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社論】辯證法的蛻變
 
2001-5-13
 
【人民報消息】辯證法最早是指古希臘時代有關辯論的技巧,辯論在當時被認為是獲取真理的重要途徑。蘇格拉底十分擅長辯論,但是他除了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無知之外,並沒有在辯論中獲得更多的智慧。

文藝復興之後,由於基督教走向衰敗,哲學成為人們探索真理的重要領域,辯證法也有所發展。但是脫離神留下來的教誨,殫精竭慮的哲學思考留給人們的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繁雜無比的學術推理和臆想,辯證法成為形式邏輯和只言片語的真知灼見的混雜,卻與真正的智慧相距甚遠。畢竟,人類的理性是十分有限的。

古老的中國存在著深刻的辯證觀念,例如中醫講究辯證施治,具體病症具體分析。然而,今天大陸中國人所認同的辯證法主要來自西方傳統,與古老中國的智慧並沒有多大關係。

由於傳統文化的喪失,人的心胸和智慧變得狹窄和膚淺。相應地,辯證法的內涵也發生了變異:

第一、從哲學的角度看,事物內部矛盾的兩個方面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係。但是,在中共長期的軍事實踐和政治斗爭中,對立和斗爭一面越來越被強調和誇大,和諧、統一的一面卻受到忽視,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成為解決社會矛盾的主要方法。於是,辯證法事實上成為一種斗爭哲學;

第二、在中共對政治運動和社會矛盾的操控中,辯證法儼然成為權術的代名詞。中共領導人講什麼「引蛇出洞」、「團結大多數,孤立和打擊一小撮」以及其它計謀和策略,陰險狡詐、心狠手毒的黴暗心理貫穿在辯證法的應用中,辯證法成為禍國殃民之術;

第三、在日常的國家管理和社會交往中,人們為了自我保護左右逢源、委曲求全,辯證法成為大小官僚圓滑處事、文過飾非、愚弄民眾、歪曲事實的思維技巧,成為普通百姓逃避矛盾和道義責任、進行詭辯和自我安慰的慣用伎倆,而大陸中國人的善良和真誠卻逐漸消聲匿跡。

儒家的中庸觀念與辯證法有一些連帶關係,但大陸中國人往往把中庸曲解為不分是非地調和矛盾。實際上,儒家講了中庸,也講見義勇為,正直的人們理應從善如流、嫉惡如仇。由於善惡標準的喪失,人們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隨意使用各種招術並極盡圓滑之能事,辯證法蛻變為一種脫離了道德約束的技巧,卻被一些人奉為了不起的智慧。

實際上,古老的中國文化中有很多真正的智慧,並為善良的人們所掌握和運用。古人講「大智若愚」,真正智慧的人並不過份關注表面的「聰明」和什麼手段、技巧,智慧是一個高尚的心靈對人生乃至世界本質規律的深刻體察。我認為,「善惡有報」、「有所失必有所得」、「相生相克」、「物極必反」等才是名副其實的辯證法。

中共的政治實踐對辯證法的敗壞起了很大的作用,依靠權謀進行統治的王朝哪個能夠長久?在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中,無論江澤民如何講究「斗爭策略」、「周密部署」和「輿論引導」,無論它怎麼照搬照抄中共以往禍國殃民的經驗,都是在幹著喪盡天良的壞事。在宇宙法理的制約下,江澤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拼命地自掘墳墓。

心智閉塞的惡人永遠也不會明白這樣的道理:背離良知的「聰明」是人最大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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