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理性的語言來說，江澤民時代，是一個既在贖罪，又在犯罪的時代。產生於1989年的江澤民政權是一個有「原罪」的政權，它的原罪既有毛澤東時代的遺產，也有鄧小平時代的遺產。毛的遺產且不論，鄧的遺產當然是六四。如果說六四是當局的一樁罪，江政權就產生於這樁罪。沒有六四，就不會有江政權。因此，江必須替鄧也替他本人「贖罪」，否則，政權不穩。六四後，經濟政策進一步放寬，工資漲了，假日長了，有的玩了，有的貪了……但同時，江政權又絕不能認罪，認罪，就可能丟掉權力。因此，它必須犯新罪，掩舊罪：實行軍警統治，逮捕異見人士，迫害宗教信仰，帶頭結黨營私……

江澤民時代，也是一個既有殭屍還魂，也有新桃換舊符的時代。江澤民時代的明顯特徵之一是拖延舊時代的滅亡，大肆復活了文革的陰魂，那就是「運動」和「造神」。搞「三講」是運動，樹「核心」是造神。所謂「三個代表」的提出是「新桃換舊符」。殭屍還魂是爲了鞏固他在位時的政治權威，新桃換舊符是爲了樹立他退位後的思想領袖地位。所以，江澤民時代是一個陪葬的時代，是還魂不成，與殭屍同歸於盡的時代。

江澤民時代是一個政治表演平庸的時代。在今天的中國，政治表演是政治家個性的展現。也就是說，政治平庸歸咎於個人。在政治上坐失良機，鄧小平時代發動的政治改革機器，已經空轉了10多年。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江時代是想出風頭，又自取其辱的時代。「暴發戶心態」是這個時代的典型政治心理特徵，在國內表現爲權力使用上的爲所欲爲；在國際上表現爲自不量力地與美國爭霸。結果是使館被炸；做了美國間諜飛機的旅館，對方又拒絕付足額房費。可圈可點的倒是江政權的惱羞不成怒，硬不起來，卻軟得下去，避免了中美關係進入新冷戰時期。

江澤民時代是一個強權愚民，理性精神空前敗落的時代。一方面，表面上中國簽署了世界人權公約，進入了WTO，作出了彷彿與世界接軌的積極姿態；另一方面，其對新聞宣傳，包括互聯網的嚴厲鉗制，對異己、對宗教、對百姓罷工、遊行、上訪的強力殘暴的大面積鎮壓，對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片面愚民煽動，可以說是登峯造極，使中國處於表面上歌舞生平，背後卻充滿恐怖肅殺的法制人權自由大倒退的時代。國民意識變成了與世界人文精神格格不入的病態，這在911事件中就有充分表現。這種對內對外各行一套的無賴嘴臉，是無才無德的江澤民欲與偉人勢比高的小人政治的一大特色。

江澤民時代還是一個經濟增長，而作用在政治體制、社會層面上蓄積已久的矛盾危機空前激化的時代。經濟表現是經濟體制運行的結果，經濟業績要歸功於前10年的改革之花，開始結果。但是隨之而來的上行下效的貪污腐敗、貧富分化、私慾物慾大行其道、道德淪喪、官黑合流，從沒有如此惡化，互相交織，民怨沸騰。而以「穩定壓倒一切」的不惜代價的野蠻壓制使社會就象火山口一樣，天災人禍不斷，隨時都可能爆發。

一言以蔽之，江澤民時代就是一個禍國殃民的時代。由於獨裁極權的還魂而導致的各方面的倒退使中國與世界潮流越來越遠，只剩下一塊渲染國內形勢一片大好，國力與國際形象空前提高的遮羞布愚弄着百姓，而這才是最危險的，這塊布正在變得越來越薄，越來越透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