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政治艾滋病
 
2001年3月16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别的国家有贪污,中国也有贪污,但贪污和贪污不一样。贪污和腐败是一种政治病。所不同的是,中国目前所得的不是一般的政治病,而是政治艾滋病。

朱容基总理在新加坡谈到远华走私案时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贪污。"这话说得对。这就等于说,任何一个人都会生病。不过,任何人都会生病,但不一定都会得艾滋病。别的国家有贪污,中国也有贪污,但贪污和贪污不一样。贪污和腐败是一种政治病。所不同的是,中国目前所得的不是一般的政治病,而是政治艾滋病。

一、司法腐败:政治免疫功能瘫痪

艾滋病是一种获得性免疫功能缺失征。艾滋病毒攻击的是人体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系统,使其丧失对任何细菌和病毒的防卫功能。人一染上这种病,就是生活在真空里也会致命。即使没有细菌,自身细胞在免疫功能缺失的情况下极易发生癌变。如果一个国家政治机体的免疫细胞也丧失作用,这个国家就可以被诊断为患了政治艾滋病。

谁是国家政治机体的免疫细胞?主要是司法系统和司法人员。记得中国某个领导人曾提出过,司法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说得不错。这就相当于说,艾滋病是最危险的疾病。但是,看到问题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话说了,不等于病除了。如果是艾滋病,药到都不能病除,何况仅仅是话到。最近的情况表明,艾滋病毒已经侵入中国政治机体,司法系统和司法人员腐败的程度和速度都让人心惊。

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从1997年至1999年,中国公安机关已经连续三年被群众评为不正之风最严重的部门。在今年9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工作会议上,公安部长贾春旺公布了全国550名副处级以上腐败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前广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胡忠、原海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路景林,以及受福建远华案牵连的前福建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把这一轮司法腐败浪潮推向新高潮的,是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他因在远华案中的犯罪被判处死刑;甚至有媒体传出,公安部部长贾春旺也自身难保。

二、只涂药膏,治不了艾滋病

别的人也生病,但有痊愈的希望;别的国家也有贪污,但有肃清的希望。如果得了艾滋病,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首先死掉的就是希望。现在世人看到的烟台走私案、山东泰安腐败案、北京陈希同案、湛江走私案、福建远华案,以及最新传出的广东某特区特大走私案,都不过是这种艾滋病开始发作而出现在国家机体上的几块溃疡。接下来当然是日渐衰弱,并且高烧不退。

弄清了病情,就知道,中共目前的"治疗"方法--清查个案,枪毙首犯,就象是一个艾滋病人给身上的溃疡涂药膏那样,是无济于事的。中国老百姓说:中共处级以上干部,论经济犯罪,遇一个杀一个,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必定有漏网的。这么多溃疡,你药膏涂得过来么?

三、"一元化领导"导致"一元化腐败"

这么说,中共政体不是死定了?也未必。比喻总是一条瘸驴,国家并不是个人。只要中共终止和立法、司法权力机关的"不正当关系",不要总是和它们睡在一张床上,不把自己的艾滋病毒传染给它们,司法机关的健康化还是有指望的。我们知道一条"权力腐败"定律: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腐败。中共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拒绝权力分立,其结果自然是"一元化"的腐败,也就是整体腐败,或者说是政治艾滋病。

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就是对权力进行隔离,保护社会免疫系统不被艾滋病毒感染。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腐败了,有司法系统"治疗"。司法系统也必须受监督,否则照样腐败。对司法系统的监督,除了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之外,还有第四种权力--公共舆论。

四、新闻自由是一剂救命药

因此,在司法已经相当腐败的情况下,加强舆论监督,实行新闻自由,是中共自救的不二法门。新闻舆论是司法系统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免疫系统,它的作用可以从反面看出来。今年8月,司法部下属的《法制日报》刊登了一则对山东临沭县的批评报道,结果,此报的当地所有订户没有收到这份报纸,它也从报摊上消失。《南方周末》报道了这件事,题目是《法制失踪以后》。其实不是"法制"失踪以后,而是舆论监督失踪以后。法制早就失踪了。《法制日报》的失踪,证实了舆论对腐败的"药效"。

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看出中共有服这剂良药的意愿。如果《法制日报》刊登的不是一个县的批评报道,而是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报道,那它就不止在一个县失踪了,而是在全国失踪;失踪可能还不只是报纸,还有报社领导人。钳制新闻,可能会救了某些腐败中共官僚,当肯定会毁了整个党。

搁笔前想到丹麦王子的困惑:生存或是死亡,仍然是个问题。但对于中共,更可能是个选择。

原载香港12月20日《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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