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或许永远也找不到的答案 --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
 
2001-1-8
 
【人民报讯】中国农业部部长陈耀邦日前在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声称,中国农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事实吗?香港凤凰周刊最近推出关于中国农民因人口问题而带来的贫困和落后的专稿,提出了很多令人深思的问题。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你如果要体会什么是沮丧,你就在春节前后到北京或广州的火车站去看看。一张张怆惶的脸在人群中涌动。你这时才知道了一个民族的伤口在哪里。”刚分到国家计生委的研究生小M对几位作家这样描述。他工作的国家计生委在二十年中使中国少生了5个亿,这个数字推迟了灾难降临中国大陆。但他们要忍受很多来自国际上的谴责(针对堕胎、罚款、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国内的不理解、甚至基层工作人员被暴力侵害。而且这个单位一直被忽视…… 人口灾难是否会降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未来一个世纪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比环境、腐败、经济、教育更严峻)是人口问题。         

     大陆老农穷贫到极点却不忘生孩子

“你猜我们家的保姆家里有几个小孩,你保准猜不着,她兄弟姐妹9个。”女作家项小米对我叹道:“太可怕了!他们陕西那什么县,普遍如此,都是七八个孩子。没活干,没田种,树全砍秃了,地慢慢变成沙漠,这些人要吃饭,就都跑到城里。把城里弄的脏乱差,犯罪率激升。就冲这我也要把我女儿送到美国……”

记者在近一两年中发现,这种一家生五六个、七八个的现象在大陆许多地方相当普遍。计划生育的国策,各地执行是很弹性的,有的地方甚至变成干部敛钱的工具,你不是要生吗?拿钱来。

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成为汪洋大海中的城市孤岛的一块招牌。

记者几年前到国家贫困县山西大宁采访扶贫款被贪污案时,曾到一个家徒四壁的山民家里走访,这家主人,一个四五十岁的低矮老农,连遭不幸,不仅被干部用他的名字领扶贫款,却分文没给他,最小的男孩子还被山草中的蛇咬伤,性命垂危。当我们走进他山坳中的窑洞时,他哭了起来,我们力所能及地给了他一点资助,他扑通跪在地上以表感激。当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时,我们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八个。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多年来计划生育大好形势的宣传,使我们觉得农村最多能生两个,即使那些一味抗法、被扒屋毁灶的人,也只能有三到四个孩子。而八个是什么数字 ?那是比1949年前还多的一个数字。也可能这些家庭比起1949年前,住房改善不大、食物够吃了但质量没好多少,但抗生素等类药品的普及确实使死婴现象少多了。1949年以前,一个农民家庭也能生很多孩子,但最终成活的只有一半强。所以虽然现在有计划生育的约束,农村人口还是猛增。

记者到陕西靖边采访时,发现那里的农民虽然被各种杂税弄得苦不堪言,而且土地日益干旱和荒漠化,生活很艰难,同样也生很多孩子。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是很普通的,甚至是数量最少的。  

一位女记者在山西大宁县一个很穷的山村金疙瘩村采访时,发现那里农民平均六个孩子。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告诉她,她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有人指着另一个红衣女孩说 :“这孩子的父亲弟兄三个,每个都有六个孩子。”女记者了解到,金疙瘩村几乎没有三胎的,大多是五、六胎,最多的一家七胎,且大部分家中有二、三个男孩。

在连吃水都困难的地方,却要生那么多的孩子,他们一起向大地索要,于是大地更加贫困和病态。

贫穷、愚昧、受欺压,生孩子,这四者是紧密相联的。

     农村干部享有生育特权?

在贫困地区踯躅,发现干部也普遍违背计划生育,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印象中他们都是因别人多生孩子而扒人屋的主。

大宁县金疙瘩村原大队主任孙新德今年刚满40岁,却有六个孩子。他对记者说,现在的新主任还七个哩……

就是这个村,竟然还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村,匪夷所思!同时还是小康村,实际99年人均年收入连500元都没达到。

对金疙瘩村的计生现状,榆村乡党委书记张永华对记者说,金疙瘩村的实际人口为196,而上报人数为110,有户口的140多,其余都是来自河南、山东的流民。因为那里的计划生育抓得紧,所以他们就跑到这儿来了。“流动人口又不迁入户口,我们这儿计生工作是按当地人口、按户口进行的。外来人口不好管,也管不了。”(自己辖下的每家平均六七个,比外来人口孩子还多,反而赖外来人口不好管) 记者所接触的县里干部中,没有一家是一胎的,而乡镇干部大都在三胎以上。

记者见到现在还在山西大宁、且与当地农民结了婚的北京女知青王萍。她只有两个孩子,这在当地子女众多的家庭中显得颇为显眼。她告诉记者,他们太德乡的乡干部普遍都是四个孩子。

干部如此,可想而知一向视孩如命的百姓。各种现象表明,在中国许多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已经接近崩溃。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

像一切统计数字都值得怀疑一样,人口数字也被人怀疑。许多中国主流阶层的人断定,中国现有人口不是12亿,也不是13亿,应该早突破14亿而到了15亿了。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中国的人口统计数字到底准确吗?这几年来一直争论很大。

“可以肯定地说它不准确!”一个在国内做过多年统计工作的朋友断言:“人口统计虽说是全社会的事,实际牵头与具体操作者还是各地的统计局。统计数据失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我曾经在统计局工作过6年,93年的第一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94年的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95年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我都参加了,而且是主要审查者,各种普查汇总数据都是我上报。我在统计局的同事和我都深有同感:有时上报数据简直有犯罪的感觉,弄虚作假,欺骗国家,但各级领导为了政绩,玩弄统计数据于股掌之中,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比如我县历年的农业统计报表中的牲畜存栏头数是32万只,而根据各乡上报的普查数据(已经有水分了)全县只有25万只,最终经过各级领导授意,我县上报的普查数据是近31万只。工业普查失真更不用说了。”

这位朋友说,人口普查虽然他没参与过,但估计误差会非常大,比实际数据要小许多,因为数据太大,说明你这个地区计划生育工作没有搞好,如果与历年统计年报出入太大,领导肯定要“一票否决”。他庆幸自己调出了统计局,不用“犯罪”了。君不知,各地提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靠什么发展,就是靠统计,扶贫成绩也全是靠统计数据。“所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我从来不当真,因为他们公布的主要数据是根据我们各地报上去的测算出来的。”   

任何统计对中国这样的国家都很难准确的,特别是人口统计。目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查漏补缺工作已接近尾声。四川《蜀报》报道,11月底以来,他们的记者连日来对成都市二环路周边3个组26家独家小院进行抽查后,发现26家独家小院的248人竟然86人躲过了这次人口普查,这86人均是外来人口。

记者抽查的这3个组分别是成华区保和乡东桂村2组、圣灯乡跳蹬河1组以及金牛区保照村4组。这些地方的148名外来人员中竟有86人躲过了这次人口普查,占外来人口一半以上。他们为什么要躲避人口普查?

原来他们都没有办理暂住证,一则怕登记后,派出所根据这个线索来清查暂住地。二则有时是公安人员配合调查员夜间普查,这些暂住人员担心被查出,便躲开普查员。

这些外来户躲避普查,一般由房东作掩护。房东面对普查人员,只登记已加人或少登外来人员。当然,一些没办暂住证的外来人员一旦知道自己所在区域的普查时间,就四处游走或外出散步。

11月以来,许多媒体报道湖南人口普查“漏登千万人”。为此,《人民日报》发文说,之所以有种种误传,之所以“摸底”数据偏低,是因为“湖南外出务工人员600万人,根据《普查办法》规定,这不属于湖南登记范围。二是少数基层干部对人口普查政策理解不透,不愿意据实上报,此外,个别地方也确实存在人为干扰人口普查的现象,如在普查期间,对外来流动人口收取治安费、暂住费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前期摸底工作… …”

湖南并不是人口大省,竟还有一千万的数字争论,其他省份可想而知。

似乎整个民族都为人口数字捏着一把汗。一位大学生这样说。人口普查本身是件好事 ,只是担心最后数字会太惊人。

     传统文化与“黄祸”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文化造成了现在的人口状况。中国乡村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是很激烈的,在那里没有永久的朋友和亲人,却有永久的仇人。为了一条田埂,几尺的宅地,几根秧苗……远亲近邻可以大打出手。而在那死水一潭的地方,各种关系恒久难变,结下仇梁就是一辈子的事。

因为没有公正法律的制衡和宗教力量的发泄和抚慰,很容易形成强势就是公理的局面 。所以家族鼎盛者“不吃亏”。亲人构成了战斗的一方,但“亲”是有远近之分的,远亲之所以可能成为仇敌,就是因为亲得还不够,最亲者何人,儿子。但有了儿子,数量不多也不行,儿子少的要被儿子多的欺,这是铁定的。什么也不如这样的场面解气,与村中人发生冲突了,呼啦啦从屋里钻出兄弟七八个,条条是汉子,看南邻北舍,谁人不惧?

中国农村中最难缠的宗族说白了就是儿子势力,儿子最多的那个,老了就能当宗族头领。

扩而广之,千年大国曾经朝代更迭,小国分立,一个国凭什么立足?就是要兵多将广,因而辖下要百姓众多。毛泽东当时为什么批马寅初,并不是因为他与马尔萨斯有牵连,因而违背了革命导师的教导,毛泽东向来很灵活,并不特别在意某些有实用价值的观点与圣哲有抵触。其深层原因是因为马寅初破坏了他心中的宏图伟略,这是与古来有作为的领袖相似的意图,即物阜民丰,人烟稠密,军队因而有用之不尽的子弟。这是缺枪少药的大陆革命者与包围他们的帝国主义和各种势力抗争、即“以绝对优势打歼灭战”的根本。

时代变迁,现在的经济腾飞和军事的决胜早已不靠人力,人口过剩反而成了停滞一个国家的最大力量。

据大陆有关部门统计,80年代,大陆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1.5亿,约占笔迸┐迦丝诘模玻埃ィ搅耍梗澳甏捎诟乇徽加靡约吧衬┐迨S嗬投咏骋冢庑┤耸古┮瞪式咏闵踔廖海泳缌伺┐宓钠独ё纯觥?p>90年代初期以后,这些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在中国各城市间寻求就业,有些人到处游荡,成为城镇混乱、犯罪和黑社会的基础。这是未来中国能否保住改革成果的最令人心悸的隐患。

目前农村人口的状况,很可能使国家到2020年把人口限制在15亿这个最高点的民族大策落空。 除了以上几点,北京的学者还特别担心,农村人口的无节制增长,将降低中国人口的平均素质。他们的担忧是因为:农村中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可以无限制地生,而城市知识分子、教授、学者、专家这些高智商群落却被严格限定只能生一个,长此以往,一小部分给中华民族添彩的高素质者将被淹没在低素质的汪洋大海中。

摘自(大纪元)(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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