谜
自1954起到老舍去世前，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经常与老舍先生在一起。他去世前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曾大口吐血。出院的第二天即8月23日，他早上8点钟就来到北京市文联。我们惊奇地问：“你刚出院，怎么来上班了?”他说：“这是个大运动，应该参加，感受感受。”
当时文联已乱得一塌糊涂，墙上名家的画也没了，贴满大字报。中午，老舍准备回家，但专给他开车的司机已被通知不再给“权威”开车。我对老舍说：“给你弄点吃的吧?”他很沉重地说：“不要。”我又建议他在沙发上休息。此时，看得出老舍心里很不宁静，他只抽了1/3的烟就掐掉了。接着又点上一支，又掐掉。不会儿，烟缸里有了好多烟头。
下午约2点多钟，一群红卫兵冲进文联。开始打的是萧军。老舍起初没被揪出来，他还站在院子里看。我总想走近他说一声:“你赶紧回去吧.”可走到跟前又不敢说。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我现在都觉得是个谜。也许他想不会揪他的。但后来有人点了他的名，他很快就被揪出来，眼镜也没了。之后，老舍被推到汽车最后的一个角落里拉到了文庙。2个小时以后，老舍从文庙回来已面目全非了。那天，有人提出了“老舍因《骆驼祥子》拿了美国的版税”这个问题，老舍说：“没有，我没拿。”红卫兵们尽管不知道什么是《骆驼祥子》的版税，但一提美国还得了，当时的美国就是敌人。红卫兵一听就要揍老舍。
第二天下午，我听到老舍在太平湖跳湖了，脑子傻了一般，直掉眼泪。老舍为人和蔼、谦虚，但性格倔强，在这样的狂暴面前，让他低头是不容易的，我想他大概是宁死不屈。
葛献廷：在文庙是我让人“把老舍押回去”的
我当时是文化局筹委会的副主任。文化局与文联在一个楼里。8月23日下午1点半，文化局的人强迫著名作家萧军去挖煤，萧军不服。文化局的一部分干部越强迫，萧军就越反抗，围的人也越多。这是“8·23”事件的导火线。强迫之下，萧军没办法了，文联的端木蕻良、骆宾基也被揪出来去劳动。
那天，当我听说革命群众与萧军打起来，就跑去看。我正劝萧军去劳动，文化局接到一个电话，说国子监的一个印刷学校要焚烧北京京剧团等放在那里的“四旧”即旧行头、戏箱之类，必须让文化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权威到现场作为罪人出现。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决定接受印刷学校革命群众的“最后通牒”，准备带“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等3人到现场去，于是在文化局院里广播宣布。在这过程中，文化局院里就乱了，我和你有仇就揪你，你和他有仇就揪他。这一揪就是几十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
我感觉问题严重了，打电话向北京市委宣传部请示怎么办?有个姓吴的一般干部接的，他说部长李立功、副部长白涛都不在，要高姿态，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好像还说了句“不许挑动干部斗学生”。我打电话时是下午3点左右，亲眼看见老舍衣着整洁地从电报大楼胡同往文化局院里走。而此时，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们也已来到了文化局大院。
我看见老舍刚走到北京市文史馆，离我打电话处有30余米。这时文联的一位司机随便地对红卫兵们说：“你们看，那边来的那个老头，是这个院里最大的权威——老舍。”于是学生们就把老舍喷气式地揪到30多人当中。
老舍被揪后，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又开会，多数委员同意揪出来多少，就拉多少去国
子监，最后派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押送。
我到国子监时，看见老舍坐着，脑袋被打破了，血往下流。我知道老舍的分量，就对红卫兵讲：“老舍的罪恶很大，你们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没有口供了。”我又问老舍：“你知罪不知罪?”老舍说：“我知罪。”我就说：“把老舍押回去。”费同志和卫同志赶快找了块唱戏的水袖，给老舍包扎一下伤口，架着他往外走。当时，我不能指责红卫兵而公开地保护老舍，那样连我自己也生存不了。后来我又说：“把被揪的年龄大的、血压高的人先撤回去。”再后来，我被揭发时，“造反派”说我在这次批斗会上把问题最多的人先拉回去，便给我扣上“葛老保”的帽子。
王松声：在汽车上老舍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是北京文化局艺术处处长，“8·23”事件中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那天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揪出来的人都站在一起，有三四十人。我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是用打字纸的盒子用线儿一拴做的，我刚被押上车，就见老舍也被架上来了。我在一个角，老舍在另一个角。押我们的红卫兵拿着皮带，让大家低头，有的人跪下，有的人蹲下。我和老舍都蹲下了。这时，老舍问我：“松声，你是怎么加事?”我说：“你别问了。”从他的问话里证明，对这个突发事件，所有的人都没有准备，阴差阳错凑在一起发生了这么个事情。
押我们的红卫兵都是女孩子，梳着两个刷子，扎着一根皮带。那会儿刚时兴塑料凉鞋。我一看，想起自己的女儿那几天也是这样的打扮，一天到晚出去也是拿个皮带抡。我们被押的人一路上谁一探头，就会遭到一皮带，并被吼斥：“低头!”
女八中的红卫兵那天为什么来北京市文化局大院呢?当时有个文化局艺术馆的干部，每年 给她们排舞蹈。他那日看萧军不服管教，就打电话请来了救兵。等我们到了文庙，戏箱等“四旧”已烧起来了，我们三四十人统统围成一圈，跪在火场。火烧得很厉害，红卫兵每人拿着藤子、棍子、刀枪把子，一边挑火、一边扔。
他们头一遍问我们什么出身，自己报，出身好就不打，出身坏就打一两棍子。第二遍问什么职务，又打一轮。第三遍问挣多少钱，又是打。当时有个红卫兵叫我跪下，我正犹豫时，后头被踹了一脚。我一下趴在那儿，接着藤棍子“呼”地过去了，幸好我被踹趴倒，否则打在后脑勺上，至少也打蒙了。我心想若是谁被打死了，只要有人喊一声：“扔到火里烧了他!”没有人会说不字，也就烧了，打死也就打死了。围在火堆时，我看到了老舍挨打，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听人喊“有病的，起来先回去”，老舍 窍然厝チ恕Ｎ沂粲谏僮撑桑粝吕幢惶炅艘跹敉罚碧焱砩嫌直还卦诤笤豪锪恕?p>赵大年：老舍当时已有“宁为玉碎”的想法
老舍当时在文学创作上处于一种矛盾状态，这对一个名作家、老作家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在“文革”中挨斗、挨打是他死的直接原因，但“左”的文艺政策也扼杀了很多人。当时他与周总理的联系是有中间人的，即原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和北京的文教书记邓拓。这两人当时也“完”了，邓拓首先自杀。老舍1966年8月23日去文联时，不但知道邓拓自杀，而且与 周恩来断了联系，他不理解了。康生叫他出院，他已经没有摸底儿的渠道了。这是我猜的。那时老舍的地位不是不高，又是国务委员，又是人民艺术家。“文革”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是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在那时爆发并走向极端了。回过头来想，老舍对此的认识也是一步步的。到“文革”，他绝望了。1965年，老舍作为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团长，曾同水上勉和井上靖讲过玉壶的故事。从中已能看出老舍当时已有“宁为玉碎”的想法。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一些批示他都知道。“文革”不是偶然，老舍之死也并非偶然。“宁为玉碎”是老舍性格中的一个东西，所以后来巴金痛哭：“怎么让他替我们死了呀!”巴金当时也挨整，但老舍的性格就更强烈。与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丁玲、冯雪峰、胡风、夏衍、艾青相比，跟得紧、拼命写作的显然是老舍嘛，而反差最大的、自杀的还就是他。当然，他这种自杀也是一种抗争。
苏叔阳：我写话剧《太平湖：老舍之死》有两个原因
关于老舍先生的死，说法很多。引起十几年前我写话剧《太平湖：老舍之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性。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舍身取义的传统，老舍先生的死是否有这样一个意义?是不是在当时那种浮躁的情绪下大家都重利而忘义?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关于老舍先生之死说法很多。台湾地区及美国的一些书写道：“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表现得不负责任，自己死，而不愿用自己的行为去揭发‘文革’的丑恶，教育国人。 ”我觉得这是站在河边上说风凉话。究竟老舍先生是在一种什么心态下去死的?死的时候想了些什么?这些已无法得到他本人的说法。我想，从他一生的经历、作品和他死前的情况，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黄裳：老舍解放后一直是一帆风顺
我和巴金聊天时讲过，老舍解放后一直是一帆风顺，一直是人民作家，没受过什么打击: ，所以这么一来他受不了，像我们这些人挨批挨斗多了，所以“文革”就挺过来了。巴金对我的说法不满意，说我“胡说”。
柯灵：这说明中国作家有骨气
老舍先生的死可以看做是一个作家人格的体现。中国有句话：士可杀不可辱。但是真正能做的很少，老舍先生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他做到了。这种牺牲令人感到沉痛，但也感：到很光荣，这说明中国作家有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