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血、脑浆在中共铁蹄下飞溅 (图文)
 
雨源
 
2001-6-4
 
【人民报消息】「编者按」中国百姓和世界上善良的人民期待着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中共能给「六四」平反,这就好象善良的东郭先生恳求狼改变它吃人的本性一样,狼能象羊一样改吃青草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就是那个玩意,别忘了流氓是共产党的老祖宗。很多人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去寻找共党,那就大错特错了,共产党的老祖宗是法国巴黎公社,而绝不是中国的封建王朝,大家可千万别糊涂啊!前苏联、俄罗斯、古巴、北韩、北越、柬埔寨红色高棉、原南斯拉夫、原匈牙利、原东德,它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坏种可不是从我们中国生出来的,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可找不出它们啊!有些作者把中共这个坏种算在中华民族老祖宗身上,可是没影儿的事!

我们发现全世界的共产党,不管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是一样的残忍和贪婪,流氓无产者就是靠吸吮百姓的鲜血和骨髓成为暴发户的,僵尸的脑满肠肥的儿子、中国最大的贪官江绵恒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六四」的受害家属要求刽子手给受害者平反,结果呢?连自己都没有了人身自由,你可能想不通,现任的中共当权者中有些并没有参与血腥镇压,为什么不支持平反呢?这就和僵泽民已死,而为了维护整个中共的利益,中共的喉舌天天在那里编瞎话一样。没有了僵泽民, 中共依然残暴;杀死了头狼,群狼仍不会改变吃人的本性。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下一代不再受迫害,只有铲除了刽子手,一切颠倒的历史就自然会颠倒过来。

鲜血、脑浆在中共铁蹄下飞溅

六四”事件已有近12年了,“六四”事件使江泽民们得了益,但更多的人却为它失去了生命。作为亲历“六四”事件的普通学生,血腥惨案的见证人,看到和听到周围的人已经淡忘了此事,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六四”镇压有利于中共统治的国家时,心中特别悲哀。我想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些事实,请大家不要忘记因“六四”而牺牲的普通死难者和那些屠杀他们的中共刽子手们。

六月三日下午,我在围观了西单公共汽车(“六四平暴”镜头中,几个学生端着枪向群众展示)和新华门附近小中巴(里面有很多枪支)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的帐篷里已经没有几个学生了,只是靠广场西侧的一个大帐篷下,还在展出着一些从进城便衣部队那里缴来的菜刀匕首棍棒和绳索等。尽管如此,大家当时仍然只是猜测,军队只是想化装进城,以便躲过市民和学生的阻挠。看起来,军队可能要把学生从广场撵走,清理天安门广场了。所以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决定回校吃饭,晚上再来广场坚守。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广播里传来北京市的通告和一些有关军队要进城的传言。我们几个刚吃了些方便面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后,决定去广场支援那里的学生。然后,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骑着单车,打着大旗,沿着学院路向南骑去。一路上,路旁的市民和学生不断地向我们欢呼,同我们一齐高呼口号,气氛非常热烈,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劫正在向着北京袭来。

我们骑着单车从复兴门上了长安街。这时间正是军车已经开过去了的空隙,我们沿着长安街向东骑行,路上没遇到什么险情。当时的长安街灯光昏暗,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街两旁的临时工地的围墙和薄铁皮门上布满了枪眼。当我们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一辆正燃烧着的装甲车里面的子弹还正在“霹雳啪啦”的爆着。这时候,西面开来了一些军车,我们十几个人马上和周围的人一起躲向了路边,我们十几个人也一下子失去了联系。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时中了一枪。侥幸的是,他当时正半趴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胳膊搭在中间,子弹正巧从他的头下和那个同学的头上,穿过了他的右臂,若子弹或上或下一点,那就肯定会击中他的或另外那个同学的脑袋了。

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小王仍没跑散,待军车过后,我俩开始小心翼翼地步行,沿长安街南侧墙跟儿向东移去,我们的生死经历就从这开始了。

这时军车断断续续地过了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人群又开始聚到了一起,这时的人数已比刚才多了些,大家开始相互攀谈起来。当谈到无人得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时,大家都想冲进广场,去救那里的学生。也不知谁先打的头,我们相互挽起手来,横在长街上组成了一个人墙,然后开始唱着歌(我记得好象是国歌和国际歌等),手挽着手,向东面的天安门广场行进。当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路前方站列的军人人排了。

我们仍然继续高唱着前进,当我们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已能模糊地看到前面的军人排正在平端着枪对着我们。突然,我们看到了正前方辟雳的火光,同时也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前面开枪了,我们的人排一下子倒下了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着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我差一点被他带倒在地。我猜他是中枪了,忙和另一个人把他架起来就往回跑。所幸,军队并没有追赶,最后我们在离军队大概二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军队这时也停止了射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时,的确很多枪都是朝天放的,否则的话我也没命了,但我肯定当时也有不少是平射的,因为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

中弹的人们很快被车推人背地架离了长安街。过了好大一会儿,人们才又聚了起来,这时我们的人又多了一些。我们又开始组成人墙,手挽着手,高唱着歌向天安门方向行进。和上次一样,当我们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我们又被打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只不过,中弹人数远少于第一次的罢了。记得有一次,我旁边的又一个同学中了弹,被我和另一个人架着拖回来。我后来才看清,他的裤子大腿上被打了个黑洞,黑洞里一劲儿地向外冒血。虽然每一次前进,我和小王都是走在头排,但幸运的是,我们俩一直都没被击中。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当行至离军队约有五十米的样子,我们已经能看清对面的军人,他们正平端着枪对着我们,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着,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

后来,我们开始高呼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着呼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呼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着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对并排的坦克后,排着第二对,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对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布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然而坦克并没停下,反而开始向我们开来。这时候,也不知道那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着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了一片人。当时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别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闭眼随着躺在了路中间,心想是死是活随他去吧。我转念一想,要牺牲也得牺牲得壮烈点吧,所以才又睁开了眼。当时我和小王都在第一排,我是头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东面坦克开过来的情形。

坦克对着我们越开越快,马上就要碾到我们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辆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北侧五六米远的人群时,突然一个急煞车,急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的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冲了一下,在离第一个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这时离我还有十几米,也随着第一辆停了下来,接着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紧接着,坦克仓门打开,军人开始向我们和路两旁扔毒气弹。霎时间,黄烟开始弥漫长安街,我和小王几乎随着所有的躺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逃向了路南侧。我跳到路边,顺便往东看了一眼,当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刚才与我们对峙的士兵们,看到我们狼狈鼠窜的样子,正在举枪跳跃欢呼着,我这一生都是不会忘记这批惨无人性的邪恶军人的。

毒气弹象易拉罐大小,当时吸到肚里,只觉得舌干胸闷,直想吐,我和小王开始不住地干咳。这时,我和小王看到一个刚扔到身边的毒气弹,他捂住嘴想检起来扔向坦克,我看着黄烟“噗”地一下涌了出来,小王几乎被掀翻在地。我对他喊了一声“跑吧!”我俩几乎同时开始向西跑去。这时的坦克已经形成正式队形开始向西压。由于路南道窄,毒气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墙,因此,我俩想斜着穿过长安街,沿着中南海院墙往西跑,这样也许会安全些。所以,我俩斜穿长安街向西北跑去。因为路上到处都是黄烟,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俩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为黄烟,我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行驶的坦克上,坦克也差点儿撞到我。

也许我命大,或许是当过运动员跑得快的原因,我终于幸运地斜穿过了长安街,开始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向西跑去。由于这一侧是树木花园,坦克并没压上来,所以跑起来安全多了,只是吸的毒气太多,胸腔无比地难受。当我跑过新华门时,门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们全都倒背着手直直地立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跑过去。我的胸部非常难受,只得蹲在地上吐了一会儿,结果什么也没吐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觉着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壮起胆子往长安街走去。

这时候,长安街上弥漫着的黄烟已经淡了一些,但稍远一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因此谁也说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虽然当时的坦克还在发动着,但轰鸣声已小了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着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当我看到身旁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便哭着同他们商量看是否能把这些尸体抬走,免得被军人抢去消尸灭迹。那几个学生和我一起走到邮电所西面的一个胡同,向一个住户要了一块木板,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钉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一具具地抬尸体。

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着,我们流着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联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着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着木板朝东蹲着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着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象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我们终于把五具尸体抬到了街后的一个胡同里。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检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证件,以免一会儿军人把尸体夺走了,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我们翻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只从一个绿背包里,翻出一个女学生的学生证(女生名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北京XX学院的)。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着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尸体(一个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上。由于害怕大路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着我们沿着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现在的所见所闻。由于五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人。

汽车上了二环路后,人们骑着自行车前后围着小卡车,护送着这辆小卡车行向政法大学,一路上护送的自行车群越聚越多,当我们到达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师生在校门口迎着我们,我们的前后也跟了上千人。当我跳下汽车时,一位教授模样的老人,噙着泪水抱住了我,我就象一个在外受屈的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样,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记得,当时整个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满街都是哭泣声。

最后,一位陌生人,让我搭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学校。当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了,许多同学已在校门口等了一上午,他们多数断定我是肯定回不来了。我们一见面,一下子涌到了一堆。至于后来的尸体存放和展览的事,具体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后来听说,尸体在政法大学的一楼大厅里,停放了好几天,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人目睹了这五个被碾学生的惨状。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个同学小王也已安全地在我之前返回了学校。我们跑散后,他也差点儿被坦克撞倒。当他跑到六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躺在地上还活着的学生,臂膀几乎已经被碾掉了下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惊人的是,他在小王的慌乱搀扶下,竟站了起来,并能坐上一个自行车,扶着自己的那只胳膊逃了出去。六四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个学生的下落。这时他已经永远地失掉了那只胳膊,也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那所大学。

我是流着泪,写完这段回忆的。我由于害怕牵连受迫害,一直沉默着。看到“六四”事件已经十二年了,我想我应该把我亲身经历的“六四”血案的一个角落告诉大家。中共说「六四」没有死一个人是对的,因为死了好多的人。请人民千万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没有人性的中共刽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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