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早年在狱中出操时，乘看守不注意，拣了几张地上丢弃的旧报纸，回到单人牢房后小心抚平细读，但见一段血淋淋的新闻赫然入目：“四川一女工工作超负荷，“买班”精疲力竭，昏倒被砸成肉饼。(载解放日报1995年1月8日）
报导说：四川丹心水泥厂生磨车间的电子司秤谢某因丈夫做生意发了大财，不让她再做三班倒的工作，要谢某辞职，但谢某觉得丢掉“铁饭碗”有些可惜，遂想出“卖班”给同岗位的女工赵丹碧，让赵一个人做两班。赵丹碧因家贫无计，为了拿双份工资就爽快地答应了，而厂领导为“保证生产能正常进行”竟未加阻止。
赵丹碧从94年7月14日开始每天连续工作16个小时，且还要操持家务，睡眠仅四、五个小时。到了8月29日，坚持了一个半月连轴转的赵丹碧好容易熬到了下班时间，当她在打扫工作区，准备交班时，因精疲力竭再也支持不住一头裁进了料仓里。前来接班的女工吴某远远见了赶紧拉断电源，然而磨机强大的惯性还是旋转了好几圈，等到机修工赶来拆开磨机机仓，赵丹碧已被活生生的碾成了一团肉饼子。
另一张1995年1月16日“解放日报”登载的“信访问题调查”则称：在“劳动法”公布后的两周内，来信反映企业违法者众多。
文章透露：“在抽查的80家区、县“三资”企业中有4%的生产建设项目无职业安全卫生保障，普陀区则高达80%，其中“一千多职工在有毒或有害物资的环境下劳动。”某机械设备公司的作业现场测定显示：“空气中苯的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81．13倍，甲苯、二甲苯的浓度分别是国家卫生标准的15．24倍和5．65倍”，此外“约有80%的区县三资企业是通过加班加点来完成任务的……青浦县有的三资企业每周工作长达95小时……奉贤县的这类企业大都是早上七时上班，晚上七时下班，有的星期天，休息也用来加班。”
文中还透露：“松江县有一家鞋业公司，职工工作时间为法定的1．5倍─2倍，且这类延长工时的报酬，低于法定加班报酬。”
文章进一步揭露：“有40%的企业”竟“不向职工发劳动防护用品”“接触有毒物质的工人也无营养补贴，”甚于有的企业锅炉的压力表、水位表均无警戒线，直视人命为儿戏。青浦县有两家三资企业均“发生无证驾驶铲车压死职工的事故”
文章最后承认：“职工敢怒不敢言”即使来信举报也“大多不敢具名”，怕遭到“打击报复，开除”的必然下场。另据上海电视传媒“新闻透视”披露：“三资”企业中廉价雇佣童工，加班加点到深更半夜只发一包快餐面为酬的事当时在中国大陆比比皆是。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傲人业绩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沾满了中国工人的鲜血！
当时，在江泽民“严加监管，滴水不漏”的指示下，我在狱警的眼光底下，用其他难友偷偷送给我的一支圆珠笔蕊，裹上牙膏皮在旧信封的反面写了一篇杂文“中国工人的权利”，并通过各种管道送至海外，故原稿至今仍保存在我手中。
在这篇狱中旧作中我抨击了中共当局为了政治野心和权力斗争的需要将中国的工人送上“阶级”的祭坛，从“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圣战者到“三反、五反”时“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排头兵；“我们工人要说话”的反右大军到“捐献飞机大炮”的苦行僧；从“增产节约，技术改造的”啃骨头蚂蚁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唱诗班；从“批判党内走资派”的造反队到“文攻武卫”的急先锋；从“一月风暴”的夺权者到“占领上层建筑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领头羊到“下岗工人”、“盲流”、“打工仔”和“打工妹”……
中国的工人五十多年来受尽了自称为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欺骗和愚弄，榨干了几代人的血汗，然中国工人的权利至今仍无保障。时间一晃已过去了五年多，我96年出狱后被中共警方押上飞机流亡来美至今，而中国工人的处境不但未见改善反日趋恶化。
中国大部份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幌子下，长期累积的资金已被掏空。就在占全国人口不到1%的人把种种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的同时，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至于夫妻双双“下岗”的则更陷于全家生活无着的悲惨景地。
为此全国各地都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示威和集体请愿事件，各种黑社会组织和犯罪集团也迅速膨胀，社会治安进一步恶化。中国的退休工人在年迈或因工伤病残丧失劳动能力后即被视作企业的包袱，他们的医药费用常被企业拖欠而得不到报销，有些生癌症的危重病人的医药费已积欠到几乎倾家荡产的地步。
国有企业的工人生活如此糟糕，而那些在改革开放后的私营企业工作的工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据广东最近一项涉及一百另五家私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工人被克扣工资的情况非常严重，仅今年上半年就有约两万多名职工被老板拖欠或克扣工资，累计数额达四千多万元。由于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也没有任何地方能去讨回公道。
本文原题为「中国工人的“权利”（续）」，节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