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改革媒体烈士”
 
朱健国
 
2000-9-20
 
【人民报讯】2000年8月,是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日,也是广东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日。用什么方式表示对这个伟大纪念日的纪念呢?有人想出了一种独特方式──深切悼念岭南“改革媒体烈士”:没有一些前仆后继的“改革媒体”,哪有今天生机勃勃的广东?5月23日,我收到一个“特快专递”,里面是一本414页的新书《媒体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封面三行黑体字声称: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开披露新闻界鲜为人知的竞争内幕和新闻界大腕们的精彩故事,第一部非专家非理论非总结形态对新闻界发生的人和事的一个观察性记述,第一部描述中国新闻变革十年历史纪实性作品。”

但是我读了之后,发现上述口号并不贴切准确,要说《媒体中国》的真正特色,其实是一篇嘻笑怒骂皆成哀悼的悼词──沉痛悼念中国已死或将死的改革媒体。如果要更准确一点说,该书主要是在悼念岭南“改革媒体烈士”:全书虽然号称《媒体中国》,虽然也说到了北京、武汉、成都的一些媒体内幕,但真正的主体,还是在岭南,也就是广东的媒体。这既因为作者刘勇近十年来始终是广州的报人(先在《粤港信息日报》,后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更由于近十年来,广东始终是中国新闻改革的前沿阵地和先锋前驱,已经牺牲或将牺牲的知名改革媒体,大都在岭南一带。让我们看看《媒体中国》披露的近十年来死去的“改革媒体烈士”名单──

深圳《深圳青年报》──生于1985年,殁于1988年夏,共青团深圳市委主办。死因是发表了《我赞成邓小平退休》等“出格”文章。

深圳《蛇口通讯报》──生于1985年1月,殁于1989年夏,蛇口招商局主办,总编辑韩耀根;蛇口工业区主办,曾以大胆批评蛇口“一把手”袁庚而著名,死因是“春夏之交”风波带来的“整顿”。

广州《现代人报》──生于1986年,殁于1994年,广东省图书进出口公司主办,总编辑易征;曾和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北京的《新观察》一起号称“中国民间的两报一刊”。死因是《现代人报》“违反新闻纪律”,竟然与境外媒体合资办报──与香港《明报》合资办报。

深圳《深星时报》──生于1994年,殁于1998年,《深圳特区报》与香港《星岛日报》合办,是大陆唯一一家获得官方日报认可的中外合资传媒。死因为发行量太小,经营不善。

深圳《投资导报》“财源周刊”,生于1996年,殁于1999年,《深圳特区报》主办。“财源”以提出中国民间办报的大彩印、大特块、大专题、大头像、大照片之大气派,称为中国新型报刊。死因是擅自与外资合作办报(瑞士荣格集团合资合办)。

惠州《现代生活报》,生于1993年,殁于1995年。该报曾以《观察中南海》专栏震动中国传媒界。死因与此有关。

深圳《街道》杂志,生于1993年8月,殁于1998年7月14日,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主办,主编许浩。死因是该刊1998年第7期的封底上了一个“半裸屁股的西方女郎”,深圳市委宣传部立即下令停刊整顿。后欲与《羊城晚报》合作未成而驾鹤西游。

深圳《开放日报》,生于1993年,殁于1995年,深圳南山区委与国务院特区办合办,死因为上面禁止地方与中央合作办报。

广州《中国金报》,生于1988年,殁于1999年。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死于行政干预经营不善。

广州《粤港信息日报》,生于1986年,“僵化”于1988年。广东省经委等八家单位主办;以号称“想总理之所想”,“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思想要解放一点”成为报界新税。因其副刊“粤港周末”频频发表出格言论,1998年被通报整顿,大批精英外逃,现进入“植物人”维持阶段。

广州《岭南文化时报》(周报),生于1994年,殁于1998年,曾以放论国是而震动高层,死因与此有关。

深圳《焦点》杂志(月刊),生于1994年,主编李梅,广东白马广告公司与深圳文联合办,休克于1997年,“植物人”至今,为《深圳商报》接办。

深圳《深圳画报》(月刊),生于1992年,“休克”于1998年底。体克原因是在改革20年纪念刊中转载了某出版社一书上一帧“六四风波”照片。2000年由《深圳商报》接办维持。现呈现出“植物人”状态。

除了这些死亡、僵化与休克的消息,书中还透露了另一种“变性”之死──1999年11月,新闻出版署出台了调整报刊机构,一部份报刊“向党报划转”的通知,于是《南方日报》“划转”了《广东价格报》和《现代体育报》;《羊城晚报》“划转”了《广东工商报》、《广东建设报》;《广州日报》则是早在这种正式并转通知下达之前,已把《南风窗》划到了手中。目前尚有《信息时报》与《粤港信息日报》仍在等待划转。

由于种种原因,书中对影响极大的《南方周末》反而进行了低调介绍,除了泛泛简介《南方周末》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影响,对该报近几年所遭遇的多次通报、多次检讨、多次“强台风”一字不提。同样,对于《羊城晚报》虽然在发行量广告额有所增长的介绍中,也没有提到该报“花地”副刊已名存实亡──改革初期吴有恒复刊《羊城晚报》时,“花地”那种启蒙思想的辛辣风格早已荡然无存,从这一个角度上说,《羊城晚报》的灵魂已是“七魂出窍”,虽生犹死。至于《深圳商报》在1989年停刊整顿后,弃商从政,被改造成一个只知唱赞歌的“市政府机关报”的内幕也都无力细说。

然而,尽管有这样多的疏漏,该书还是让人深深怀念邓小平!是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放开传媒,让人们大胆地去干!即便出了“春夏之交”风波,1992年也又掀起传媒大发展新浪潮,依然鼓励人们“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使中国传媒从“政治家办报”改革为“文化人办报”,“商人办报”,从“与假大空保持高度一致”变为了“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与希望”。试看上述“壮志未酬身先去”的改革媒体,不是在大胆探索民主监督、思想启蒙,就是在进行引进外资办报的现代经营尝试,那真是一个思想解放心潮澎湃的改革新时代。把这些历史细细回顾,人们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新世纪并非等于新时代,今日判断当代是否在改革,是否进入了新时代,有一个关键:就是看其时的传媒是否兴旺自由,是否宽松个性,凡改革之年,必然是传媒百花齐放千姿百态之年,凡专制之时,必然是传媒千篇一律,唯唯诺诺只诵“最高指示”的时候。“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当此神州大地重新提倡“政治家办报”之时,中国传媒一百八十度向后转,回到改革之前的老路上,《传媒中国》雪夜忆春晖,说一段改革传媒曾经风光的历史,无异于在念一篇中国“改革传媒烈士“的悼词,唱一曲“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挽歌。这是一个虽然没有追悼会,却有长篇悼词的年代。与历史上那既无追悼会,也无悼词的年月相比,可见一种国民性的进步。-原载新世纪(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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