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才能討得公道

　　禍從天降

　　1997年4月10日凌晨兩點，在這個極平常的深夜，18歲的席友軍卻因飛來的橫禍，毀了一生。雖然他如今再也不能用語言向人們哭訴那晚受到的傷害和三年多來的痛苦，但他那尚存活的部分大腦細胞，還是記錄下這一切：

　　1997年4月10日凌晨，位於烏魯木齊火車北站地區的某物資中專校園內，7名94級成人財會班的學生乘着夜色，衝開96級成人財會班一間宿舍的房門，手持木棍、鐵棒毆打與他們有些糾紛的學生。一名叫肖凱文的94級學生，掄起鐵棒砸向坐在靠門邊床上的席友軍頭部。

　　肖凱文等人前來尋釁是爲了一名女同學而爭風吃醋來教訓該宿舍一學生的。但此事與席友軍及同宿舍的其他學生毫無關係。

　　據同宿舍的學生向公安部門的證詞材料：他們見席友軍昏倒在地後，就立即報告學校領導。校長崔某與校黨委書記周某，聞訊後迅速趕到現場。因席友軍的傷勢很重，同學們要求校領導儘快將席送醫院搶救，校領導卻讓同學們自己想辦法。

　　無奈之下，幾個傷勢較輕的同學，只好攙扶着已言語不清、站立不穩的席友軍到馬路邊攔車。由於校址偏僻，後半夜攔不上出租車，偶爾馳過的車輛見是送傷員也沒停下。天冷風大，爲怕席友軍傷口受風，同學們只得把他扶回宿舍。見席情況越來越不好，無助的學生再次向校領導求援。一名領導回答：「現在我們也沒辦法，等一夜看看，明早再去醫院。」

　　爲怕席友軍出現意外，同學們一直守在他的床邊。熬到早晨八時左右，席友軍已是全身抽搐，肌體僵硬。同學們再次向校領導報告。校長崔某不肯來，書記周某雖答應了，卻也遲遲未到。同學們請求在場的一位姓陳的女教師，能否先向學校借些錢。陳老師急急忙忙地跑了一趟後告訴學生：「周書記說沒錢，出納也不在。」七八個同學只得自己東拼西湊了一千二百多元錢。一位姓謝的老師聞訊趕來，見席傷情嚴重，立即催促大家不能再耽誤了。

　　在謝老師的幫助下，席友軍被送到最近的烏魯木齊鐵路中心醫院。醫生見狀就責問：「昨晚受的傷，爲什麼現在才送來？」老師和同學們懇求醫生，無論如何得救活席友軍。鐵路醫院立即組織最好的醫生進行手術，取出了被打碎的頭骨，清除了腦內的淤血，切開了喉管……經過六七個小時的搶救，席友軍仍未脫離危險。

　　一名同學主動給遠在250公里外的席家打了電話，席友軍父母火速趕到鐵路醫院。負責搶救的腦外科主任醫生，告訴席的父母和當時也在場的崔校長：「席友軍仍處於昏迷之中，隨時可能死亡。因爲顱內出血壓迫腦神經過久，致大腦損傷。即使救活了，也可能成爲植物人或終身殘疾。」

　　幾多

　　思索

　　抓不到行兇人肖凱文，此案就永遠如此擱淺了嗎？

　　席德樹夫婦認爲，在整個事件發生以來，物資學校、北站派出所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席友軍不會到如今這種傷殘程度。

　　第一，雖然當事人都是年滿18歲的有民事能力的成年人，但物資學校是住宿制，學校有管理不嚴、不善的責任。

　　第二，事發後，學校理應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而校領導不但不迅速報案，反而阻攔學生報案。

　　第三，席友軍被打受重傷後，學校竟然以種種藉口，沒立即將席送醫院搶救，耽誤了搶救時間，導致席的大腦淤血長時間壓迫腦神經，以致造成右肢體偏癱、右眼失明等許多嚴重後果。根據鐵路醫院醫生的介紹，如果當時能立即送來搶救，排除掉腦內淤血，席友軍傷害後果不至於如此嚴重。

　　第四，北站派出所在學生報案，並已基本確定肖凱文就是造成席友軍重傷的直接行兇者後，就應該迅速採取相應強制措施，根本不應該在無正規手續、非正常途徑的情況下，違法使犯罪嫌疑人在其母親「擔保」後帶走。

　　第五，肖凱文母親擔保過完節後即送兒子回派出所，但卻使其逃跑，是否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呢？

　　據悉，在上訪3年毫無結果的情況下，席德樹夫婦已借錢請了律師，準備起訴物資學校及北站派出所。他們認爲，在整個事件的一些主要環節上，學校和派出所方面「不是不能爲，而是不爲」。

　　本報將對此案的進展予以關注，並作出後續報道。

　　報案前後

　　據多名學生證明，席友軍重傷當時，同學們就要求校領導報案。但一名校領導以由學校自己處理爲由，不準學生報案。

　　4月10日上午，趙煒等3名同學到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北站派出所報案。派出所指導員以報案材料不全爲由，讓同學們回去重寫。可等同學們按要求重新寫好材料欲送派出所時，崔校長等人稱，他們已經報過案了，並要走了趙煒等人寫好的材料。焦急的同學們一直等到下午，也沒見派出所來人，就去向校長要材料自己再去派出所報案，卻被校長轟了出來。學生們另拿了一份材料第二次到派出所報案時，指導員告訴學生，學校根本就沒報過案。

　　拿到病危通知書的席友軍父母，見北站派出所遲遲沒來人調查，就於4月14日上午親自去派出所催問，派出所指導員答應當日下午到學校調查，但到晚上仍沒見警察去學校。

　　4月15日，對北站派出所失去信任的席友軍父母，只得到北站派出所的上級部門烏市新市區公安分局報案。在分局的催促下，北站派出所才開始查案。

　　幾天後，席友軍父母再到派出所查問，派出所領導卻說：「弄不清楚到底是誰打傷了席友軍，此事不好處理。」見派出所如此搪塞推諉，憤怒的父母表示，要將席友軍抬到派出所來。此時，負責辦理此案的指導員才說：「人的確是肖凱文打的，但肖凱文已經被他母親領走了。」

　　後來得知，肖凱文是4月18日被其在兵團公安局工作的母親用一張《擔保書》領走的。條子上寫着「因過節(記者注：新疆各單位都過穆斯林的古爾邦節)我把兒子肖凱文領回家，星期天(記者注：即4月20日)上午送回所裏。」這份寫在新市區公安分局詢問筆錄用箋的《擔保書》上，沒有公安部門的籤批文字。當然，在整個案卷中，也查不到有權批准取保候審的新市區公安分局正規的同意取保的手續。

　　1997年4月18日，新市區公安分局的法醫很快作出了鑑定結論：席友軍的傷情爲重傷。但肖母寫在白紙上的「擔保」，已成爲「空頭支票」，打人致殘的主兇肖凱文被領回家後，至今不知去向。

　　苦盼公道

　　經過鐵路醫院的精心搶救和醫治，1997年5月，昏迷了一個月的席友軍奇蹟般地甦醒了。7月19日，住院99天的席友軍在耗費掉七萬多元醫療費後(其中有31000元，是學校以扣發參與打人的幾名94級學生的《畢業證》，每人交幾千元湊的錢)，帶着嚴重顱腦損傷、右側肢體偏癱、右眼視神經萎縮伴失明等多種後遺症狀，痛苦地回到奎屯市家中。

　　席友軍的父親席德樹所在單位效益不好，他每月只有四百多元工資。過去靠在夏天擺個賣涼面小攤的母親張月華，3年來，爲照料大小便失禁、無法獨自行走的兒子，也只好放棄了原本可以貼補些家用的小生意。

　　1997年7月出院時，醫院叮囑半年後去做顱骨缺損修補手術。由於沒錢，此手術至今未能實施。住院費及兩年來的就醫買藥開支，使原本就很貧困的家庭，更是跌入苦難的深淵。

　　爲了給兒子討回公道，讓行兇者早日受到懲辦，也爲了能得到無故受傷害的賠償，3年來，席德樹夫婦一次又一次地跑到250公里外的烏魯木齊上訪。

　　找學校，學校說：「肖凱文早就讓派出所抓走了，找我們沒用。」

　　找派出所，派出所告知：「肖凱文母親把他領走了，我們抓不到人，沒辦法結案。況且，案子已移交給分局了。」

　　找物資學校的上級機關，上級機關說：「這是刑事案件，此事應由市公安局管。」

　　找新市區公安分局，分局說：「肖的父母不配合，不提供肖的隱藏地點。我們雖已盡力捉拿兇手，但人沒抓住，事情就不好處理。」

　　找肖的父母，他們說：「誰說我們兒子打人了，你不是告到上面去了嗎？他人跑了，找我們要醫療費，沒有！」

　　……

　　張月華爲兒子的不幸流乾了眼淚。一次，她從烏魯木齊上訪回去時，身上的錢只夠買張離家還有100公里的石河子市的火車票。列車員查票時，要趕她下車。她哭着將有關上訪材料給列車員看。那個富有同情心的列車員自己出錢爲她補足了到奎屯的車票。一天中午，爲等着見烏魯木齊市公安局的一位領導，沒錢的她就買了一個幹餅子充飢。市局一個老門衛見她可憐，就倒了一杯開水給她喝。接過開水後，張月華失聲痛哭……

　　席德樹夫婦的不停上訪，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時任新疆建設兵團司令員張文嶽、兵團主管政法的副司令康克儉都曾作出批示，兵團信訪局也曾作過專項調查。但因此案屬於公訴的刑事案件，且主犯未歸案，而不能移交檢察院起訴。而傷殘補償也只能在提交審判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才能解決。又因此案屬市公安局管轄，兵團有關方面覺得無能爲力。

　　市公安局主管刑偵的張海副局長曾嚴厲地批示，令新市區公安分局從速破案，新市區公安分局也曾多次設法緝拿兇手歸案。但由於種種原因，兇犯至今未能歸案，席德樹夫婦仍在悽慘地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