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大一箇中國，數十億人衆，保持輿論一律本是件難事，然共產黨做到了，方法也很簡單：一曰殺人、二曰整肅、三曰洗腦。建國之初一個「鎮壓反革命」運動就殺了二百萬的「敵對勢力」，至於「整肅」及「洗腦」則是以後大大小小的運動的目標，因此直至「文革」結束鮮見不同的聲音，整個中國被弄成一種聲音，一個步調，用行話說是「黨的一元化領導」。大大小小的運動可以說已把中國人整得膽小如鼠。

而中國的國民性似乎也並不甘於此，於是有了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民衆公然表現反叛的意志，而這種意志竟然使得當局出現了戲劇性變化，一夥極不得民心的執政集團以政變方式被逮捕法辦，這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政治史上一個鮮見的案例――既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

七六年之後，中國進入了經濟上改革開放的階段，而民衆的自我意識也開始復甦，七八年的民主運動第一次對共產黨集團進行了挑戰，至此之後而興起的已不再是能左右民衆的共產黨的「運動」，而是民衆以各種方式進行的「反叛運動」。這些大大小小的「反叛運動」彙集至八九年來了一個大的爆發，這就是衆所周知的「89民運」；因此89民運只是一個階段性大爆發而已，不是一個偶然突發事件。

89年的六四屠殺及之後的清洗，雖然暫時使民衆保持沉默，但是一種新的叛逆和反抗則在沉默中醞釀和形成，十年之後又以一種新的形式破土而出，這就是98年的政治反對派――中國民主黨的出現，99年法輪功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出擊。這兩個有組織的反對派的出現並非出自偶然，它只是89年無組織反抗的一種延續，是簡單的自然法則導致的一種自然現象，雖然當事者也許並不明白他們所扮演的角色的意義，但它代表了「天意」或自然之意。

「法輪功」之所以表現了頑強的生命力，它的信衆之所以充分表現出了那種「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氣慨，全在於他們秉承了一種冥冥之中的神密力量，這股力量使得中國人恢復悟性、膽量和勇氣，這就是使這個民族幾經死而復甦的力量，我們且把它稱爲「中國精神」。這種精神體現在各個方面，法輪功只是這種精神的一個代表，中國人恢復了自我意識，中國開始甦醒，這就是法輪功事件給我們的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