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先生在《訪美五題》中講到，他在波士頓時，房東是中國移民，有一次他問房東：美國到底是甚麼？只許說一句話。房東出語不凡：「美國啊……市場是資本主義的，政府是社會主義的。」朱先生拿這話問着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楊先生居然也說「他是說美國的福利政策超過國內，此言不虛。」這就是說，就社會福利而言，資本主義的美國巳經比社會主義的中國更社會主義了。

共產主義經濟理想早已不存在

事實上，美國還不是最社會主義的，從英倫到北歐，其福利政策更甚於美國：相反，中國的福利政策不僅是比不上美國，而是根本所剩無幾！公費醫療改革了，福利分房一九九九年截止了，鐵飯碗成了泥飯碗，連「下崗」制度前些時候也巳悄悄取消，國有企業祗保留五百家……所有過去聲稱是體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種種制度，如今已蕩然無存，那麼，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在大陸幾乎是等同的）還剩下甚麼呢？

顯而易見，作爲經濟理想的共產主義早已不存在，剩下的僅僅是作爲政治手段的共產主義--即共產黨。

回溯共產主義思想和運動的早期歷史，可以作一個簡單概括：馬克思提出一個目的，設計了一個指向暴力的社會理想共產主義：而列寧則發明一種手段，締造了一種強制實現理想的制度性暴力。作爲共產主義革命先鋒隊的共產黨組織。幾乎從一開始，暴力就已強暴了理想，手段就已經挾持了目的。

英藉匈牙利作家凱斯特勒的着名小說《中午的黑暗》（一九四一年）就是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目的與手段爲主題的，作者借小說中人物之囗，一再指出共產主義實踐的根本原則是「爲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而吉拉斯的《新階級》（一九五六年）則對此問題也有清晰的分析：

「當代共產主義有一項主要特徵，它使共產主義所用的方法和別的政治運動所用方法迥然不同；…它溯源於共產主義者要用一切手段以求促進其理想主義的目。等到目的變爲無法實現時，手段也就越來越粗暴…這個新的剝削階級爬上政權的寶座後，打算擡出它的理想主義目的來替非理想主義的手段辯護…黨的代言人喊叫道∶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算不得甚麼。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有了社會主義。」對此現實，吉拉斯更作出了也許是至今爲止最深刻的批判∶

「有史以來，還沒有過一個理想的目的是用非理性的，不人道的手段達成的，正如歷史上沒有一個自由社會是由奴隸造成的一樣。最能表現目的的實質及其偉大者莫過於用以達到目的的手段。假如必須要用目的來替手段開脫罪惡，那麼一定是這目的在實質上有卑鄙的地方。真正抬高目的，並使一切爲目的而作的努力與犧牲有道理的，是手段，是手段的不斷改進以臻完美，合乎人道，與增進自由。」

根據凱斯特勒和吉拉斯的論述，可以作出一這樣的引伸：在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共產主義是目的，共產黨是手段：到了凱斯特勒和吉拉斯的時代，目的和手段卻顛倒過來；共產主義成了手段（通過公有化掠奪財產，然後再私有化中飽私囊），共產黨倒成了目的。不是共產黨爲了共產主義而存在，而是共產主義爲了共產黨而存在！

紅旗還能打多久？

最後，到了我們的後鄧小平時代，連共產主義這個名義也束之高閣。在經濟上，當今中國與毛澤東時代根本是南轅北轍：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連續性純粹是政治上的。中共仍本能地、機械地勉強維繫着一黨獨大的壠斷機制，但實質上僅剩一具極權政治的殭屍，也即哈維爾所稱的「後極權主義」。目的沒有了，祗剩下手段：動力沒有了，祗剩下慣性：經濟沒有了，祗剩下政治：共產主義沒有了，祗剩下共產黨！

當年胡適一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讀些主義》（一九一九年）就結下了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的仇怨，在五十年代中共座莊後更受持續的意識形態批判。不料到如今，世事翻覆，共產黨自己反倒是不談「主義」、祗研究「問題」了：鄧小平早已擱置「姓社」、「姓資」爭論，而現在甚至連鄧小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也巳撇在一旁，中共全力對付的是入世談判、高層腐敗、走私、爆炸案、下崗工人乃至地下教會種種「問題」……「問題」巳窮於應付，又遑論「主義」？

中國共產主義既已有名無實，空有軀殼而喪失靈魂，經濟公有制一去不復返，祗剩下權力私有制，則紅旗又能還打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