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精机构前，黄龙县有3,000多人吃财政饭，精简后，大约剩下3分之2的人吃财政饭。两年后精简机构失败，吃财政饭的人逐步增至现在的近6,000人。机构比精简前还多得多。央视称，黄龙县现今每9个人就要养一个官，也就是说，差不多两户人家就要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其中许多还是闲人、贪官，可谓官祸之烈、于今为最了。古人说苛政猛于虎，今天的中共政权则可比蝗灾了。

中共在延安时期就提出精兵简政，后来也多次提简政，可简一次，膨胀一次。朱镕基就任总理时发誓要精简政府，几年下来也难有建树。央视报导提出现在是「市」、「县」、「乡」机构改革的最好时期。这表明朱急了，怕以后改不了或没机会改了。一是怕下届政府首脑不想改、不愿改，二是怕中共以后控制不了局面，一改就添乱或来不及改，中共政权就被人民唾弃了。

我们不能不说，像朱镕基总理和92年改革时期的黄龙县要书记那样的中共精英是真想精简机构的，可是却无力回天。上有政策，也有许多官员愿意精简机构，可就是越精简越膨胀。中共在这方面到底患了什么不治之症呢？

中国历代统治都是以加强官僚机构来进行统制的。其中以中共的官僚机构最为庞大。它延伸到街道、村。这些几乎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官僚们，今天已多到老百姓养不活他们了。看看中国有多少个县财政入不敷出，就可知道了。许多资料表明，这个数字已超过一半。今天官僚机构的庞大冠绝古今，根本原因在中共的性格。

中共现今有6,000多万党员。党的机构及其人员就是一个庞大的数目。他们吃的可不是党费，而是财政饭、所有纳税人交的钱。

我的原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97年职工是174人，到2000年是182人。人员虽没增加几个，但经费（全额拨款）却逐年递增20%。每人平均光分到的「工资包干节余奖」就有8～9,000元之多。还有的国家机关人员削减了3分之1，经费却没有多大变化。这种怪现象在事业单位里相当普遍。他们不但潜在地给精简机构增添了水分，还堂而皇之地为其重新定位。真是：皇粮不减，多多益善。

中共是靠枪夺取政权的。它一贯的暴力崇拜一直没有改变。为维持其统治，中国是不能容忍民间社会的形成及民间的自治的。除了共产党的组织，全体国民不允许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也就是说，就用一个庞大无边的机构，管理一盘散沙似的13亿国民。如此的社会管理机制成本是大得惊人的。但这种办法对中共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可以全面统制。为确保中共一党专权，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这就是中共的性格。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中共有没有能力精简机构呢？有。可中共本质上不愿意。因为若真正精简，中共就要踢出一些自家人。这会丧失掉它的一部份统治工具和统治基础。而且，真正精简以后，社会群体自治的力量自然会有所壮大。这是中共最不愿看到的。所以，中共若不放弃一党专制的传统，是下不了决心精简机构的。

举农村机构改革的例子来说吧。中共为了更有力地控制农村，机构设得越来越多。所谓加强基层组织的做法，是多化钱、多建办公楼，人员是不会减少而只会增多的。我一个朋友曾说，农村改革可效仿保甲制度，让村民高度自治，即可彻底精简。我曾把这个建议提供给一个镇的书记。该书记说，我们县已经都搞了保甲制度，可了解下来，笔者惊一跳。该县所谓保甲制度是：村民以连带责任的方式组织起来，由中心户负责组以下划分的几个连保户。村干部、镇干部一个不减少。还又平白添加了中心户这样的保甲长。而究其实，乃是「连坐法」的现代翻版。这就是中共机构改革的实情：改一次，增加些机构、一些人员。旧的不去，新的又增。

由黄龙县情况，我们可大胆地做一推测：中共的官僚机构，靠自身是永远精简不了的。中共过去一直没有做到的事──精简──，以后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