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沒有了,只剩下共產黨
 
 
2001-6-22
 
【人民報訊】目的沒有了,只剩下手段;動力沒有了,只剩下慣性;經濟沒有了,只剩下政治;共產主義沒有了,只剩下共產黨。

朱學勤先生在《訪美五題》中講到,他在波士頓時,房東是中國移民,有一次他問房東:美國到底是什麼?只許說一句話。房東出語不凡:「美國啊……市場是資本主義的,政府是社會主義的。」朱先生拿這話問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楊先生居然也說「他是說美國的福利政策超過國內,此言不虛。」這就是說,就社會福利而言,資本主義的美國巳經比社會主義的中國更社會主義了。

共產主義經濟理想早已不存在

事實上,美國還不是最社會主義的,從英倫到北歐,其福利政策更甚於美國:相反,中國的福利政策不僅是比不上美國,而是根本所剩無幾!公費醫療改革了,福利分房一九九九年截止了,鐵飯碗成了泥飯碗,連「下崗」制度前些時候也巳悄悄取消,國有企業祗保留五百家……所有過去聲稱是體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種種制度,如今已蕩然無存,那麼,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在大陸幾乎是等同的)還剩下什麼呢?

顯而易見,作為經濟理想的共產主義早已不存在,剩下的僅僅是作為政治手段的共產主義--即共產黨。

回溯共產主義思想和運動的早期歷史,可以作一個簡單概括:馬克思提出一個目的,設計了一個指向暴力的社會理想共產主義:而列寧則發明一種手段,締造了一種強制實現理想的制度性暴力。作為共產主義革命先鋒隊的共產黨組織。幾乎從一開始,暴力就已強暴了理想,手段就已經挾持了目的。

英藉匈牙利作家凱斯特勒的著名小說《中午的黑暗》(一九四一年)就是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目的與手段為主題的,作者借小說中人物之囗,一再指出共產主義實踐的根本原則是「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而吉拉斯的《新階級》(一九五六年)則對此問題也有清晰的分析:

「當代共產主義有一項主要特徵,它使共產主義所用的方法和別的政治運動所用方法迥然不同;…它溯源於共產主義者要用一切手段以求促進其理想主義的目。等到目的變為無法實現時,手段也就越來越粗暴…這個新的剝削階級爬上政權的寶座後,打算抬出它的理想主義目的來替非理想主義的手段辯護…黨的代言人喊叫道∶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算不得什麼。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有了社會主義。」對此現實,吉拉斯更作出了也許是至今為止最深刻的批判∶

「有史以來,還沒有過一個理想的目的是用非理性的,不人道的手段達成的,正如歷史上沒有一個自由社會是由奴隸造成的一樣。最能表現目的的實質及其偉大者莫過於用以達到目的的手段。假如必須要用目的來替手段開脫罪惡,那麼一定是這目的在實質上有卑鄙的地方。真正抬高目的,並使一切為目的而作的努力與犧牲有道理的,是手段,是手段的不斷改進以臻完美,合乎人道,與增進自由。」

根據凱斯特勒和吉拉斯的論述,可以作出一這樣的引伸:在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共產主義是目的,共產黨是手段:到了凱斯特勒和吉拉斯的時代,目的和手段卻顛倒過來;共產主義成了手段(通過公有化掠奪財產,然後再私有化中飽私囊),共產黨倒成了目的。不是共產黨為了共產主義而存在,而是共產主義為了共產黨而存在!

紅旗還能打多久?

最後,到了我們的後鄧小平時代,連共產主義這個名義也束之高閣。在經濟上,當今中國與毛澤東時代根本是南轅北轍: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連續性純粹是政治上的。中共仍本能地、機械地勉強維系著一黨獨大的壟斷機制,但實質上僅剩一具極權政治的僵屍,也即哈維爾所稱的「後極權主義」。目的沒有了,祗剩下手段:動力沒有了,祗剩下慣性:經濟沒有了,祗剩下政治:共產主義沒有了,祗剩下共產黨!

當年胡適一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讀些主義》(一九一九年)就結下了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的仇怨,在五十年代中共座莊後更受持續的意識形態批判。不料到如今,世事翻覆,共產黨自己反倒是不談「主義」、祗研究「問題」了:鄧小平早已擱置「姓社」、「姓資」爭論,而現在甚至連鄧小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也巳撇在一旁,中共全力對付的是入世談判、高層腐敗、走私、爆炸案、下崗工人乃至地下教會種種「問題」……「問題」巳窮於應付,又遑論「主義」?

中國共產主義既已有名無實,空有軀殼而喪失靈魂,經濟公有制一去不復返,祗剩下權力私有制,則紅旗又能還打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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