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法輪功、兩國論及超限戰
 
2001-9-13
 
【人民報消息】最近幾個月來,中國政局發生一系列重大事件,縱然是最不關心政治的人也不能不為之驚訝、震動。在這篇不可能充分展開的文章裡,我只能從幾個問題談起。

1.關於法輪功

中共突然大舉鎮壓法輪功,世人多感意外;其文革式的粗暴手段,更令人恐懼和憤慨。

正是通過對法輪功的野蠻鎮壓,一般人才更了解了法輪功。顯然,法輪功不是白蓮教或太平天國,它的成員多是中老年,而且不少是婦女,並沒有多少戰斗性,當然也不可能對政權構成什麼威脅。這一點,中共當局應該很清楚,那麼,它為什麼還要開動全部鎮壓機器不遺餘力地嚴厲鎮壓?反過來想,那是不是當局明知故犯,以顯示其赫赫武功,殺人立威呢?

現在我們總該明白了,為什麼共產黨每隔幾年就要大搞運動,為什麼毛澤東說「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近年來江澤民政權的內外交困,正象毛澤東在「三面紅旗」慘遭失敗後陷入尷尬,就靠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戰斗動員令,讓務實派溫和派不好說話,從而強化了自己被弱化的權力,或許,我們就會更加理解江澤民為什麼要採取這次鎮壓行動。

政府粗暴侵犯法輪功信徒的信仰自由、表達自由等基本人權時,他們就應該象伏爾泰那樣,「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講話的權利」。可是,何柞休卻象批林批孔運動中的楊榮國,熱衷於以理殺人,甘心作專制者政治迫害的幫兇。

法輪功確實無關政治,僅僅是當局以泛政治化的方式鎮壓法輪功,這才使法輪功染上了某種政治性。不過,一些法輪功成員以不參與政治為理由,一再表示要和民運人士劃清界限,那又不對了。在維護基本人權的問題上,不同的人們必須互相支持。我們知道,共產黨的特長就是整人害人,它的策略一向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它給我們貼上五花八門的標簽,讓我們彼此自動的互相分離,劃清界限,以為這樣做就能使自己安全些,或被整得輕一些。於是,專制者就能以少制多,坐收漁人之利。有鑒於此,我們就該反其道而行之,在捍衛人權的共同點上無分彼此,互相支持,和「劃清界限」劃清界限。

這次鎮壓法輪功,大規模地重演文革故伎。尤其是所謂公安部六條規定,從名稱到內容都使人想起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條」。它連純粹的私人空間都不留分毫,把法治精神掃蕩以盡。當然,象「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所」懸掛、張貼、散發法輪功的圖像、標識、書刊、音象製品的規定,在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徹底實行,但是,這種規定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頒布,卻無疑是在顯示權力的絕對性和野蠻性,是對個人自由的最猖狂無忌的踐踏和嘲弄。一個無可回避的問題是,我們中國人如何竟能容忍這種事情在我們眼前再度發生?

2.關於「兩國論」」

不久前,臺灣李登輝提出,海峽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這一陳述被簡稱為「兩國論」。

兩國論一出,臺海形勢迅速升高,國際社會鹹表關注。中共再次文攻武嚇,不過和九六年那次臺海危機相比,中共的反應還算留有餘地。現在,世人最耽心的是中共會不會對臺動武。照我看來,兩國論並不等於臺灣獨立,即便按中共的立場看也不算臺灣獨立,因此中共沒有理由採取過激反應。

這層道理,中共當局想來心知肚明,因為他們和臺灣方面打過不少交道,應該熟悉對方的立場和理由,但是出於政治上的種種原因,中共依然對臺灣採取了高調批判的姿態,指責兩國論就是要搞臺獨,並做出隨時動武的架勢。少數大陸民眾受惑於官方的片面宣傳,再加上近些年來極端民族主義的鼓噪,有可能對當局的指控信以為真。這就需要我們再解釋幾句。

八十年代,大學生提過一個口號,「理解萬歲」。所謂理解,就是要能夠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站在臺灣人的角度看大陸,給兩岸關係定位,無非兩種選擇:

一、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唯有中華民國才代表全中國。照此邏輯,中共政權就是叛亂團體,大陸就是淪陷區。

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一個中華民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成了兩國論,成了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

除了否認就是承認,不存在第三種選擇。除非你要求臺灣人自己否認自己是中華民國,不過,那隻可能是你看臺灣的角度,不是臺灣人自己看自己的角度。

再從大陸這方面看,中共指責李登輝的兩國論是搞臺獨,因此威脅要臺灣放棄兩國論,否則將可能對臺動武。言下之意是,如果臺灣放棄選擇二,哪怕回到選擇一,大陸也不必對臺動武。

這就怪不得有臺灣朋友要抱怨了。他們說,中共當局實在莫名其妙。過去兩蔣時代,我們不承認你們,你們倒不太在意;現在李登輝時代,我們承認你們了,這分明是向你們表達善意嘛,你們反倒更不能容忍了,非要文攻武嚇不可,這不是有病嗎?

然而,站在中共的角度,中共有中共的考慮。不錯,如果臺灣繼續兩蔣的路線,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看上去和中共的立場針鋒相對,水火不容,但雙方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雙方都認定兩岸關係問題純屬中國內政。抓住這一點,中共就可以宣稱,兩岸不論是談是打,都只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不容外國人干涉。如果依了兩國論,兩岸問題成了國與國的關係,雖然有「特殊的」作定語,但畢竟成了國際關係而不再是純粹的一國內政,國際社會就有了干預的正當理由。所以,中共寧肯要兩蔣的敵意,也不肯要李登輝的善意(其實,中共何嘗願意容忍兩蔣治下的臺灣,五八年的炮轟金門就是不容忍的例證)。

在中共看來,如果臺灣繼續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的政策,還有利於在國際上封鎖臺灣的活動空間。既然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了北京,它們不願意犧牲和北京的外交關係而去承認臺北,這就使臺灣在國際上陷於自我孤立。如果依了兩國論,那就有可能導致國際社會對北京和對臺北的雙重承認,臺灣的日子更好過,那就更不願意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統一方案了。

順便澄清一種語意上的混亂。正象很多人指出的那樣,李登輝講出兩國論,無非是講出一個早就存在的事實。中共當然知道這個事實,但它就是不肯承認這個事實。這不是自相矛盾或鴕鳥政策嗎? 那倒未必,因為在政治上,「承認」一件事不只是說承認這件事的存在,「承認」意味著承認這件事的合法性或正當性。譬如有的異議人士表示他不承認中共政權,那當然不是說他不承認有中共政權的存在,那是說他不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而在一般表述中,「不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又常常可以簡化地說成「不承認中共政權」。於是我們就得到了一組貌似矛盾的表述:「某人既承認中共政權,又不承認中共政權。」在這裏,前後兩個「承認」的意思是不同的,前一個承認只表示對事實的承認,對存在的承認,後一個承認還表示對合法性的承認,對正當性的承認。北京一直不承認臺北,恰如過去臺北也一度不承認北京,這不是承不承認對方存在的事實問題,而是承不承認對方合法性的價值問題。

如前所說,中共心裡完全明白,臺灣人提出兩國論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臺灣人不可能不希望得到國際承認。另外,中共也明白兩國論還不等於臺獨,但是它還是對此感到十分緊張,因為它耽心國際社會接受兩國論,對臺北和北京雙重承認。比方說,要是美國在承認北京的同時又承認臺北,北京該怎麼辦呢? 和美國斷交吧,代價太大;不斷交吧,那又等於接受了兩國論。這就是為什麼兩國論一出,北京首先關心美國一類大國的態度。其實,北京之所以大搞文攻武嚇,不只是做給臺灣看,也是做給美國看的。北京試圖讓美國相信,如果美國接受兩國論,在外交上承認兩個中國,北京就會認定臺灣在外國干涉下已經實行獨立,北京就會發動武力犯臺,即便和美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也在所不惜。反過來,如果以美國為首的主要國家不搞雙重承認,臺灣的兩國論就成了自說自話,問題就不那麼嚴重了。

美國優先考慮的是臺海和平,而它認為保持和平的最簡單的辦法是維護現狀。美國對兩岸的態度是,臺灣不獨立,大陸不動武。假如在臺灣沒有宣布獨立的情況下大陸對臺動武,根據對臺關係法,美國出兵協助臺灣自衛的可能性會很大。假如由於臺灣宣布獨立或者是由於美國承認臺灣而招致大陸武力犯臺,美國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會比較低,所以美國不鼓勵臺灣宣布獨立,不肯貿然承認臺灣。

維持現狀對臺灣有利有弊。有利之處是它為臺灣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和平的外部環境,不利之處是它使得臺灣爭取國際承認的努力難以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維持現狀對中共也有利有弊。有利之處是它能夠阻止臺灣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包括以「兩國論」的方式對臺灣對大陸的雙重承認),不利之處是它會使中共一國兩制統一目標的實現變得遙遙無期。

正因為雙方對現狀都有所不滿,雙方都有突破現狀的衝動。在大陸方面,不時有人說起要為統一制定時間表,不能讓臺灣問題老是拖延下去。那分明是暗示,臺灣再不受招安就打吧。中共一向迷信武力。要是有把握打勝,恐怕早打了。臺灣方面也想突破現狀。平心而論,九六年臺海危機和這次臺海危機都是由臺灣方面、由李登輝主動出擊引起的,所以那些一心維持現狀的人免不了要怪李登輝惹是生非(troublemaker),可是站在臺灣人的角度想一想,他們有著令人稱羨的繁榮經濟,貨真價實的政治民主,有著一個現代國家應有的一切,而且很願意為國際社會作貢獻盡義務,然而卻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如果你是臺灣人,能不委屈不著急嗎?近來一段時期,中共當局倒行逆施,越益背離人類主流文明,引起國際社會普遍反感。在這種背景下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就顯得比較情有可原。

最後,不妨再講講兩國論。兩國論是不是等於臺獨,等於分裂中國?應該說既是又不是。說它不等於臺獨,不等於分裂中國,因為它只是對眼下分裂現實的宣示,臺灣並沒有放棄一個中國的前提,沒有放棄統一的目標,並且堅持了未來實現統一的承諾。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為臺獨或分裂,如果臺灣把一個中國的前提只當做虛晃一槍,把未來實現統一的承諾只當做空頭支票,那和獨立、和分裂有何區別?如果李登輝真想臺獨,那麼可以說,他已經把搞臺獨該做的事都做得差不多了,接下來只是等著國際社會慢慢接受,慢腥狹恕?p>正是看到這一點,所以中共當局為兩國論大傷其神。現在就打吧,人家辯稱不是臺獨,打的理由還是欠充分。現在不打,等到將來某一天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臺灣,兩國論終於被國際社會所接受,臺灣則躺在兩國論的現實上樂不思蜀,你更不好打,更難找出理由打,只好徒喚奈何。所以,中共強硬派是主張現在就開打的,溫和派則主張再等等看看。由此看來,臺灣提出兩國論並堅持不肯後退,可能使中共溫和派陷於被動。

不過話又說回來,中共溫和派陷於被動,關鍵是他們沒有使出他們手中最有力的一張牌──自由民主牌。正因為大陸不自由不民主,才使得臺灣一般熱心統一的人士也不能不拒絕中共的統一,才使得臺獨思潮日益發展。美國是答應過促進兩岸統一的,但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說得有理:在大陸還如此不民主的情況下,我們怎麼能一味向臺灣施壓呢?臺灣說要在民主的基礎上實現統一。對獨派來說,這也許只是托詞,就算你大陸民主了他們也不想和你統一。不過那畢竟表明唯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他們可以接受的統一。

國人討論政治問題,一個常見的缺點是,還沒有理解就匆匆判斷。本節文字,主要是對臺海危機中有關各方的立場及其互動關係給予客觀的分析說明,基本上沒有提及我對這些問題的價值判斷。我希望大家能夠先求理解再下判斷。經驗證明,一旦我們對問題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我們的價值判斷、我們的結論,往往比我們預想的要更相近。

3.關於「超限戰」

最近,國內有兩位解放軍軍官寫了一本《超限戰》,出版後引起不小反響。

《超限戰》一書提出了一整套在現代戰爭中弱國抗制強國的戰術。該書作者之一喬良說,經過第一次臺海危機,「我們意識到,如果中國軍隊和美軍兵戎相見,我們的軍力不足,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戰術,幫助我軍取得力量均勢。」這種新戰術就叫超限戰。它指的是一種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戰形式,即可以是軍事的,包括遊擊戰、恐怖活動,也可以是非軍事的,例如販毒、破壞環境、傳播電腦病毒,等等。另一位作者王湘穗說,打仗講規矩,但那些規矩都是西方定的,如果弱國遵守這些規矩就沒有贏的機會。但如果我們不按常規作戰,弱國就可能贏。

首先我要指出,所謂超限戰並非「創新」而是復舊。人類並非自有史以來,打仗就是要講規矩的。就是到了現代,也不是一切國家打仗都要講規矩,譬如侵華日軍打仗就很不講規矩,南京大屠殺即為突出一例。提出超限戰,無非是回到法西斯,回到野蠻人而已。這對於共產黨尤其不是「創新」,因為共產黨打仗一向不守規矩。

其次,我們也不要忘記,打仗講規矩,決不是只對強國有利而對弱國不利。規矩意味著限制,意味著約束。它對強國弱國一視同仁,弱國由於弱,格外需要規矩的保護。要是在這個世界上,強國弱國都打起超限戰,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弱國別說取勝,恐怕連生存都變得不可能。在古代,不少弱國被滅國甚至滅種,原因正在於當時打仗都不講規矩。

上述道理十分簡單,超限戰的作者不會不懂,那麼,他們為什麼還要鼓吹超限戰,而這種荒謬的主張為什麼還有人信奉、有人喝彩呢?這裏有一個沒有公開說出口的假定。超限戰的鼓吹者其實是說,一旦打起仗來,對手在那裏講規矩,「我們」卻早把一切規矩扔到九霄雲外;對手還在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們 」卻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你敢幹的「我們」都敢幹,你不敢幹的「我們」也敢幹,這樣,「我們」就比你們平白地多有了幾樣武器,於是,「我們」就能克敵制勝了。

喬良發表宏論,他說南斯拉夫總統米羅塞維奇當初遭北約空襲時,應該派遣恐怖小組攻擊德國、法國的人口稠密地區。大家知道,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日本飛機一來空襲,老百姓趕快往防空洞裡躲。這次北約空襲南斯拉夫,我們卻看到許多南國市民不但不躲避,反倒挺身而出,手拉手,一排排站在大街上或橋頭上,胸前還貼著靶子的圖樣,擺下肉盾之陣。這是因為北約的空襲規定了只針對軍事目標。科索沃戰爭持續了七十八天,而南國方面死亡的人數並不多。問題是,如果南國政府打起超限戰,公然以恐怖手段對付北約國家的平民,從而激起北約反彈,也如法炮製回敬南斯拉夫,用飛機導彈不但轟炸南國的軍事設施,而且還轟炸南國的居民區和非律枋湔瞎鈉矯癜儺眨酵防錘鑰韉撓質撬?

《超限戰》鼓吹恐怖主義,而且還是國家恐怖主義。這實在愚不可及。我們知道,恐怖主義本來是某些激進的地下反對派的斗爭手段。不錯,有的國家也在別國搞恐怖活動,但那都是在暗中進行,政府自己絕不露面,矢口否認。道理很簡單。因為恐怖活動的特點就是它的隱密性,別人在明處,你在暗處。你能打擊別人,別人卻打擊不著你。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公然聲稱它要在別國從事恐怖活動,那勢必會刺激對方報復,從而使得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平民陷入危險的境地。政府還好辦,因為政府可以重兵保護,只是害苦了一般的平民。簡言之,一個國家要公然對另一個國家採取恐怖活動,公然襲擊別國的平民,那不是等於把自己國家的人民送給別國當人質,當肉票嗎?

有人抱怨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其實,《超限戰》才是妖魔化,是自我妖魔化。一本頂一萬本。《華盛頓郵報》大幅報導《超限戰》一書的出版和暢銷,而人們又都知道,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象《超限戰》這類直接涉及敏感時政的書能夠出版,能夠被炒熱,多半是得到了中共當局的認可以至鼓勵。其結果便是,日後哪裏出現了恐怖活動,只要它看上去對中共當局有利而對它的敵人不利,世人就會懷疑是中共當局所為。如果在下次記者會上,有人問起江澤民中共是否要採用超限戰,我真不知江澤民何言以對。

如前所說,弱國對強國實行超限戰,由於它會刺激對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此是占不到什麼便宜的,反倒可能對弱國更加不利。不過你要用這套邏輯反駁超限戰的鼓吹者,他們未必會理睬你,因為他們心裡想的是,超限戰只有「我們」才最敢打,只有「我們」才最打得起。要打超限戰,你就必須不怕死人,不怕死別國的人,尤其還要不怕死本國的人,不怕死本國的平民百姓。這就顯出「我們」的優越性了,這就顯出專制的優越性了。當年冷戰時,談起核大戰,世人無不色變,唯有毛澤東氣吞山河,說打核戰爭怕什麼,中國有六億人,死一半還有三億呢。似這等豪言壯語,哪個民主國家的總統敢說?這就是超限戰鼓吹者的最後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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