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坤:他们是无辜的
 
2001-9-6
 
【人民报消息】当时我清楚地记得,安全局的便衣们问我,“杨子立在我们这,你有什么感受及想法”。我当时脱口而出,“我希望到国际法庭解决”。说完,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明白,我们是中国公民。但我下意识的第一反应为什么说去国际法庭。

路坤:他们是无辜的

往事不堪回首,极度的恐惧仍困扰着我。2001年3月13日凌晨,我丈夫杨子立在回家的途中被北京市安全局秘密绑架。同天早晨,我也被绑架,关了3天。理由是,“怕我泄露子立被抓之事,通知被安全局认定的子立的其他同案人,怕他们跑了,给安全局的工作带来不便。”也是同一天,10几个便衣抄了我们的家。而在我被关第3天的下午,3月15日晚17:00~19:30,才从安全局便衣的口中听到子立已被他们秘密逮捕(只是口头相告,并未出具任何正式的法律手续)。

当时我清楚地记得,安全局的便衣们问我,“杨子立在我们这,你有什么感受及想法”。我当时脱口而出,“我希望到国际法庭解决”。说完,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明白,我们是中国公民。但我下意识的第一反应为什么说去国际法庭。事隔半年,我找到了答案,就是这里不能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说法。我们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人身的安全感和对这个制度的信任顿时荡然无存了。

4月24、26、30日,安全局的便衣们连续3天找到我家,让我写一声明:第一、任何人别再用路坤的名义发表与杨子立有关的文章。第二、安全局已把杨子立的逮捕通知书给我,案件已交检察院。事实上,杨子立的《逮捕通知书》,我是一个月以后才看到的,只是看了一眼他们又收回了。而按照法律规定,《逮捕通知书》应该交给直系亲属一份。我没有答应写声明,但我表示,为了尽快使子立获得释放,我可以配合他们工作,不向外界透露关于子立案情的信息。现在,我为我的无知与轻信感到悔恨。

5月24日,海科的父亲来到北京。他一见到我,说了这样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收到安全局的《逮捕通知书》,一直提到嗓子的心才落下来”。因为一个多月前,海科的单位打电话说人找不到了,一下子海科的全家人又急又怕,全国各大城市都找遍了,都以为海科遇害了呢。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它可以让某个人突然间蒸发得无影无踪,让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焦急欲焚,而等到亲人们终于知道来儿子的下落,即便是无辜地被关在国安局的看守所中,也会感到欣慰。这是一种多么无情的欣慰呀!

海科的父亲一听到自己儿子的消息,便急忙从外地赶到北京。但是,他满面忧愁地来,满面泪水地去,至今仍然电话不断,问海科怎么样了、案子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每天也都在空旷中焦急地等着、等着……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案情进展的确切消息。

6月23日,我和徐伟的女朋友王英去看守所给里边的人送衣物。我俩眼见和里边最亲的人只隔一步之遥,但就是不能见上一面。没办法,我们想绕着看守所的高墙转一圈,看看这座看守所是个什么样,想感受一下他们在里边怎样生活。结果却被警察强行拦住。他们以非常严厉的声音质问道:“你俩想劫狱吗?”他们还威胁说要叫警车把我们拉走。是他们劫持了子立和徐伟,反而质问我们两个20几岁的女人、受迫害者的亲人“想劫狱吗?”天下的所有道理都在他们一边。因为,他们有垄断的权力,有庞大的专政机器。这时,我终于明白了:关在里边的人是多么地冤枉,就象此刻的我们。

7月3日无疑是个更加雪上加霜的日子。安全局的便衣们找到我打工的单位,恐吓物业及公司老板,说我通过互联网与国外联系,发反动文章。就这样,我唯一的糊口的生计被他们非法剥夺了。7月26日,徐伟的女友,也因安全局的迫害被单位无故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我看到了一张张狰狞的面孔。他们要把我们吃掉才肯罢休。

眼看着自己的亲人在看守所里、每日倍受着心灵的折磨、而无能为力时,我感到痛苦和绝望。怎么也挣扎不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子立其人在他主办的《羊子的思想家园》已充分体现。喜欢交朋友,喜欢辩论诸如自由、政治改革和农村贫困等问题,还有和关心国家命运的几个朋友,参与一直公开的、未曾受干涉的、新青年学会的学术活动。真诚的新青年学会,早在一篇《无声的记念》的文章里讲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他们关心祖国、关心社会、关心弱势群体而又与官方的观点不同,才导致被绑架、被逮捕、被无故延期关押、以至于将面临起诉和判刑!!!

中国的《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在哪里?一个政府的执法机关怎么能视国家的根本大法为纸上的儿戏?!

我在自己的国家走投无路之时,只能诉诸国际正义力量的救助。我由衷感谢各类国际人权组织、媒体及所有正义之士对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的命运的关注,并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他们的案情。

转载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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