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要把奧林匹克的賭注下在北京身上
 
2001年7月9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亞洲華爾街日報2001年7月4日發表國際評論文章,題爲「莫要把奧林匹克的賭注下在北京身上」。全文譯文如下:

六月二十三日中國當局搞了一次展示盛事,在紫禁城舉辦三大男高音音樂會,以向世界顯示其舉辦奧運已整裝待序。可結果卻適得其反,中國當局向世人展示出爲什麼2008年奧運不應在中國舉行。

當客人們穿著晚禮服來到午門時,法新社記者史蒂芬謝弗在門外攝影,突然間一個象是在抗議的男子被警察抓住了。謝弗先生對著這一幕拍下了一張照片。警察向這個美國攝影師猛撲上去,說他違反了法律。六個警察對他以拳掌相擊,按住他的頭,向一轎車側面猛撞,並試圖把他推進一個面包車裏。最後由於一個高級警官的介入,謝弗先生才得以繼續爲演唱會攝影。

但事情並未就此了結,幾個小時後當謝弗先生離開時,他與之前毆打他的那幾個警察又不期而遇。可以看出早些時候他們由於上級的否決而丟了面子,現在他們把他(謝弗先生) 在人行道上拖拉。當一羣從音樂會散場出來的人圍過來觀看時,警察們說是這個老外污辱了中國,煽起他們對著這個疲憊沮喪的外國記者喊起反洋人的口號,直到謝弗先生向中國人民難堪地道歉才得以放行。

好一箇中國式的承諾。它曾向國際奧委會下保證,如果由北京來承辦2008奧運,它將允許記者對各項盛事作自由的報導。再過九天國際奧委會成員將決定他們是否相信這一個以及許多其它的承諾。他們應當考慮奧林匹克之名將被類似事件所玷污,其結果不是給中國人民帶來初次在國際舞臺上獲得成功的喜悅,而是愈加挑起一個常常是以兇殘爲名的政府與整個世界的衝突。

關於中國人權的記錄以及這個國家是否配得上承辦奧運已經有許多文章發表了觀點。對於那些在北京的獲選資格上舉棋不定的奧委會成員來說,更恰當的考慮點是,這個固來驕橫並且不受法律制約的中國安全力量是否會給奧委會製造大的麻煩。不可否認,中國有能力在2008年到來前建造大型體育場,關閉那些製造污染的工廠,並強迫出租汽車司機學講英文,但是當今的政府怎麼也不能把這個政治軟件調節好,以舉辦一個平平安安的奧運會。

謝弗先生的事件絕非偶然。在北京生活的外國記者常常親眼看到當局是如何控制中國的一般老百姓的。在1992年,澳洲廣播公司的記者託德.卡雷爾被警察打成重傷,致使他的脊椎永久性損傷。還有其他的記者也被毆打。弗米爾. 霍利被用槍托打,尼古拉斯戴瓦被推下公路。警察對記者的跟蹤、騷擾、粗暴對付以及拘留更是家常便飯。只要需要,對警察來說,幾乎任何採訪活動都可構成犯法行爲。這些事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沒有人負任何責任。謝弗先生的事件非同一般,因爲外交部最終承認警察是有一點過火,可是終究沒提到對那些警察的紀律處份。

北京不喜歡記者暴露中國生活的陰暗面,它更加害怕外國人到這個國家來散播自由的觀念。申辦2000奧運會失敗後,爲了展示其舉辦世界性活動的能力,北京同意舉辦1995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但是當這個政府意識到那些激進的非政府組織也要來參加時,它把非政府組織的活動項目移到了離北京40英里以外的小城。許多與會者被迫在泥地裏舉辦活動,在簡陋的宿舍裏憩息,電話和衛生設備短缺。最重要的是,普通中國百姓絕不允許與這些代表接觸。

由於到2008年還有七年之久,很難推測中國將如何處理衆多的遊客、記者,與此同時不可避免的還有支持藏獨者及法輪功學員。當然,這個當局對異見者的態度在過去的七年中沒有什麼改變。如果說有任何改變的話,那就是對法輪功的鎮壓使其保安人員對中國人以及外國人更加兇殘。

反對在中國開奧運會的人援引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爲先例,認爲舉辦這次活動的威望可能助燃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促成一個納粹德國式的,好勇鬥狠的極權國家。支持北京的人則反駁說,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促使南韓由一個軍人獨裁的國家過渡成一個民主的國家。兩種觀點都誇大了中國的現實,因此都未擊中要點。

中國不再是一個極權國家,並且它的國民在日常生活中日趨得到更多的自由。害怕中國燃起民族主義之火併不無道理,但是這個政府仍用提高生活水平爲誘餌來進行控制。誠然,如果它的經濟出現大的滑坡,當局很可能開始更加激烈地煽起民族主義的情緒以期獲得對它的支持。這就是爲什麼與中國開展貿易往來,與每一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未來的希望是經濟的自由會帶來對更多政治上的自由的需求,同時共產黨會認識到允許多元化是唯一生存的道路。

但是我們現在離那個目標還太遠太遠了。這就是爲什麼(用)漢城奧運會來做類推是不恰當的。中國的政府依然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式的獨裁,它會不惜血本地訴諸暴力來保護其權力。最近幾天,它關閉了推進意識形態討論的國內報紙,鎮壓在互聯網上張帖不同觀點的國民。三年前,它給幾個試圖建立一個反對黨的知識分子判了長期徒刑。中國的江澤民遠不及南韓的全斗煥。全斗煥寧願自己下臺也不願失去奧運。如果在奧運之前或期間一旦在領導層中出現有組織的異見者或掀起了勢力之爭,共產黨會毫不猶豫爲了自己的權力而犧牲掉他們。

當國際奧委會考慮是否在中國舉辦奧運會時,它應當想到中國惡劣的人權記錄不僅僅是個抽象的概念。它代表了一個政權。這個政權已經陷入困境而沒有能力改變它的路線。如果指望它哪怕在幾個星期內舉止文明一些的話都是對奧林匹克運動下了一個非常大的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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