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讯】去年圣诞节在河南洛阳发生烧死三百多人的大火同当局处理的手法,使我从一千七百年前的“洛阳纸贵”想到如今中国人命的低贱。 洛阳是中国的故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就是洛阳,史称东 周;东汉、三国时候的魏,后来的西晋、隋朝,以至五代十国的若干王朝, 都以此为首都。作为政治经济中心,也就有它辉煌文化的时期。例如中国最早佛寺的白马寺,而魏晋时期的人文荟萃更是脍炙人口。西晋时期左思的《三都赋》写成,买纸传抄者众,产生了“洛阳纸贵”的成语,歌颂三都之一的《魏都赋》就是洛阳。

城市有兴衰,风水轮流转势在难免;古都走上现代化,出现卡拉OK也不必大惊小怪,然而一千七百年下来,河南变得很穷,大跃进时信阳地区就饿死百万人,统治者的观念没有进步反而倒退,这种沦落才是可悲而且可恨。左思在序言中说过,“美物者归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而被中共以无本无实假大空概念美之赞之的社会主义独裁制度根本就是一个糟践人命的制度,从洛阳大火事件中再一次得到证明。

追本究实,在人权问题上,事件至少说明以下几点:

一,官商勾结,无视安全。东都歌舞厅无证营业八年,九七年曾因为消 防实施不及格而被吊销执照,但仍可以“好厅我自为之”,必然是官商勾结的结果。而其中之商,除了台湾商人之外,据说还有当地某高干之女,那岂是官商勾结,实际上是亦官亦商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对特权阶层的优越 性。

二,孤身认尸,没有人性。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任何伤亡事件中必须搞清楚的最重要事情。但当局对已经难以辨认的尸首却只允许一位家属去辨认,不要说一个人难以辨认,为什么不允许多人去辨认以便在最伤痛的时刻可以相互扶持和免生意外呢?当局还不许召开追悼会,是怕向他们追讨血债?可见当政者的冷血和心虚。家属愤而示威,完全可以理解,更是抗议这些贪官污吏的必要行动。

三,死亡人数,尽量减少。虽然当局公布了死亡309人的数字,但是从当地传媒所透露的,除了有294具尸体已被家属认出外,尚有一百多张的尸体照片没有被人认出,因此真实死亡人数可能有四百人左右。不久前广东东 莞塌楼事件当局草草收兵不去救援,就是担心挖出的尸体越来越多使意外事件“级数”升高而影响有关官员的乌纱帽和增多赔偿数字。其中最容易瞒去的死亡人数是外来民工,因为他们在当地没有家属,有的还同家乡没有联系,因此没有人追究。他们的命比城里人更贱。

四,监控传媒,掩盖真相。事件发生后引起国内外关注,三百名中外记者云集洛阳,当局唯恐真相外露,所以进行监控,但是由于外来记者太多, 当局在手法上还比较客气,避免出丑,但是还有两名香港记者和一名外籍记者被扣留告诫,或找去“友好谈话”。而内地记者则没有被“优待”,他们被肆意搜身,胶卷被曝光,记事簿被抢走。记者的人权内外有别。受难者家属愿意接受境外记者的采访而责国内记者“官腔”。其实不能全怪记者,专制体制使然。而新闻自由乃是人民防止独裁政权一手遮天的基本权利,但在中国,传媒不是监督政府,而是被政府监控,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不结束独裁制度,情况不可能改变。

五,害怕群众,担心丢官。国家干部号称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但大火发生后,市政府领导干部逃避群众唯恐不及。他们开始对受难家属的不满采取冷漠态度,甚至企图镇压;在理亏的情况下又处处逃避群众;只有受难家属进逼到他们面前时才硬着头皮表态承担责任,然后才出声道歉。而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表示,他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作检查。为什么他们不是向人民作检查而是向上级作检查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是中共,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所以只需向江泽民负责而不必向人民负责。在江泽民表示“震怒”后,他们担心丢官才向他作检查,而死难家属的哀号、游行并不能使他们“沉痛”。对比西方国家官员和台湾民选总统对遇难家属的道歉,在新的世纪是该把中共的独裁政权送上西天了。

六,江泽民是灾难源头。香港《明报》就这次大火发表社评《扑灭人祸大火,惟靠铲除贪官》(但在每天转载香港《明报》社评的纽约《明报》却找不到这篇社评),这是对发生在大陆多起大火案总结出来的教训。江泽民日前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表示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草菅人命的是贪官,贪官的源头就是江泽民。之所以这样说,不但江泽民是一党专政下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而且是担任了十一年半的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